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咸豐時代鈔法提議第一人

  在王茂蔭的一生政治經歷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他和咸豐時代幣制的關係。他主張施行鈔法來救濟當時的財政困難，他極力反對「大錢」制度。

  關於鈔法的施行，王茂蔭是咸豐時代的第一個提議人。他在咸豐四年三月所上《再議鈔法折》中說：「現行官票寶鈔，雖非臣原擬之法，而言鈔實由臣始。」其實在咸豐時代以前，鈔法的施行不但曾經有人提議，並且在順治時代曾經一度頒行。《清史稿·食貨志》五記：「順治八年（公元1651）歲造鈔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年而罷。嘉慶間侍講學士蔡之定請行鈔。」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御史李恩慶又奏請行紙鈔：

  時以兩河連年漫溢，制用甚繁。御史李恩慶奏請製造紙鈔，發工次招商民交給。……敬徵奏言：……楮幣之法，見於唐之飛券，宋元以來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制。前明洪武時行鈔法，數年即壞。今需用孔亟，若待部頒印鈔，招募商民交錢應用，實緩不濟急。且事涉創辦，商民未必樂從，所奏應無庸議。（《清史列傳》卷四一《敬徵傳》）

  以「緩不濟急」和「商民未必樂從」兩大理由被駁不議。

  咸豐時代是一個對外屈辱，對內鎮壓的時代，在這時期以前，全國通用的貨幣是銀和制錢。銀因對外貿易入超的關係，尤其是鴉片的輸入，逐年大量的流出，國內存銀日漸減少，銀價日高。錢是用銅鑄的，銅的最大出產地是雲南，太平軍起後，雲南和北京間的交通被阻斷，銅運不達，鑄錢的原料成為問題。同時因為內戰的關係，一部分地方被太平軍所占領，一部分地方截留稅收作為地方軍費，一部分地方因受戰事影響收入減少，中央財政越發不能支持。收入一天少一天，支出卻一天多一天。在這情形下，政府中的財政家和史論家便引經據典地提出兩種解決辦法，一是行鈔法，一是鑄大錢。在政治上也分成兩派，一是鈔法派，一是錢法派。王茂蔭是前一派中的主要人物。

  在洪秀全起義後的第十五個月，王茂蔭上《條議鈔法折》。他以為「粵西之軍務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國家經費有常，豈能供額外之用。從歷史上觀察，補救財政困難的辦法有二，一曰鑄大錢，一曰行鈔幣。二者之利同，而其難以經久，亦略相似。比較兩者的得失，則計鈔之利，不啻十倍於大錢。而其弊則亦不過造偽不行而止」。他在提出具體的新鈔法之前，指出過去行鈔的十種弊端：

  一則禁用銀而多設科條，未便民而先擾民；二則謀擅利而屢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則有司喜出而惡入，適以示輕；四則百姓以舊而換新，不免多費；五則紙質太輕而易壞；六則真偽易淆而難識；七造鈔太多則壅滯，而物力必貴；八造鈔太細則瑣屑，而詐偽滋繁；九則官吏出納，民人疑畏而難親；十則製作草率，工料偷減而不一。

  

  這都是從研究過去行鈔的歷史所得的結論。接著他提出九條辦法，都是針對著所舉十種弊端加以救正的。第一是擬鈔之值：因為當時銀貴錢賤的關係，定鈔以銀為本位，以兩計算，分十兩、五十兩二種，十兩以下仍以錢行使。第二是酌鈔之數：濫發鈔幣的結果必然會使鈔值低落，物價抬高。要保持鈔值的固定，必須限有定數。他主張仿順治時代的成例，「每年先造鈔十萬兩，計十兩者五千張，五十兩者一千張。試行一二年，計可流通，則每歲倍之，又得流通，則歲又倍之。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為限」。這一千萬兩的定數是根據國家歲入酌定的，國家歲出歲入總數不過四千萬兩，發鈔總數不過每年歲出入的四分之一，是不會不流通的。第三是精鈔之制：為著防止十弊中的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十諸弊，他提議立一制鈔局：「選織造處工人，以上等熟絲織如部照之式，分為兩等，方尺有五寸者為一等，方尺有二寸者為一等。四圍篆織花紋，中橫嵌大清通行寶鈔六字滿文於額，直嵌大清寶鈔天下通行八字漢文於兩旁。按每歲應制鈔張數造辦，以方尺五者為庫平足色紋銀五十兩，尺二者為庫平足色紋銀十兩。選能書吏於鈔中滿漢合璧作雙行書，每年擬定數字，每字一千號，編為一簿。鈔之前按簿上每張填某字某號，鈔之後書某年月日戶部奏准大清寶鈔與銀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若干兩，仍給犯人財產。誣告者坐。皆漢書。再請飭另鑄大清寶鈔印一顆，於中間滿漢文銀數上鈐以印。前某字某號上鈔與簿鈐騎縫印。鈔質必厚實如上等江綢；篆文必細緻；滿漢書必工楷一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鮮明。監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治以罪。禁民間不得私織如鈔花樣，有犯必懲。再請飭於制鈔局特派一二有心計之員，另處密室，於每鈔上暗設標識數處，所設標識，唯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標識簿載明每年之鈔標識幾處，如何辨認，封藏以便後來檢對。其識按年更換，以杜窺測。一切均不得假手書吏，以防泄漏。」第四是行鈔之法：絲鈔織成後即交各銀號官鹽店典鋪，給以微利，每庫平五十兩者止令繳市平五十兩，庫平十兩者止令交市平十兩。銀號領鈔繳銀後，許加字號圖記花字於鈔之背面，聽各處行用。許作捐項及辦解錢糧，與銀各半交納。第五是籌鈔之通：寶鈔發出後，因為許作捐項和錢糧交納，結果是仍舊回到部庫和藩庫。為求周轉流通，所有中央地方發出款項都酌量以鈔搭放。仍許持鈔人向銀號兌取現銀。如銀號故意勒掯，不肯兌換，扣減不肯如數，許民人指控，治之以罪。第六是廣鈔之利：鈔利輕齎和行遠，又無成色與重輕，應鼓勵民人行用，聽向銀號兌換，並隨處上納錢糧。天下州縣均於城內立一收鈔銀號，持鈔人或作交錢糧或兌換銀錢，均即如數兌交。京外各行鈔銀號均飭於招牌上加鈔字。為防止造偽起見，行使寶鈔人許於鈔背記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圖記花字，遇有偽鈔，不罪用鈔之人，惟究鈔所由來，逐層追溯，得造偽之人而止。第七是換鈔之法：部庫設人專司鈔之出入，各地行鈔但鈔之背面圖記花字已滿者即付送制鈔局，將鈔截角，另貯一庫。遇有偽鈔，便可對明。第八是嚴鈔之防：法行之後，不得另有更張。造鈔之制，不得漸減工料，致失本來制度以壞法。民人有偽造者，即照鈔文治罪，不得輕縱以壞法。第九是行鈔之人：商民交易力為設法，不經官吏之手，同時嚴防官吏舞弊，阻鈔行用。尤貴經國大臣相時之輕重而收發操縱之。（《王侍郎奏議》卷一《條議鈔法折》）

