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舉制之弊端

  王茂蔭，字椿年，一字子懷，安徽歙縣人。生於嘉慶三年三月，卒於同治四年六月，年六十八歲（公元1798—1865）。

  在科第上說，王茂蔭是早達的，他在三十四歲那年就中了舉人，第二年聯捷成進士。這兩年清廷下令禁止鴉片輸入。

  相反地，在官階方面說，他卻是一個晚達的人。成進士後，即官戶部主事。十五年中三次請假回家省視父母。鴉片戰爭起來時，他正在鄉間閒居。一直到道光二十六年才回朝補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這時他已是快到五十歲的人了。第二年升任貴州司員外郎，第三年遭父憂，又回家守制，三年後服滿回朝時，清宣宗死，文宗繼位，太平天國起義。

  從咸豐元年到八年這八年中，是太平天國的全盛時期。經過了二十年浮沉郎署生活的王茂蔭，在這時期中才踏上仕宦的坦途。咸豐元年補授戶部江西司員外郎，八月官江西道監察御史；三年四月官太常寺少卿，六月擢太僕寺卿。因為他是戶部出身的，在這三年中不斷地對當時財政情況提出意見。同年十一月官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在戶部侍郎任時，他堅決地提出反對當時新幣制的意見，和同僚不合。次年三月調補兵部右侍郎。不久轉左。到咸豐八年七月以病請開缺。同治元年四月起署左副都御史，改授工部侍郎。二年調吏部。丁繼母憂歸，四年六月卒於家。（《清史稿》列傳卷二○九《王茂蔭傳》；方宗誠《柏堂集後編》卷一一《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銘》）

  王茂蔭在咸豐元年初拜監察御史以後，一直到去官，十年中不斷上書陳述意見。當時的言官方宗誠在《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銘》中曾說：

  時天下承平久，吏治習為粉飾因循，言官習為唯阿緘默，即有言多瑣屑，無關事務之要。其非言官，則自以為吾循分盡職，苟可以寡過進秩而已，視天下事若無與於己，而不敢進一辭，釀為風氣。軍國大事，日即於頹壞而莫之省。(1)

  王茂蔭在這趨勢下是例外。他對於「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軍事之利害，知無不言，言無不詳」。清文宗也很看重他的意見：「往往虛衷以受，或即時諭行，或付之公議。或始雖留中，既而思其言然，卒皆聽用。」（《神道碑銘》）

  王茂蔭雖然是科舉出身的，卻並不以為這制度是合理的，有用的。他指出這制度的弊端：

  臣竊見今日之聰明才力，悉專致於摹墨卷，作小楷，而深惜其無用也。自來非常之才，有不必從學出者，然從學出者千百，不從學出者一二。即後漢臣諸葛亮亦有學須靜、才須學之言。今一專功於墨卷，則群書遂束之不觀；專功於作字，則讀書直至於無暇。二者之廢學，以作字為尤甚。而士子之致力，則於作字為尤專。合天下之聰明才力盡日而握管濡毫，尚安得濟實用！（《王侍郎奏議》卷一《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折》）

  他以為科舉人才是未來的官，官是要能作史論的，至少也要懂得歷史。可是科舉制度的積弊是使所有未來的官都用全力於摹墨卷，作小楷。結果是每人都寫得一筆好字，可是內容卻什麼都沒有，既不知過去，更不知現在。讓這一批人來當國，「尚安得濟實用」！他提出三點辦法來補救：第一是改革科舉的內容。策問五道分五門發題：一曰博通史鑑；二曰精熟韜鈐；三曰制器通算；四曰洞知陰陽占候；五曰熟諳輿地情形。第一科是史學，一個未來官必需的學識；第二科是軍事學；第三科是實用科學；第四科是天文學；第五科是地理學。應考的人可以自己選一專門的科目考試。這意見原來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兩廣總督祁提出的，這一年正是鴉片戰爭結束，訂定《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的一年。祁所提出的意見顯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代表中國士大夫中的維新分子的意見。可是他的提議被當時的守舊派所反對，不能通過。王茂蔭卻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見，在咸豐元年，第一次上折請求按祁的辦法改革。後來又上折尖銳地對反對者加以駁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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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部議之駁五門發策也，稱士子淹博有素，不必專門名家。試問今日制器通算者為誰？精熟韜鈐者為誰？（《王侍郎奏議》卷九《請刊發海國圖志並論求人才折》）

  第二是考試務重文義。他說：

  近來殿試朝考之後，考列前十卷與一等者，但傳其字體之工，曾不聞以學識傳者。考列在後之卷，又但傳聞某書極劣，某筆有誤，曾不聞以文藝黜者。此士子所以專務作字也。作字必無間斷而始工，讀書遂以荒蕪而不顧，士習空疏，實由於此。請嗣後令讀卷閱卷大臣，勿論字體工拙，筆畫偶疏，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欽定以後，即將前十卷與一等卷所以過人之處，批明刊發，使天下曉然於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王侍郎奏議》卷一《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折》）

  他要求以後考試不重表面上形式上的書法，著重在實學——學識過人。

  第三是廣保舉以求真才。他是反對現行的科舉制度的。他以為在這樣的制度下，絕不能招致所有的人才：「若伏處在野，或不工制義，或力難應舉，則雖有懷奇負異之土，恐終淹沒。」他要求「令各省州縣並教官留心察訪，或博古通今、才識非常，或專門名家、精通一藝，或膂力過人，膽勇足備者」，保舉。經考試後，送部引見，隨材酌用，以濟科舉制度之窮。（《王侍郎奏議》卷一《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折》）並反駁部議說：

  部議之駁廣保舉也，稱文武各有鄉會試，凡才學出眾、武藝精通者，皆已甄拔無遺。試問年來殺賊攻城諸將，如羅澤南、王鑫、楊載福、李續賓等，均非得自科舉，甄拔何以有遺？前議之未盡有明徵。今議之當詳，自可見此為長久得人之法。（《王侍郎奏議》卷九《請刊發海國圖志並論求人才折》）

  綜合他的意見，一方面改革科舉制度，除去專重小楷的弊端，注重真才實學。所謂實學，分歷史、軍事、科學、天文、地理五科。一方面求人才於科舉之外，只要有專長的都可替朝廷做事。在八十年後的現代人看來，這樣的意見是平淡無奇的。可是在八十年前，在科舉制度下，尤其他本人也是從科舉出身的，提出這樣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

  關於他的品性行誼，方宗誠在《神道碑銘》中說：

  公識量沉宏，事無巨細，必研究原委，不敢苟且遷就。居官數十年，未嘗挈妻子侍奉，家未嘗增一瓦一隴。粗衣糲食，宴如也。故海內稱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蔭是安徽歙縣人。歙縣人多出外經商，徽商在清代後期在全國商業界很有地位，很活躍，有徽幫之稱。徽幫的經營業務，主要的是茶商、錢莊和典鋪。王茂蔭生長在徽商的社會裡，又長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識深受徽商的影響，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為商人階級的代言人，特別是以開錢莊、典鋪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衛護他們的利益。在討論官票寶鈔和大錢的時候，處處為商人特別是開錢莊、典鋪的徽商說話。正因為如此，咸豐四年三月上諭申斥他「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納而附於條款內」；「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於不顧，殊屬不知大體」。被傳旨嚴行申飭。

  他的著作有《王侍郎奏議》十一卷。（御史任內為台稿三卷，太僕寺卿任內為寺稿二卷，侍郎任內為省稿四卷，起用後為續稿一卷。又補遺一卷。）前十卷其門人易佩紳刻於四川藩署，後一卷刻於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