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的最低標準：在其位，謀其政

  何謂領導，即其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可以指揮其他人為一個目標而努力、行動。一個領導手中有多大權力，就應該發揮多大的能力，否則就會出現孟子所說的「不能者」與「不為者」之間的矛盾。

  

  一次，齊宣王問孟子：「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即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孟子答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說，要人做背著泰山以超越北海的事情，如果他回答不能做到，那是真的不能，但是讓他為長者折一段樹枝，他如果說不能，那就是有這個能力而不去做了。

  南懷瑾先生對孟子這一比喻的內涵進行了闡釋，即一個普通人當然做不到「挾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領導集中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當別論了。這裡孟子是暗示齊宣王：你有施行仁政的權力和能力，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只是你肯不肯做而已。正是在其位，就要謀其政。

  中國自古就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說法，其有四個方面的含義，即「在其位，謀其政」「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中「在其位，謀其政」，實際上是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對應的，兩個說法表面相反但內涵一致。作為一個領導者必須深諳此道。

  三國時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諸葛亮身居丞相之位，兢兢業業，鞠躬盡瘁，他一直堅持事必躬親，處理政務通宵達旦，極度辛勞，以致身體日漸消瘦。雖然諸葛亮乃曠世之才，可他的事必躬親，已經超出主管政事的權限。長此以往，健康不僅受損，辦事效率也會降低。這時，蜀國主簿楊顒「以家論國」，誠心勸諫諸葛亮，「處理政務有一定製度，上下不能超越權限而相互侵犯」。

  楊顒是如此勸諫諸葛亮的，他說：「一家中主人負責持家，男僕負責種地，女僕負責做飯，雞負責報曉，狗專門吠叫防盜，牛的任務是馱運貨物，馬專門在出遠門時使用。只要職責明確，主人的需求也就可以滿足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主人要自己包攬所有家務，不再分派任務給其他人。於是，主人耗時耗力，弄得身疲力乏。究其原因，是他丟掉了當家做主的規矩。」諸葛亮聽後，覺得非常有理，放權於他人，並不失為政之道理。因此，他欣然採納了楊顒的建議。

  這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道理，只有各司其職，才能出效率、出成績！不在其位，可以不謀其政。相反，如果一旦身在其位，就必須善用其權，該做的、必須做的，不僅要做，還要做好。否則，於人於己，於家於國，有害而無利。

  清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官員死了之後去見閻王，自稱清廉，所到之處只飲一杯水，不收一分錢，自認無愧於心。不料，閻王卻大聲訓斥道：「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員辯解：「某雖無功，亦無罪。」閻王又言：「公一身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

  這個故事將古代庸官刻畫得入木三分。這種庸官的形象放在今天，就是「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不求有功，只求無過」，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政令不暢，雖然兩袖清風，卻無所作為。庸官之害在於其「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不能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誤國誤民。想要成就一番事業的領導必須剔除這種庸官邏輯。

  古人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為官者需要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明君、清官也好，為民辦實事的縣長、局長也好，或者是各個企業的領導也好，既然有了一個足以施展抱負的位子，那麼就應該在位子上盡心盡力，出謀劃策，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到最好。

  如果一個人在其位而善用其權，在複雜的競爭中，能適時放權，收斂自己的鋒芒，將本分行事與適時突破相結合，那麼他就能在自己的生存圈子裡遊刃有餘，且不會成為庸人，虛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