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史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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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即450年7月5日，都城平城的大街上碾過一輛囚車。透過揚起的塵土，百姓們看到囚車中押著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說：「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嗎？」

  是的，這個死囚正是已經七十歲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燾親自下達了對他的死刑令。

  年邁的崔浩顯然被眼前可怕的場景嚇壞了，驚恐得不發一言。他狼狽地被押上刑場，幾十名鮮卑族士兵還解下褲子，朝著他的身子撒尿。崔浩嚇得嗷嗷大叫起來，叫聲之大連場外的行人都聽得到。不久，叫聲戛然而止，一個服務了三朝鮮卑皇帝的漢族重臣，腦袋已經滾落在地……

  崔浩，出身於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家族。作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在晉末的大動亂中沒有隨大溜南遷，而是選擇留在了北方。為了籠絡北方的漢族百姓，之後的少數民族政權建立後，紛紛延攬滯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門第高、聲望隆，自然是重點「統戰對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悅、祖父崔潛就分別在後趙、前燕做官。父親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滅亡後顛沛流離。崔宏一度有意投奔東晉，一路向南跑去，結果在泰山被亂軍扣留。之後，崔宏被後燕政府任用。拓跋鮮卑興起，大肆進攻後燕的河北州縣。崔宏當時擔任高陽內史，在大兵壓境後棄官而逃。拓跋珪久聞清河崔氏的名聲，派騎兵追趕，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

  崔宏的經歷簡直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難史。患難生活讓他養成了低調謹慎的作風。崔宏在北魏朝廷不樹敵，也不攀附權貴。拓跋珪晚年動輒斥責大臣，崔宏卻安然無事，最後榮封白馬公，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關係。

  崔浩就是白馬公崔宏的兒子。他沒有經歷過父親那樣的磨難，是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崔浩從小博覽群書，喜好文學，二十歲就入仕，在拓跋珪身邊做官。拓跋珪死後，即位的拓跋嗣很信任他，賜爵武城子，常常讓他為自己講授經書。崔浩得寵，能夠和拓跋嗣同車出行，參與軍國機密，引來鮮卑貴族的羨慕。拓跋嗣立拓跋燾為皇太子時，就指定長孫篙、奚斤、安同為左輔，崔浩、穆觀、丘堆為右弼。這六個輔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鮮卑貴族。拓跋嗣死後，崔浩很快遭到鮮卑貴族排擠，被罷免職務。但拓跋燾在處理行政和征戰過程中，日益覺得需要一個精通漢族制度、善於謀劃的大臣，他離不開崔浩。崔浩在進攻柔然、滅亡大夏、征服河西和處理與南朝關係等問題上，給拓跋燾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政府仿行漢族禮儀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書》就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看來是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

  一次，拓跋燾接見歸附的幾百名高車酋長，指著崔浩說：「你們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開弓，提不起槍，但肚子裡卻有滿腹甲兵。朕打的這些勝仗，都有他指點的功勞。」拓跋燾還下令各位尚書有不能定奪的軍國大計，先問問崔浩，然後再施行。除了政治上信任，拓跋燾在生活上也很親近崔浩。他不時到崔浩家中請教問題，事先也不打招呼。倉促之間，崔浩接待皇帝難免手忙腳亂，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燾總是高高興興地拿起來就吃。同樣，崔浩也被允許可以進入皇宮的任何地方，包括拓跋燾的臥室。

  皇帝對大臣信任到這樣程度，古今罕見。那麼，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權，拓跋燾又無比親信他，他怎麼就被斬首示眾了呢？

  這得從當時北魏嚴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張揚耿直的作風兩方面來說。

  二

  還記得拓跋燾滅佛嗎？在旁邊慫恿他下滅佛令最起勁兒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這麼做，有消滅膨脹的佛教勢力以增加國家財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篤信道教，和當時北方道教領袖寇謙之關係密切，還把寇謙之引薦給拓跋燾。而當時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鮮卑百姓，佛教信徒不計其數。因為佛教在東漢年間傳入中原後，長期被視為胡教。鮮卑族人自認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應該信仰胡教。崔浩則對中原土生土長的道教情有獨鍾，堅定滅佛。滅佛風潮興起後，大批鮮卑貴族心有不甘，他們不敢反對拓跋燾，就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崔浩。

