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初治河，必兼治運

  清興，治河有名者，世祖時即用楊方興、朱之錫二人，先後為總河。其時無所謂科學，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經驗。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廉潔則所費國帑，悉數到工；勤懇則視工事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無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禍。有此二者，其收效恆在徒講科學者之上，蓋雖精科學，仍當以廉潔勤懇為運用科學之根本也。方興、之錫皆足以當之。

  河患恆在大亂之後，兵事正殷，無能顧及此事也。清興，治河有名者，世祖時即用楊方興、朱之錫二人，先後為總河。其時無所謂科學，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經驗。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廉潔則所費國帑，悉數到工；勤懇則視工事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無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禍。有此二者，其收效恆在徒講科學者之上，蓋雖精科學，仍當以廉潔勤懇為運用科學之根本也。方興、之錫皆足以當之。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七月即命方興總督河道。十四年乞休還京師，所居僅蔽風雨，布衣蔬食，四壁蕭然。代者即之錫，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時總督朱昌祚奏之錫遺績言：「之錫治河十載，綢繆旱潦，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受事之初，河庫儲銀十餘萬，頻年撙節，見今財庫四十六萬有奇。及至積勞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實，非溢美也。徐、兗、淮、揚間頌之錫惠政，相傳死為河神。乾隆時，高宗巡視河工，順民意封「佑安助順永寧侯」神號，春秋祠祭，民稱之曰朱大王雲。後數年乃得名河臣靳輔。輔任總河在康熙十六年，時吳三桂叛，諸藩、諸降將響應，兵事極棘，河道不治，先後潰決，淮、黃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縣淹為大澤，淮水全入運河，清口涸為陸地。十六年略有轉機，中原已無動搖之象，而輔以先任皖撫，帝獎其實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為河道總督。輔到官，即周度形勢，博採輿論，為八疏同日上之。議疏下流，治上流，塞黃、淮各處決口，規劃甚備。又議經費所出，計需銀二百十四萬八千有奇，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賦十之一，工成後由淮、揚被水田畝涸出收穫，及運河通行經過商貨徵稅補還。又議裁併冗員，明定職守，嚴河工處分，諱決如諱盜例。又議官吏工成優敘。複議工竣後守堤兵役。期二百日畢工，日用夫十二萬三千有奇。當時工料之賤如此。而廷議以軍興難其事，謂募夫太多慮擾民。帝命輔熟籌，乃寬其期限為四百日，運土改用車馱，募夫可減至四之一。廷議允行。於是治河始有徹底之計劃。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謀增賦，議淮、揚已漸有涸出地畝，除丈量還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時論以為有礙民業，乃不直輔，而所修之工亦有小決處，河水亦未盡復故道，輔自請處分。部議當奪官。帝命輔戴罪督修。部又以決口議令輔賠修。帝以賠修非輔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聽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議者謂：「下河被水，輔乃築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於高處，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規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輔甚厲。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龍、湯斌皆是。帝詢淮、揚仕京朝者，侍讀喬萊等亦右成龍。而輔堅持堵築，謂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從眾議，令侍郎孫在豐董浚口之役，發帑二十萬專任之，總河仍任輔。輔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轉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為患。」持之甚堅。言官劾輔請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鯀，又言屯田累民，並及其幕客陳潢，罪狀無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輔，同時劾大學士明珠，直聲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輔，以故輔之功罪，時論頗不定，至今記載中尚然。帝諭廷臣：「輔挑河築堤，漕運無誤，不可謂無功；屯田事亦難逃罪。近論其過者甚多，人窮則呼天，輔不陳辯朕前，復何所控告耶？」時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門，召輔與成龍、琇等廷辯，輔、成龍於築堤浚口各持所見不相下，琇獨言輔屯田害民。輔引咎，遂坐罷，諸右輔者並降謫有差，陳潢亦坐譴。

