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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狎妓、捧戲子、賭博這一類事以外，自命風流或附庸風雅的人，則進而搜集古董書畫，沾沾自喜，號為「收藏家」。明代前期稱這一類人為「愛清」。陸容說：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68

  嘉靖以後，此風大盛，巧取豪奪，無所不至。沈德符說：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葉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相國父子（嚴嵩、嚴世蕃），朱成公兄弟（朱希孝、朱希忠），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張江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69

  嚴家籍沒後，抄沒清單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子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70這些書畫的內容和源流都具見於文嘉的《鈐山堂書畫記》。71內中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畫，據李東陽的《懷麓堂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四藝蘅《留青日札》和《鈐山堂書畫記》、錢謙益《初學集》等書的記載，此圖的主人有宜興徐氏（溥）、西涯李氏（東陽）、陳湖陸氏、崑山顧氏（懋宏）、袁州嚴氏（嵩）、內府、嘉禾譚梁生等主人。徐、李、嚴三家都是宰輔，陸、顧則為世族。72由此可見這時代這風氣之盛！可是從學術的立場看，這時代人對於古物的態度只是一種玩意、珍寶，收藏的風氣雖盛，研究的成績像兩宋的《集古錄》《金石錄》《鐘鼎彝器款識》《東觀餘論》《隸釋》，講形制，講花紋，究文字，正史實的著作，卻一部也沒有。金石學、考古學的成為專學，直需等到下一個對明學反動的清代，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強地說，這時代人對金石學的貢獻，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給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礎。

  他們另外一種興趣是刻書，由於上文所說「書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進京時的人情或賄賂都以新刻書為貴，於是各地競相刻書，各官競相刻書，刻前人著作，刻經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叢書，刻類書。書籍數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說是這時代對於近代文化的一大貢獻。我們試讀明初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這一段時期書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難得。這種情形直到正德末年還是無大進步，顧亭林說：

  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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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正德以後，隨吏治風氣之日壞而刻書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壞，所刻書日益濫，內容蕪陋，災梨禍棗，嘉靖時唐順之至大聲疾呼抨擊此等陋習，他指出當代文集之多而濫說：

  仆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減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竹木煤炭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

  他又說：

  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做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做此業障也。74

  又說：

  今世所謂文集者，遍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做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亦可謂木災而已。75

  可惜他身後仍然有閒人替他刻文集，刻雜著，做此業障！其實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濫而已，叢書、類書也一樣。刻書到無新書可刻，而又非新書不夠炫耀，不夠送「禮」時，只好偷工減料，雜抄、類書應市。或者取巧，竊取已刻叢書，截足去腕，改頭換面，偽造作者和書名，作為一新叢書面世。欺世盜名，貽誤學者，明代後期刻書之草率，和類書、叢書之餖飣瓜剖，惡劣萬狀，原因就在於此。

  再就現存的明人文集而論明代的文學，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說到底還是曾經鑽研經史，博讀子集，學有根底的。自科舉興而開始有不讀書的風氣，士子除「四書」以外，不讀他書。到中期王世貞、李攀龍反抗這潮流，提倡復古，不讀唐以後書，唐以前的書，《史》《漢》諸子還是非讀不可的。到後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鍾惺、譚元春力反王李之說，遍主唐宋，文壇上有公安體、竟陵體之目，卻索性唐以前也不讀，唐以後亦不讀，空疏之上加上淺薄，矯揉造作，模仿晉人語調，造一二雋語，今人名之為小品文。其弊正如禪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會一兩句口頭禪，會喝會打，便可自命禪學，機鋒。這是八股制度所產生的機鋒文學，也是亡國文學。

  由於鄉里的、同年的、同門的觀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黨立派，鄉誼重而國事輕，年誼重而是非亂。談遷說：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埈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台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白高、歸德侯執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鶩，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76

  大致地說，可以分為東林和非東林兩派：

  萬曆三十八年（1610）……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昆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織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挑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77

  非東林系統複雜，即東林亦以地分左右：

  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78

  東林黨人多名儒學者，以講學相高，其意見往往可左右政治。非東林則多不為物論所予，為東林所攻擊，窘而附於內廷的閹宦，由此又成為外廷的清流和內廷的閹人爭奪政權的局面。兩方互相排擠攻擊，爭門戶，爭封疆，爭「三案」，爭京察，不勝則糾紛錯雜，不可究詰，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於不顧。這一階級是大明帝國政權的基礎，基礎崩潰，所建設的政權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輕一點的舉、貢、生員，貴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黨立派的刺激，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顧公燮說：

  文社始於天啟甲子（1624）張天如等之應社……推大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復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於復社。79

  其學風好糅雜莊老，混合儒釋，顧亭林說：

  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老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80

