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順治朝為人詬病之政事

  世祖朝為人詬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兩事。此為國初瞻徇滿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時，督捕逃人歷時較久，相傳為清朝之罪惡，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據《東華錄》及《史稿·世祖紀》，諭戶部清查無主荒地，給八旗軍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餘日己未，順天巡按柳寅東奏已言清查無主地，麵條陳其圈換五便。則朝議當已發動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監吳添壽等請照舊例遣內員徵收涿州寶坻縣皇莊錢糧。攝政王諭：「差官必致擾民，著歸併有司另項起解。」是為畿輔原有明代不屬民有之地，發動於內監，思擅其弊藪，有此自效，而攝政王不從。近畿皇室及勛貴本系占奪民間之地，已經積久，取以給入關之旗軍，未為不合。自朝議將定，柳寅東始以圈換為請，則紛擾起矣，然亦圖一勞永逸耳。寅東奏言：

  無主之地與有主之地犬牙相錯，勢必與漢民雜處，不惟（唯）今日履畝之難，日後爭端易生。臣以為莫若先將州縣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滿洲自占一方，而後以察出無主地與有主地互相兌換，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疆理各別而後可。蓋滿人共聚一處，阡陌在於斯，廬舍在於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滿人漢人，我疆我理，無相侵奪，爭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賦，各自承辦，滿、漢各官，無相干涉，亦無可委卸，其便三；處分當，經界明，漢民不至竄避驚疑，得以保業安生，耕耘如故，賦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換者換，漢人樂從，其中有主者歸併，自不容無主者隱匿，其便五。

  此奏下戶部詳議速覆，越十餘日，諭行清查撥給，則以滿、漢分居各理疆界為言，則用寅東策矣。是為圈撥所由起。若但撥無主地，即無所謂圈矣。

  諭戶部：「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予）；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然此等地土，若滿、漢錯處，必爭奪不止，可令各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

  圈而後撥，其兌換能否公平，當視承辦之長官。然動必有擾，自不可諱。至外省駐防，亦有故明藩府莊田等在。又有滿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韓慕廬所記蘇州城內所居里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軍興時之變態，不足論矣。夫圈地之擾，若清代竟永遠行之，其國祚必不能如此之久。當開國時不得已而暫行，則在歷史上固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較之明代溺愛子弟，向國民婪索莊田者，尚較有羞惡是非之心。至後來之永停圈地，則在康熙年間，其時親貴已漸就範，不需屈法以奉之，故於康熙二十四年，有順天府府尹張吉午一奏，戶部不敢議准，而聖祖特旨俞允，此可見圈地一事之可已則已，清於病民之政，實未嘗如明代之甚也。

  《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戶部議覆；『順天府府尹張吉午奏，請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間開墾田畝，永免圈取。應不准行。』上諭大學士等：『凡民間開墾田畝，若圈與旗下，恐致病民，嗣後永不許圈。如旗下有當撥給者，其以戶部見存旗下余田給之。』」

  （二）逃人。當清室在關外，為明建州衛時，往往掠漢人為奴，視為大利。被虜者逃至朝鮮，朝鮮輒解送中國，建州恨之，時為寇於朝鮮，以為報復。此積世糾纏之事，具見《朝鮮實錄》。太宗既以兵力壓伏朝鮮，乃嚴約不許解送，而漢人尚有逃入朝鮮以求庇者，朝鮮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視中國人為奴，私自縱還中國者，清必予以重罰。是為滿洲督捕逃人舊法。入關以後，各旗風習如故，所欲得保障於國家者，以有逃人法為最要。而其時則情偽又不同，因立法之嚴，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為厲民之大者。世祖雖知之，時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違國俗，拂眾情也。《史稿·李裀傳》獨詳此事，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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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以俘獲為奴僕，主遇之虐，輒亡去。漢民有願隸八旗為奴僕者，謂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議，匿逃人者給其主為奴，兩鄰流徙；捕得在途復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過嚴，命再議，仍如王大臣原議上。十二年，裀上疏極論其弊曰：「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名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猶兵與民，不得不分；州縣追攝逃亡，猶清勾逃兵，不得不嚴核：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洶懼，有傷元氣，可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眾，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東人為奇貨，挾以為囮。殷實破家，奴婢為禍，名義盪盡，可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願，即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即傷一人之培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今乃用逃人法戕賊之乎？可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但欲窮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雞犬不寧。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瓜蔓相尋，市鬻鋃鐺殆盡。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為皇上赤子？可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為然，饑民流離，以譏察東人故，吏閉關，民扃戶，無所投止。嗟此窮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斃？可為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溝壑。強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迫逐，勢必鋌而走險。今寇孽未靖，招撫不遑，本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為痛心者七也。臣謂與其嚴於既逃之後，何如嚴於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請敕今後逃人初犯即論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當仿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於面臂刺字。則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後十餘日，下王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上弗許，改議杖，徙寧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陽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過苛重，絀王大臣議罪裀。十三年六月，諭曰：「朕念滿洲官民人等，攻戰勤勞，佐成大業。其家役使之人，皆獲自艱辛，加之撫養。乃十餘年間，背逃日眾，隱匿尤多，特立嚴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連數家，以無知之奴僕而累及官吏，皆念爾等數十年之勞苦，萬不得已而設，非朕本懷也。爾等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爾能容彼身，彼自體爾心。若專恃嚴法，全不體恤，逃者仍眾，何益之有？朕為萬國主，犯法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後宜體朕意省改，使奴僕充盈，安享富貴。」十五年五月，復諭曰：「督捕逃人事例，屢令會議，量情申法，衷諸平允。年來逃人未止，小民牽連，被害者多。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將殷實之家指為窩主，挾詐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認領，指詭作真。種種詐偽，重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橫行，許督撫逮捕，並本主治罪。」逃人禍自此漸熄（息）。