  綜合以上各點，他的主要意思是發行一種仿明洪武寶鈔以銀為本位的絲織寶鈔，交銀號流通，商人方面可得些少利益，持鈔人可用以交納國稅。各地方均設收鈔處，持鈔人可以隨時兌換銀錢。鈔本身用絲織，並設暗記，行使人並可在背面記鈔之由來，以防偽造。雖然沒有鈔本，但因發行有定額，總數不過每年收入四分之一，且可兌現，流通自然不成問題。這條陳提出以後，硃批大學士會同戶部議奏，便無下文。雖然沒有結果，王茂蔭卻因這條陳而被政府注意，以為他的歷史知識很夠得上做一個理財家了。

  一年後福建巡撫王懿德又奏請行鈔法。他說：

  自海防多事，銷費漸增，粵西軍務、河工，撥款不下千數百萬，目前已艱，善後何術！捐輸雖殷，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礙閭閻。與其籌畫多銀，不若改行鈔引。歷考畿輔山左，以及關東，多用錢票。即福建各屬，銀錢番票，參互行使。便於攜取，視同見金。商民亦操紙幣信用，況天下之主，國庫之重。飭造寶鈔，尤易流轉。惟鈔式宜簡，一兩為率，頒發藩庫，通喻四民，准完丁糧關稅，自無窒滯。或疑庫銀溢出，悉成鈔引，銀日以少，鈔日以賤。豈知朝廷不蓄為寶，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能收能發，自能左右逢源也。（《清史稿》列傳卷二一四《王懿德傳》）

  主張發行一兩的寶鈔，與王茂蔭所提的十兩五十兩兩種票面價格不同。這一提議也同樣地被駁不行。《東華錄》記：

  咸豐二年六月丁未，先是福建巡撫王懿德奏籌行鈔法，以濟軍需。令軍機大臣同戶部議奏。至是奏稱：民間行用鋪戶銀錢各票，乃取銀取錢之據。若用鈔則鈔即為銀，鈔即為錢，與鋪戶各票之持以取銀錢者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滯礙難行。該撫所請改行鈔法之說，應無庸議。報聞。（潘頤福《咸豐朝東華錄》卷一五）

  同年九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花沙納也上疏請行鈔法。他說：

  查前代行鈔皆不能無弊：蓋鈔用紙質，易於作偽，弊一；朝令夕改，民不信從，弊二；官項不收，自相矛盾，弊三；禁銀禁銅，抑勒滋擾，弊四；積年添造，壅滯難行，弊五；不議更換，昏爛輒廢，弊六。謹擬造鈔之法：一、鈔質以綾為之，連用二印志書跡於其中，則真偽易辨。一、鈔式織成，按千文編號，以免混淆。一、鈔綾用正黃色，印花用上等硃砂，印板用精銅鑄就。一、銀鈔數目，自一兩五兩十兩至五十兩分四等，每張計費銀五錢。一、寶鈔之費，一千七百張共需銀八百五十兩，即可當萬金使用。一、鈔分四等，鈔式則一。一、鈔皆準銀，較准錢為簡便。一、鈔銀擬造滿一萬萬兩為止。一、造鈔除五六十年後奏請更換外，或大工大役，估計所需，必須添造，工竣停止。一、法律宜嚴治偽造者，寬待誤收者。一、造鈔伊始，先將行鈔條例頒示天下。將來帑項極充，毋庸再用，准其抵交入庫。其行鈔之法：一、請銀錢與鈔並用。一、請設督理鈔局官。一、外省用項由鈔局會同戶部酌給銀半鈔半，或搭放寶鈔二成，以次遞增，半鈔而止。一、內自京城，外至各省督撫州縣鄉市各錢店一律暢行，不准阻撓。一、民間交易，銀鈔聽其自便，惟交官銀兩，必須銀鈔各半。一、鈔宜上下通行，凡完糧納稅捐項統用銀鈔各半。一、凡以鈔完糧納官者，概免傾熔火耗。一、寶鈔既行，不必禁銀禁銅，徒滋紛擾。（《清史列傳》卷四一《花沙納傳》）

  也主張用銀鈔。和王茂蔭的主張不同的是：鈔用（左糹右麥）制；鈔額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四種；鈔只能作交官項用，不能兌現；發行額多至一萬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