  事實上，寇謙之提醒過崔浩，說他高調而堅定地滅佛會得罪很多人。崔浩就是不聽。他生長在官宦人家，沒有經歷過父輩的磨難，入仕後基本算是一帆風順，不知道做人為政要謹小慎微的道理，相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做事雷厲風行，很少顧及同僚們的想法。加上君臣關係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內心的兩大缺點就被放大了：一個是讀書人的高調和虛榮，一個是世家子弟的優越感。我們來看看這些因素是如何發酵，最終將崔浩送上斷頭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並列的北方頭等世族門第，於西晉末年南渡。東晉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龍從江南歸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羨慕王家門第，想把女兒嫁給他。有人懷疑王慧龍並不是王家人，精通世族譜學的崔浩親自前去驗證，他看到王慧龍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讚嘆道：「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個貴種。」原來太原王氏有個生理特徵，世代都出酒糟鼻。王慧龍通過崔浩的「鑑定」後，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還多次對朝中的鮮卑諸公稱讚王慧龍長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調稱讚漢族的世族子弟是一個忌諱。果然，司徒長孫嵩聽了很不高興，跑去向拓跋燾告狀，說王慧龍是從南方歸降的，崔浩嘆服南人是「矮化祖國」「蔑視鮮卑」的行為。拓跋燾大怒，把崔浩叫來一頓訓斥。崔浩脫帽叩頭，自責了一番才得到寬恕。

  自責歸自責，崔浩並沒有真正從心底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很快故態重萌。

  神四年（431），北魏徵召一批漢族的世族子弟做官。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都應召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計劃由朝廷出面劃分世族門第的高低，作為區分政治待遇的標準，有幾分要恢復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這個計劃顯然對漢族世族掌握政權有利，但同樣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親戚的盧玄（范陽盧氏）勸他說：「創製立事，都要看時機是否適當。現在朝堂上對這件事樂觀其成的能有幾個人？」崔浩聽不進去，公開提出了這個計劃，還進一步提出分藩封鎮，希望恢復西周時期的諸侯制度。當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諸侯對象多數是漢族的世族子弟。鮮卑族權貴們自然對這樣的政策懷恨在心：這不是要奪我們的權，讓漢族人掌權專政嗎？

  拓跋燾伐涼時，留太子拓跋晃監國。崔浩自恃拓跋燾的寵信，專制朝權，惹得太子不滿。更嚴重的是，崔浩推薦了冀、定、相、幽、並各州數十名漢族世族人士，擬任命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說官員任用要一步步來，不能馬上就提拔為太守，再說了朝廷里還有很多優秀人才等著任用呢。應該說，拓跋晃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執己見，堅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見辦，結果得罪了更多的鮮卑官員。中書侍郎高允見狀，對東宮博士管恬說：「崔公恐怕不會有好下場，自己錯了不肯承認，一定要和上面爭到底，這樣怎麼得了！」

  所有的不滿和矛盾，最終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國史的時候爆發了出來。

  一直到太武帝的時候，鮮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沒有自己的史書。所以，拓跋燾就讓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國史修撰的工作，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等人協助。這是一件思想文化領域的大事，拓跋燾很重視，專門召集修撰班子成員開會說：國史一定要寫好，一定要「根據實錄」。崔浩把這個要求理解為實事求是，所以採集了鮮卑民族的資料，不避忌諱，編寫了北魏的國史《國記》，內容涉及鮮卑先輩同族殺戮、荒暴淫亂的史實。

  崔浩這麼做，沒有什麼大錯。畢竟拓跋燾要求「實錄」，況且國史修撰的目的是為了留下準確的資料，教育後代統治者，算是「內參讀物」。如果內容過濾得乾乾淨淨、大唱讚歌，那還算什麼內參？這個時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虛榮和張揚就暴露了出來，他並沒有將《國記》局限為內部參考讀物，而是將它大肆宣揚，因此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事情是這樣的：參與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想拍崔浩的馬屁，就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碑上，來宣傳這一文化盛事。同時刊刻的還有崔浩所注的五經。之前，崔浩曾注釋過《詩經》《尚書》《春秋》《禮記》《周易》等書。他在日理萬機之餘，僅僅花了三年時間就完成了這麼多「學術圖書」的注述，書的質量可想而知。閔湛、郗標二人巧言令色，將崔浩那些質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說之前儒家學者注釋的五經都沒有崔浩作品的質量高，不僅要把這些作品和《國記》一道刊刻出來，而且上書建議收集北魏境內的五經舊注，以崔浩的注釋為標準。