  清初治河，必兼治運。元明以來，建都在北，而糧從南來，運道獨恃一水。運河絕黃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顧運，視今海陸皆有輪軌為交通情形迥異，故瞻顧尤多。輔既治河，又以漕運向有河運一節，蓋清口而上，漕艘行黃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運。輔以避風濤之險，自駱馬湖鑿渠，歷宿遷、桃源，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對清口僅行黃河數里，即入中河，直達張莊入運。此與明初陳瑄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謂之清口者，為淮南北兩大功。當築堤浚口兩論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績，故不獲罪。後在豐浚口功卒不就，成龍等亦皆認主張之非。三十年，帝復思起用輔，而輔以老辭矣。帝於三藩平後，即親視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兩次南巡，皆閱河，益獎諭輔。及是，帝言：「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務不得人，必誤漕運，及輔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紆數年之慮。仍命為總河，輔辭，疏請前此繕治所未竟者數事並疏請復陳潢官，並起用前坐累同貶之熊一瀟、達奇納、趙吉士三人。旋卒，賜祭葬，諡文襄。帝之治河，謂能一勞永逸，非也，然愛惜人才，曲盡眾論，有疑義則身臨決之，一時理想之說，朝野沸騰，未嘗熒聽而輕罪爭執之人，兢兢業業於武功告成之後，在帝尚為盛年，而持重有為若是，可謂有道之氣象矣。陳潢者，杭州才士，輔過邯鄲呂祖祠，見題壁詩署潢名，異之，蹤跡得潢，禮之入幕，輔所建白，多自潢發之。帝首次南巡閱河，問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為佐，以潢對。後輔疏言潢佐治十年勞，授潢僉事道銜。郭琇劾輔連及潢，逮至京卒。後以輔疏請復其官。生平言河務，有友人張靄生次而述之，為《治河述言》十二篇。聖祖為閱河而始巡幸，亦與高宗之侈游觀勞供頓者有不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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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奪淮數百年，淤墊已甚，至道光間岌岌不可終日，士大夫以籌河為急務。河底已高於平地逾丈，賴堤以夾之，行全河於人家屋脊之上，斷無可以安心之理。於是議者爭言改河。或謂堤外築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為堤之一面。或謂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礙難行，徒有議論駁辯而已。至咸豐五年，河決蘭陽銅瓦廂，奪大清河入海，始聽其自然改道。當道光間，所爭議而得行者，唯築壩改用石為用磚，事易實驗，然且勘駁停廢，爭而後復。其實用石擁堤，亦起於嘉慶之末，而行於道光之初。初用石時，亦多異議，既用石十餘年，議者亦以石為便，而反對磚。總之，胥儈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學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則以經驗而得善法，中樞無定識，往往易於動搖。略志之，以見科學未明時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於水，以地域水，所謂堤工，不過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墊而已。其時即有護堤之法，大約堤內隔若干距離，置一當水之物，使水不直衝堤土，蓋視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當之沖，則為之布置當沖之物也。舊法束柴秸為之，其形如掃，遂名之曰埽。嘉慶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費糜，於長河埽工挺險處所兼以碎石填護，埽遂無失，秸值亦平，遂奏減值十之一。又奏御黃、束清兩壩，址過深，請積石基之，俱有效。而胥儈側目，異議蜂起。世序言：「昔賈讓策言：『為石堤五。』師古云：『聚石堤旁衝要之處，激去其水。 』《水經注》載王誨言：『大河以竹籠石、葦葺土為遏，壞敗無已。請疏山採石，迭以為障。』工防宜石，古籍顯著。」為固工節帑計，遂於道光元年，與總督孫玉庭合奏，略云：「徐城舊有護堤碎石，即濱山工埽，亦以填護墇御湍溜，碎石既利於徐，於長河宜無不利。夫河防平時恃埽，水盛沒灘始恃堤，至河流紆曲，溜勢逼堤，則又恃埽衛堤。埽壩專用柴秸，即堅實亦易朽腐，每歲拆舊使新，費倍力殫。自間埽填石，上下均倚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則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緩無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鞏固。故有石之埽，恆少蟄陷；其上下無石之埽即朽塌，補築亦易為力。難者謂石數衝擊，漸入中深，恆病梗閼。不知南北堤相距千餘丈不等，至狹率七八百丈，河流經者不過二三百丈，余盡灘淤旁溜，遷徙靡常，攻塌南堤，則北堤生灘，逼扼此堤，則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則溜且去而刷灘。夫以廣千丈之河，豈懼此十餘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獨埽前溜激，始鎪齧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護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歲行之為例。」時議始息。此河工用石護堤之一爭議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東河道，時串溝久為河患。串溝者，在堤河之間，始僅斷港積水，久而溝受河，又久溝尾入河，於是串溝遂成支河，而遠堤十餘里之河，變為切近堤身，往往潰堤。毓美蒞任，乘小舟周曆南北兩岸，時北岸原武泛串溝，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堤下。兩泛素無工，無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毓美乃收買民磚，拋成磚壩數十所。工甫就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堤不傷，於是始知磚之可用。疏陳辦理情形，以圖說進，尋奏請設窯造磚。御史李蓴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肅親王子尚書敬征赴東河查辦，並令李蓴隨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輿論，用磚搶辦險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製水，鑲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剛。碎石質重體堅，取其剛以制柔。磚本土成，可濟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成，斷難堅實。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應請停止。燒磚已停，應以改辦碎石為急務。請自本年始，將豫（預）提防險銀十萬兩，盡數採辦碎石，限明年伏汛前運工。其舊例於添料銀十萬兩內，以六成購石，仍照常發辦。」奉旨「如所請行」。毓美疏爭言：「豫省歷次失事，皆在無工處所，堤長千里，未能處處籌備。一旦河勢變遷，驟遇風雨，輒倉皇失措。幸而搶護平穩，埽工費已不貲，鑲埽引溜生工，久為河工所戒。昧者轉謂非此別無良策。查北岸為運道所關，往者原陽分溜，幾掣動全河，若非用磚，費何可數計？今祥符下汛，陳留一汛，灘水串注堤根，形勢正與北岸同。濱河士民，多有呈請用磚者，誠有見於磚工得力，為保田廬，情至切也。夫事有益於民，斷無不利於國；特事近於創，難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眾議紛如，良由工程平穩，用料減少，販戶不能居奇；工簡務閒，遊客幕友不能幫辦謀生，是以妄生浮議。賴聖明獨斷，敕下東河試辦，至今永慶平成。