  《裀傳》所載，其奏疏見蔣氏《東華錄》，而王《錄》不載。世祖兩諭，則王《錄》有之，蔣《錄》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據《實錄》不書裀奏，蓋不欲彰當時之過。裀意重治逃人，並不責旗下主家，而已為滿人所忌恨如此。可見入關後之逃人，絕非關外時之比，乃恃國家設立重法，而旗下奸人與民人之黠者合成訛詐之局。原立法止罰重窩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護還歸之家奴，仍為舊主操作。奸人於是專放囮誘，投殷實之家寄宿，即以窩主誣之，以遂其索詐取盈之計。故重處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旗下之囮也。順治間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頗多，不能備錄。唯其漸次救正，《裀傳》言由於世祖之兩諭，觀其事實，則順治朝猶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時乃並無所事於督捕，則弊根為已拔矣。茲先詳督捕衙門之設立。

  《史稿·魏琯傳》：「八旗逃人，初屬兵部督捕，部議改歸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時琯為大理卿。乃設兵部督捕侍郎專董其事。」時即以琯為督捕右侍郎，見《東華錄》十一年正月甲辰。《琯傳》失載，《貳臣·琯傳》亦失載。

  清《國史·吳達禮傳》：「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眾，增設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專理緝捕事，擢吳達禮為左侍郎。」

  《史稿·職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滿左侍郎、漢右侍郎各一人，漢協理督捕太僕寺少卿二人。尋改左右理事官滿漢各一人。滿漢郎中各一人。員外郎滿洲七人，漢軍八人，漢一人。堂主事，滿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漢主事六人，司獄二人，分理八司（當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營將弁隸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員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併入刑部，刑部止設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順治朝以八旗逃人為一大事，至兵部內專設衙門，而以京畿巡捕三營隸焉。官職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無所不至。魏管以職掌論逃人事，流徙尚陽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繼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是論罪並不依律，但旗人以為可惡，即當論死耳。世祖亦曲從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於戍所，故逃人事實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葉，已盡革此衙門，並刑部，僅為一司，所掌乃與各省應捕逃犯為同等，且旗下竟無逃人案，督捕司對旗務，轉以防禁旗人無故離京為專責，則立法已平，旗人無所利於逃人，國法亦無所庇於縱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滅。則一時之弊害，特國基未固時有此，尚非一朝怙惡不悛之事，如明之廠衛閹人比也。

  世祖朝於明季朋黨相攻，概不願理其說。馮銓為閹黨，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輒罪言者。當時用銓，取其明習故事，內閣票擬等明之舊法，由銓復行之。從前邪正派別，固非所當問。又其招降納叛，封賞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與同盡者甚多。此亦見定天下之氣度，能使武夫悍將，釋甲來歸，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勸，檢《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見。舉一最顯之事為例。如牛金星，為李自成丞相，明國亡君殉，皆系此人。當自成據燕京時，金星以宰相之威福，記載洋溢，逮自成敗後，金星歸宿，世頗忘之。《史稿·季開生傳》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並世祖之優容焉。《若柱傳》如下：

  若柱疏言：「賊相牛金星，弒君殘民，抗拒王師，力盡始降，宜嬰顯戮。乃復玷列卿寺，靦顏朝右。其子銓同父作賊，冒濫為官，任湖廣糧儲道，贓私巨萬。請將金星父子立正國法，以申公義，快人心。」得旨：「流賊偽官投誠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應議處。」遂罷歸。

  以糾舉金星為不合理而削職，似乎獎奸，然其時天下擾攘，方事招徠，以散亂勢。若柱，陝西蒲城人，順治四年進士，自庶吉士改給事中。則此必改官後所奏，事在世祖親政前後，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願歸者可以無疑矣。此所謂「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漢高所以為豁達大度，如此類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視為奇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