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成牛李黨爭犧牲品

  中國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它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消泯於清末。唐朝可以說是科舉制度真正發展起來的時期，它對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士經驗及教訓進行了總結，進而開創了比較詳明嚴密的考試取士制度，確立了一定的客觀標準，也就是選賢任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讓出身低微的知識分子有了打破嚴格的封建等級界線、進入仕途的機會。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雙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們的平步青雲讓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感到強烈的心理失衡。於是，正當文人才子們都在寒窗苦讀，為擠過這道狹窄的入仕門而爭得你死我活、頭破血流的時候，一場政治鬥爭在文人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就是「牛李黨爭」的時代背景。在當時，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生牛僧孺、李宗閔對此毫不知情，一門心思想著如何中舉，卻在不知不覺中踏入了黨爭的泥淖。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長安舉行科舉考試，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得到考官的賞識，但因為二人在考卷中抨擊了宰相李吉甫，於是李吉甫從中作梗，對二人久不續用。誰知此事卻致使朝野譁然，爭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唐憲宗迫於壓力，只得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兩派，互相對立。但真正的「牛李黨爭」，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後開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間，牛僧孺曾一度為相，一次科舉考試由牛黨人物錢徽主持，其中牽涉李宗閔等人。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閔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結果李宗閔等人被貶官，鬥爭逐漸趨於複雜化。就這樣，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派，相互傾軋40餘年。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

  其實，這樣的爭論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可是自長慶元年以後，黨爭的內容已經看不到有絲毫意義，完全是些為了將對手打倒在地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唐代黨爭已經演變成了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這正是唐代黨爭的實質所在。官僚之間的鬥爭不斷升級、擴大。

  那麼，牛李黨爭之事與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隱又有何干係呢？為什麼說李商隱是牛李黨爭的犧牲品呢？原來，這一切都與牛黨的令狐楚有關。據《舊唐書·李商隱傳》的記載，李商隱少富文采，儒雅風流，深受當時鎮守河陽的令狐楚賞識。按照這個節奏，在令狐楚的引薦下，李商隱的仕途必將一片輝煌。可不巧的是，鎮河陽侍御史王茂元也對李商隱青睞有加，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李商隱。王茂元是李黨領袖李德裕的親信，李商隱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無形中就是靠攏了李黨。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後，大罵李商隱背信棄義，任李商隱多次找令狐楚解釋，自己並無心與牛黨為敵，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諒。

  由於處境尷尬，李商隱既沒辦法與牛黨交好，失去了被引薦的機會，又不想借著岳父的關係走入政壇。再說李黨對於李商隱曾與牛黨親密接觸的事情始終有所忌憚，更不可能舉薦他。結果滿腹經綸、才情高絕的李商隱一生備受冷落，黯然而終。對於李商隱而言，他的心中並沒有黨派之分，不然他也不會私下結交文人，從不過問對方黨屬。不過，他的心坦蕩自然，並不等於別人也同樣擁有君子之心，憑君子之心結識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終呢？

  

  看歷史上歷朝歷代「朋黨之爭」，漢、明兩朝主要是宦官與外戚或朝臣的權力之爭，宋朝則是朝臣的政見之爭，唯有唐朝的朋黨之爭畸形可笑，它不過是公卿顯官集團（李黨）同豪強地主、暴發戶庶族（牛黨）之間的衝突。這種鬥爭只會使一個國家越來越貧弱，並不是通過激烈的碰撞，會擦出新的火花，也沒有正義與邪惡可言。所以說，處在此類夾縫環境中的李商隱，儘管有再大的才華，在備顯無知的鬥爭中也一樣要成為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