  惟（唯）自用碎石，請銀幾七十餘萬兩，嗣改辦六成碎石，然因購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經費仍未能節省。自試辦磚，三年未生一新工，較前三年，節省銀三十六萬。蓋豫省情形與江南不同，採石只濟源、鞏縣，採運維艱；磚則沿河民窯不下數十座，隨地隨時無誤事機。且石性滑，入水流轉；磚性混，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磚塊直（值）六兩，石價則五六兩至十餘兩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尺磚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均實。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磚重九千餘斤。是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拋磚一方，可當石兩方之用也。或謂磚塊入土易損裂。不知磚得水更堅，拋成磚壩，一經游泥，即已凝結。或謂拋築磚壩，近於與水爭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爭。自來鑲埽之法，堤前必先築土壩數十丈，然後用埽鑲護，磚則無須乎埽。師土壩之意，不泥其法，拋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築土壩而不可築磚壩者。所占河面無幾，安得有與水爭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則險，水淺則平；水近則險，水遠則平。自拋築磚壩，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淺且遠。尚書敬征來豫，據道廳密稟，謂『磚辦險工，未可深信』。連年水小，未敢自謂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漲，較二年、十二年尤為猛迅，磚壩均屹立不移，並未出險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間儀睢廳、秋間中河廳河水下卸，塌灘匯壩，搶鑲埽段，旋即走失，因磚拋護，均能穩定。磚辦險工，較鑲埽更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灘陷不能鑲埽，馬工失事，因補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磚，運磚易於運石，則費省而工已固矣。各廳有工之處，皆易為力；惟（唯）無工之處，串溝隱患，必應未雨綢繆。若於黃沁下南豫（預）儲磚塊，則可有備無患。應儲之磚，仍令向民間採買，不必廳員燒造。此外別無流弊。」疏入，奉諭：「該河督既確有把握，朕即責成辦理。」毓美又言：「從前治河用卷埽法，並有竹絡、木囷、磚石、柳葦，自用料鑲埽，以秸料為正宗，而險無定所，亦無一勞永逸之計。緣鑲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過數尺，鑲埽數段，引溜愈深，動輒數丈，無工變為險工。溜勢上提，必須添鑲；溜勢下坐，必須接鑲。片段愈長，防守愈難，新工既生，益形勞費。埽工無法減少，不得已而減土工，少購碎石，皆為苟且因循之計。自試拋磚壩，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護舊工，無不卓有成效。且磚工不特資經久，而堆儲亦無風火堪虞，從此工固瀾安，益復培增土工，專用力於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無衝決之虞。」宣宗嘉納之。巡撫牛鑒入覲，諭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為用磚之又一爭議也。

