三 儒學盛行

  世宗於吏治民生，極盡心力，講事功，實不講心性。晚乃遁入於禪，亦與世祖之學佛不同。自命為已經成佛作祖，無所於讓。其對儒宗，則敬仰備至，不敢予聖，蓋知機鋒可以襲取，理道不能偽為也。然所收純儒之效，遠遜康熙朝，即有數理學名臣，亦不過守先朝作養之餘緒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於雍正一朝。後唯末學欲以孔聖救亡復有過量之崇敬，則又非世宗時規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祠，祀位皆仍其舊。唯順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題「至聖先師」。康熙末，躋朱子於十哲，位卜子之次，而從祀增一范仲淹。蓋未嘗於文廟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於是錫木金父公曰肇聖、祈父公曰裕聖、防叔公曰詒聖、伯夏公曰昌聖、叔梁公曰啟聖。孔子父自元以來已封啟聖王，明嘉靖時改封公，此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則封王自此始。舊稱啟聖祠，今以啟聖王為祠中之一世，改稱崇聖祠。清世俗人則稱「五王祠」焉。二年，復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議一再上，於是復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縣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曰漢一人：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黃干、陳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曰明二人：羅欽順、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宋張迪。陸隴其仕康熙朝，卒於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過三十二年。隴其篤守程朱，身歿未久，而公論早定，可見聖祖所倡學風之純一。以立朝事實論，同寮（僚）間頗有異同，如李光地亦以講學名世，然於隴其之以爭捐納當罷奪官，即以其不諒時艱為罪。光地固以講學為投時之具者。不數年間，隴其之大名已定，非時論所能游移，則執德固而信道篤者獲伸於世。即清全盛時之學術，由此可觀其趨向矣。歷乾隆至嘉慶朝不改，於從祀不生異議。唯於乾隆二年，復元儒吳澄祀。三年，升有子若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顓孫子師，不過取其相配平均耳，余無他異。

  雍乾間之儒學，天子不自講學，唯以從祀示好尚，於學術亦有影響。湯斌之人品未必下於陸隴其，然以其學尚陸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從祀。清之中世，理學守門戶甚謹，於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學阿世，亦自謂從事程朱，正投時好耳，其語錄謂湯斌以不好朱學，故不甚讀朱子書。光地指朱子上時君言事之書，謂龍逢（逄）、比干不是過，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黃，決非事實。湯何嘗不服朱子，唯受學於孫夏峰，宗為陸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諫之長，而後服之。朱子處仁弱之世，寬大之朝，縱獻直言，決無殺身滅族之禍，正誼明道之君子皆能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處。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時尚，與乾、嘉以前理學宗傳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篤信謹守，自是學術趨於一途，雖豪傑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為厲世摩鈍之用，則專為學的亦已足矣。湯斌等自信陸王，初不與程朱相詆毀，此即太平氣象。人品不足企陸隴其、湯斌，而朱、陸異同，爭辯不息。「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此其驗矣。

  雍乾間儒學無爭辯，而餘事則昌明文學。清沿前代用科舉制，又沿明代以八股為科舉取士之用。聖祖以身自向學，使天下承風。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學問。其振興文教之事，則於雍正十一年正月，諭各省建立書院，各賜帑銀一千兩為倡，余令各該省督撫豫籌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銀內支用。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云云。諭中又言：「各省學校之外，每設書院。臨御以來，未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此為省會遍設書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縣學，是為學校制。學官本為課士而設，後不能舉其職，乃移其事任於書院。夫使回復學校初制，士以學官為師，似不必盡侍書院之山長。然延師之道，不可以資格拘，就舊日任用學官之法，求為士子得師，事必無濟。又為士人求學而不出鄉，聲氣雖通，見聞不廣，終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年間故事。是詔未定試期，應詔薦舉者人數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諭速行保薦，乃於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試。十月，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複試續到博學鴻詞，授萬松齡等四人為檢討、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頗與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內不但以入彀者為榮，即應試報罷之人，亦享高名於世。科目有靈，即國家無故，此亦世運隆替之徵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於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詔示學人，如高宗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亘古所未有。蓋其搜羅之富，評隲之詳，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四庫全書》之起源，以安徽學政侍讀學士朱筠於乾隆三十七年，奉購訪遺書之詔，奏陳四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內閣議覆內稱「《永樂大典》一書，系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冊。舊存皇史宬，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扃貯既久，卷冊又多。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在存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等語。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設辦事之所，並擬定條例進呈。」奉旨：「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是《四庫全書》之取名，本為輯《大典》中軼書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間，辦理《四庫全書》處又奏「遵旨排纂《四庫全書》，仰蒙皇上指示，令將《永樂大典》內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將內府所儲，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併匯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等語。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庫全書》，帝早有編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庫全書》名實相稱。是為今存《四庫全書》辦理之原委。又其必為提要，最為四庫館中裨益藝林之偉舉，其端亦自朱筠發之。其奏陳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後來提要規程，實定於此。朱筠與弟大學士朱珪齊名，性情品行，學問文章，具載清《國史·儒林傳》。私家為作傳記尤多，清史不應無傳。他且不論，即此《四庫》開館、《大典》輯軼兩事，皆自筠發其端，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應不有傳載，而《清史稿》竟遺之，此為遺漏之最難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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