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節奏的代價——社會文化背景

  現代化國家的發展，使得大量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種族、文化、宗教、語言的差異使得人際衝突不斷，人們不安全感泛濫，抑鬱在人群當中瀰漫。在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流轉的人們，在獲得更豐富的物質支持，更高的社會地位的同時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抑鬱症患者的增多，更多的人感受到不快樂，和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發展不無關係。在不同國家進行的研究表明，工業化水平較低的國家，重度抑鬱症的流行率低於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工業化水平高的國家和地區，生活節奏快，缺乏穩定的社會支持和價值觀，有損人們的心理健康；工業化水平低的國家，生活不夠便利，需要承受肉體上的辛苦，但是生活方式完全以社會和家庭為導向，其心理狀況相對健康。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中部有一個宗教團體叫古摩門教派，其生活方式就像是19世紀的美國鄉村，團體成員依然保持著農耕的生活方式，不用汽車、電和電話。對該團體的成員進行的心境障礙調查顯示，這些人中的重度抑鬱症病人只有美國主流群體的十分之一，心理學家分析，是淳樸的農耕生活拯救了人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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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人在心理上的不適應，也會帶來抑鬱情緒，甚至引發抑鬱症。不僅是海外的華人，任何新移民都會經歷不滿、失望、沮喪、孤獨等負面情緒，當壓力超負荷時，就會出現短暫的抑鬱現象，有的人則會發展為抑鬱症。來自日本的工作人員或留學生在中國生活時，由於文化差異的關係，也會出現情緒不穩定、抑鬱等情況。水土不服，語言文化差異，飲食結構不同，生活節奏不同，教學方式的差異，這些都是外來者對新環境不適應的原因。

  對抗這種抑鬱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尋熟悉的環境，就像三個中國人就能建起來唐人街一樣，三個日本人就能設立一個株式會社。雖然同屬東方文化體系，日本人和中國人依然有許多文化上的差異。日本人受島國環境和農耕民族特性限制，走到哪裡都喜歡扎堆，沒有其他人在身邊就沒有安全感。被派到海外的日本人，到當地的第一件事不是著手了解當地環境，開始工作，而是建立日本人俱樂部。

  生活在多倫多的景天一家是所有親戚、朋友羨慕的對象。十年前，學醫的景天和女友一同到加拿大留學，兩人在異鄉相互扶持照顧，打算一起完成學業，然後結婚，在加拿大定居。在國內是天之驕子、名牌大學高材生的景天曆來對功課駕輕就熟，可是換了新的環境後，他卻有些力不從心，考試之前，他經常需要通宵看書，連吃飯時間都是以分鐘計算的。

  好不容易熬過了艱難的三年求學生涯後，景天和女友卻因志向不同而分手了。失戀後，景天變得異常孤獨。以前把女友視為自己的親人、朋友，女友離開後，他才發現，三年裡，他在這座陌生的城市一個朋友都沒有。走在異國的街道上，景天走著走著就開始流眼淚。回憶總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都回不去了，找不到讓自己感到溫暖的人。畢業後，景天回國相親，女方一畢業，兩人就結婚了。不到一年，孩子出生了，景天斬斷了所有的浪漫幻想，用繁忙的工作和充滿瑣碎、哭鬧的家庭生活把自己包裹起來。

  最初兩年，妻子和孩子待在國內，景天一個人在國外工作。工作亢奮期一過，景天就每天待在實驗室應付緊張的工作，感覺非常辛苦。從實驗室回來，他就癱在床上，陷入巨大的疲勞漩渦。他曾經觀察過自己，每次妻子飛過來看他，待一段時間又離開後，他總要經歷好長時間的情緒失落，有時候，長達一個月沒有精神，對他最愛的研究課題也提不起來興趣了。

  在很多人看來，現在的景天已經成功進入了加拿大的主流社會。他在當地著名的企業里拿一份比當地人優厚得多的薪水，住在郊區的中產階級社區，孩子念私立學校。可是，多年來，他沒有交到一個真正的朋友，浸潤在「主流」當中，景天失去了中國朋友，在外國人的聚會上，他卻時常獨坐一隅，好像環境裡的邊緣人。

  景天在隔海相望的國家裡生活，才覺察到傳統文化對自己的影響，隨著年齡增大，這種影響愈發強烈起來。他常想放棄國外的生活，回國定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但是為了孩子，他只能堅持留在國外，體驗永不消退的異國孤獨感。

  儘管個體在文化差異的壓力下，常常陷入抑鬱，但是從整體文化來看，不同文化對抑鬱的影響是不同的，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相比較，東方的集體主義對抑鬱症更有抵抗力。美國西北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由於文化差異所致，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容易得抑鬱症，差異在於東方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不同。

  研究人員對西歐、東歐、南非、東亞、南亞和美洲各地區的29個國家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人愛說「我」，認為一個人的獨特個性比是否和群體一致更重要，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崇尚集體主義的東方人愛說「我們」，偏愛社會和諧，這種和諧則為有抑鬱傾向的人提供了社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