  漕運之制，未行海運以前，為承明代軍運之法。明軍制遍設衛所，復唐府兵之舊，而漕則始由民運，後乃兌與衛軍。明代軍制既紊，除邊衛尚有任戰之軍外，腹地衛所，有漕之處尚充運，其餘調充班軍，只以供役。萬曆末年以後，衛兵不可用，紛紛招募，兵已重出，餉已不盡由於各衛之屯田。屯田亦輾轉侵變，原額紛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則招降之官兵及群盜，不編為漢軍旗者，悉隸綠營。向所謂衛所屯田之軍，不任戰守之事，唯於有糧運之處仍任運糧而已。

  《清通考》：「順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衛設守備一員，兼管屯田，量設千總、百總，分理衛事。其原設指揮、副指揮等，俱裁去。改衛軍為屯丁。凡衛所錢糧職掌及造船事務，並都司、行都司分轄，皆仍舊。七年，令衛所屯田，分有無糧運科征。先是衛所屯田，分給軍丁承種，因有操演、城守、捕盜、領運之責，科征較民地稍輕。至是裁汰衛軍，凡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征；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照州縣民田例，一體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貼運之例。浙江金鄉等衛，有屯無運；杭、寧、溫、台各衛，嘉、湖、嚴、衢各所，有屯帶運；金華等所，處、紹等衛，無屯有運，應均算津貼。向例漕船一般，派屯田一百五十一畝有奇。今議定帶運衛所，照數分派，余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至有屯無運衛所，若有願運者，照例給田僉運；若無領運者，計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運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額，定每船給田一百一十三畝。」

  此清初以來規定之漕制。至道光時漕事弊極，其大弊與河患相連，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論政之可為炯戒者。蓋屢次開捐，到省候補之員多，無缺可補，則以差委為調劑。鹽、漕、河，皆容納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論，據當時包世臣《剔漕弊說》：「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別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趲，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州）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委之花戶。兩處所費不貲。又一總運費二三萬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費皆浮於千金。又沿途過閘，閘夫需索，一船一閘，不下千文。故幫丁專定運糧，其費取給於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此幫丁之受朘削於大吏也。」又據江督孫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厫即已滿貯。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須先兌。每借看米色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兌，致使糧戶無厫輸納，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口米色未純，停兌喧擾。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 」此旗丁於受兌前刁制州縣之弊。「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過關出自尖丁。尖丁者，積年辦事旗丁也，眾丁及運弁皆聽指揮。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州縣不遂其欲，則通關勒靳不交，至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此弁丁於既兌後刁制州縣之弊，此州縣之受勒索於幫丁也。又據江督蔣攸銛《擬更定漕政章程疏》：「州縣既須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包戶挾制。縉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生監之米，謂之科米；素好興訟之米，謂之訟米。縉紳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並有虛收給串，坐吃漕規，以圖買靜求安。受制於刁衿劣棍，仍取償於弱戶良民。良善鄉愚、零星小戶，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賄托包戶代交，較自交加五六之數，所省實多。包戶日多，鄉戶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漸趨於莠。吏治民風土習，由此日壞。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積重無已之實情也。」