  空談性命，不切實際。有講求經世實用之學者則共目為迂，為疏，為腐，陶奭齡說：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俗。於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仿，以求入於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81

  以抨擊剿襲為能事，一書新出，即有一書譏評之，詩文則仿效時賢，亦步亦趨，了無生氣。82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

  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也。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志經世家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83

  這上下兩代人有四字寶訣，在登政府時應用，曰調停，曰作用，于慎行說：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為方，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84

  甚至以留心國事為多言多事：

  編修倪元璐屢疏爭時事。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雲。85

  又有三法，謝肇淛說：

  今之仕者，為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閈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86

  我們可以學他的話說：明代之無學術事功，是由於這個特殊的社會重心，這個特殊的新仕宦階級所構成的社會風氣和制度。由於這種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學是讀書取科第，做官要貪污，居鄉為土豪。學術不能療貧，事功不能致富，則此時代之無學術事功，正是此時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1943年1月10日於昆明瑞雲巷三號

  注釋：

  1.《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九。

  2.《垂光集》卷一，《論治化疏》。

  3.《承啟堂稿》卷二六，《故錦衣黨藍田墓志銘》。

  4.田藝蘅：《留青日札》。

  5.《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

  6.《涌幢小品》卷九。

  7.《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8.《徐文長文集》卷二〇，《贈婦翁潘公序》。

  9.《楊文弱集》卷三三，《訪據疏》。

  10.《堵文忠公集》卷二〇，《救時二十議疏》。

  11.《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

  12.《萬曆野獲編》。

  13.王崇簡：《冬夜箋記》。

  14.參見田藝蘅：《留青日札》。

  15.參見《明史》卷三〇七，《陸炳傳》。

  16.參見林時對：《荷鍤叢談》卷四。

  17.《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

  18.《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19.《消夏閒記摘抄》卷上。

  20.參見《弇州山人四部稿·游金陵諸園記》。

  21.參見《弇州山人四部稿·婁東園亭志》。

  22.參見《燕都遊覽志》。

  23.《七修類稿》卷二。

  24.《撰杖集·張南垣傳》。

  25.《小柴桑喃喃錄》卷上。

  26.《陶庵夢憶》卷四，《方物》。

  27.《陶庵夢憶》卷八，《張東谷好酒》。

  28.《五雜俎》。

  29.《雲間據目抄》。

  30.《雲間據自抄》。

  31.參見余永麟：《北窗瑣語》。

  32.《明史稿·五行志二·服妖》。

  33.《雲間據目抄》。

  34.《三岡識略》。

  35.《己瘧編》。

  36.《見聞錄》。

  37.《明史》卷一〇五，《劉觀傳》。

  38.《明宣宗實錄》卷五六。

  39.《明宣宗實錄》卷五七。

  40.《萬曆野獲編》卷二四。

  41.《舊京遺事》。

  42.《暇老齋雜記》卷四。

  43.參見《圖書集成·藝術典》卷八二〇。

  44.《板橋雜記》。

  45.《板橋雜記》。

  46.《識小錄》卷上。

  47.《陶庵夢憶》卷二。

  48.《陶庵夢憶》卷四。

  49.《陶庵夢憶》卷四。

  50.《圖書集成·藝術典》卷八一七。

  51.《劉子文編》卷八。

  52.參見黃宗羲：《南雷集·子劉子行狀》。

  53.《識小錄》。

  54.《菽園雜記》。

  55.《荊川文集》卷一〇，《唐郎中嘿庵墓志銘》。

  56.《泉南雜誌》。

  57.《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

  58.參見《陶庵夢憶》卷七，《冰山記》。

  59.參見《陶庵夢憶》卷七，《過劍門》。

  60.《陶庵夢憶》卷八，《阮圓海戲》。

  61.《萬曆野獲編》卷二四。

  6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

  63.《日知錄》。

  64.《荊園小語》。

  65.《菽園雜記》。

  66.《綏寇紀略》卷一二。

  67.《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

  68.《菽園雜記》。

  69.《萬曆野獲編》卷二六。

  70.參見田藝蘅：《留青日札》。

  71.參見《勝朝遺事》本。

  72.參見吳晗：《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載《文學季刊》，1934年創刊號。

  73.《亭林文集》卷二，《抄書自序》。

  74.《荊川文集》卷五，《答王遵岩書》。

  75.《荊川文集》卷五，《典卜無錫書》。

  76.《棗林雜俎·逸典》。

  77.《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

  78.《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傳》。

  79.《消夏閒記摘抄》卷下。

  80.《亭林文集》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銘》。

  81.《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82.參見《南滣楛語》。

  83.《南雷文案》卷一〇，《七怪》。

  84.《谷山筆塵》卷一六。

  85.林時對：《荷鍤叢談》卷二。

  86.《五雜俎》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