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為何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趙頊在位年間，宋王朝出現嚴重的內在危機。國家亟待改革，這時王安石順勢而為，讓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寧變法的改革之風。而此時的司馬光正值青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晉升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風中本可以做一番事業，但是他卻與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王安石的變法，激進革新，忽略了一些傳統固有的情況，幾乎顛覆了趙氏王朝祖宗留下來的所有治國規矩，但在司馬光看來：「先王之法，不可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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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馬光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變法理應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政策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苦。許多貪官污吏利用變法，趁機搜刮地皮，私下做盡壞事。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百姓怨聲載道。

  王、馬二人的爭執，就從此處開始。王安石認為變法可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農民負擔，因為善理財者，可以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但司馬光卻認為：「天地間物產總有一個定數，不在民，便在官，所謂的善理財只不過是盤剝百姓罷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沒有減少民之負擔，反而加重了民眾的困苦。

  司馬光這樣說也是有根有據的。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以及其運行機制。在經濟方面，施行方田均稅法、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軍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科舉選材方面，施行太學三舍法、貢舉法。撇開其他政策不談，單一個「市易法」，就足以表明王安石變法的不足之處。

  熙寧五年（1072）三月，國家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可是卻與宏觀調控大不相同。宏觀調控管理市場，國家本身是不參與經營的，只是平抑物價。但「市易司」從事的卻是買賣生意，這其中自然牽涉到利益問題。「市易司」雖然不能像商人奇貨可居一樣牟取暴利，但是為了盈利，在收購和發放時就會有回扣的問題存在。「市易司」本來作為國家機構存在，如今卻打上了商業壟斷組織的標籤，商人們為了能從「市易司」那裡獲得收益，就必須賄賂司中官員。如此一來二去，市易司產生了大量的貪官污吏，百姓不僅得不到實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剝削。官方經商，竟成了禍國殃民之舉。

  「市易法」剛出台沒多久，蘇軾就曾上書王安石，並陳述了以上弊端，許多官員也對變法頗有微詞，司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聽，還以「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將神宗擋在了變法的輿論之外，屏蔽了朝內上下反對的呼聲。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施中卻有不周全的地方。不過司馬光的反對，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馬光看來，治理天下就好比對待房子，壞了就加以修整，不是嚴重毀壞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穩妥，因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優材，而今二者都沒有，要拆舊屋建新房的話，恐怕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了」。司馬光的這些觀點未免迂腐，但這也是時代和社會給士大夫的心理束縛，在所難免。

  一開始，司馬光只是對新法持反對態度，後來才用激烈的言辭彈劾王安石。兩人由莫逆之交，發展到互相攻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兩人最後的關係便是「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的死對頭，在無休止又無效益的爭論中同歸於盡。王安石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馬光則作為反對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個年號）守舊黨，背上了「元祐奸黨」的罪名。

  司馬光用一輩子維護了帝王宗法，卻落得罵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見多麼痛快。王安石下台了，司馬光最後也下台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法，就在二人面紅耳赤的爭鬥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