  至運河受黃河之累，當嘉慶間，已成不可救藥之勢。《清史稿·河渠志》：「嘉慶十四五年間，淮、揚、運河三百餘里淺阻，兩淮鹽政阿克當阿請俟九月內漕船過竣，堵閉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議，覆稱：『近年運河淺阻，固由迭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黃水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暢出敵黃，並分流濟運，則運口內新淤不得停留，舊淤並可刷滌。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運河為事，恐旋挑旋淤，運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勢愈猛，決堤吸溜，為患滋多。』命尚書托津等偕河督勘辦。」此勘辦未言結果，蓋河無辦法，運河終無辦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慶之季，黃河屢決，致運河淤墊日甚。而歷年借黃濟運，議者亦知其非計，於是有籌及海運者。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籌議海運，群以窒礙難行，獨大學士英和有『通籌漕、河全局，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之議。下所司及督撫悉心籌劃，卒以黃、運兩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詔於明年暫行海運一次。」時議論之士多有力促海運之成者。齊彥槐有《海運南漕議》，謂：「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滋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柁（舵）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無慮。出吳淞迤南多磯島，水深瀾巨，非鳥船不行；迤北多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鳥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不能越吳淞以北也。不足慮者一。沙船聚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須銀七八千兩，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號，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至上海年千餘萬石。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數，不過百之一。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視江寧、清江為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為說也。不足慮者二。秦、漢、唐漕粟入關，未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官漕之說，諒亦雜雇民船。國家除南糧外，百貨採辦，皆官與民為市，且間歲有採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僱船未嘗非政體，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百餘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伙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今若於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於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一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定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免費、津貼、旗柁（舵）名目，借詞浮勒，一舉而眾善備。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陳錢，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游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淀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阻滯，挽行順速。惟（唯）裝卸及發水腳，若任吏胥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端意，了此一節，亦非難事。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舵）水，清查屯田，皆有條理可循矣。」

  彥槐在嘉慶季年上此議於蘇撫，蘇撫召與詰駁，終以不必改章為言，寢其事。至陶澍撫蘇而辦海運，世以鹽、漕兩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議也。當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挽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嘉慶間駁斥之海運議復興。當嘉慶時，蘇撫之寢彥槐議，亦承朝旨而然。蓋勒保督兩江，時有患運河阻滯建議海運者，勒保挈浙江大吏會奏海運十二不可行。於嘉慶十六年奉諭「海運既多窒礙，惟（唯）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盈絀不齊，惟有起駁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等語。明旨煌煌也。海運議再起，詔江督、漕督、蘇、浙巡撫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其時前任江督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駁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帝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霉濕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查，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遷延半載不決。會澍由皖撫移蘇，與總督琦善奏言：「海運雖屬創行，海船實所熟習。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涌貴而谷陡賤，恐官民交困。請以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則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駁費巨，仍由河運。」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徠商船，籌議駁運兌裝等事。澍又親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運米百五六十萬石。朝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於天津，復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留難需索諸弊。海道水師會哨防護，並如十餘年前齊彥槐所議。六年正月，各州縣駁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損。穆彰阿赴驗米色，瑩潔遠過河運。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戴，皆踴躍過望，先後共享銀百餘萬兩。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此商民具有組織能力，而國家始利用之；書生具有政治通識，而公卿能採取之，皆世運之漸變也。明年，江督蔣攸銛再請踵行，而朝議以河湖順軌，又不許。歷二十年，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二十六年，詔復行海運，始為常例。至輪船通行，益無風險之說，而招商局且攬為國營公司專利，不許外國商船承運，則無復河運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議論，且交通既便，亦毋庸議漕，而古來代有煩言，清世於道光朝作一改革，在當時為極可記載之事實，描述之，以見昔人知識之無法驟開，而士大夫之明通強千者，能救一時之弊，已不可謂非難能可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