  高允知道了，很擔心。他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郗標的建議，恐怕會釀為崔家萬世之禍，我們也要受連累。」

  但是，崔浩昏了頭，竟然對閔湛、郗標二人的馬屁照單全收，下令將《國記》刊刻出來。

  三

  不久，在平城天壇東三里處出現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刻印著《國記》和崔浩所注釋的「五經」，用工三百萬人才完成，不愧是一個浩大的「文化盛舉」。

  麻煩立刻就來了！《國記》如果僅限在小範圍內傳閱，即便少數鮮卑權貴對秉筆直書的內容不滿，也找不出攻擊崔浩的藉口來，畢竟崔浩記載的是事實。可現在，崔浩將客觀但不光彩的鮮卑早期歷史曝光在大庭廣眾之下，無所避諱，引得圍觀者議論紛紛。鮮卑貴族就找到了攻擊崔浩的藉口。

  大批鮮卑貴族怒不可遏——他們的確非常憤怒，先後到拓跋燾面前告狀，控訴崔浩有意「暴揚國惡」。拓跋燾沒有想到崔浩膨脹到這種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廣場之上公開「內部讀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書郎吏，審查他們的罪狀。

  拓跋燾很生氣，情況很嚴重。

  一向不贊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參與了《國記》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辦的黑名單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學生，決心救他。拓跋燾正在氣頭上，拓跋晃不敢去為老師求情，就把高允召進宮裡保護起來，第二天早晨才帶著他去見拓跋燾。一路上，拓跋晃叮囑高允：「一會兒不管陛下詢問什麼，老師都只能依照我的話講下去。」高允不明就裡，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拓跋晃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只是拉著高允見了拓跋燾。拓跋晃搶先說道：「中書侍郎高允在臣宮裡，小心謹慎，雖與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請饒了他的性命。」拓跋燾召高允上前問道：「《國記》是不是崔浩一人所作？」高允實事求是地說明了各人分工情況，坦率承認自己編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見狀，在一旁急得直瞪眼，高允卻不為所動，毫不避諱地說了實情。果然，拓跋燾大怒，說：「如此說來，你的罪行比崔浩還重，我怎能饒你性命！」拓跋晃連忙替高允掩飾：「高允地位低賤，見了陛下早就嚇昏了，說的都是胡話。兒臣仔細問過了，《國記》都是崔浩一人所作。」拓跋燾再問高允：「的確是這樣嗎？」高允坦然說了一番道理：「臣才學粗劣，蒙陛下不棄，委以編修國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過程中冒犯天威，罪應滅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經為他授課，想救我一命，其實事先並沒有問過臣修史的情況。臣說的是實話，不敢說謊。」聽他說完，拓跋晃眼睛一閉，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燾很欣賞高允的耿直、坦率，對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沒有高允這樣幸運了。崔浩被帶進宮，遭到了嚴厲審問。他一介書生，年已古稀，早就嚇得渾身發抖，連話都說不清楚了，更不用說自我辯護了。負責審案的鮮卑貴族們自然給他重重定罪。

  拓跋燾拿到最後的案卷，又一次大發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詔書，要將參與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滅族——其中大多數是漢族的世家大族。高允奉詔後，心如刀絞，遲遲寫不出一個字來。他手裡的筆，可關係著北方數十家世族的幾千條人命啊！太監幾次來催詔書，高允實在扛不住了，就請求覲見拓跋燾後再寫。見到拓跋燾，高允說：「如果崔浩犯有別的罪，臣就不知道了。單單就觸犯忌諱來說，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燾大怒， 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頭。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頭替高允求饒。拓跋燾這才慢慢壓制了怒氣，覺得定的罪確實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數人的族人，只處罰罪犯本人。拓跋燾指著高允對太子說：「若不是這個人惹朕發火，會死幾千人的。」

  高允不僅又一次逃過了鬼門關，而且還拯救了很多人。他最後活到了九十八歲才死，是古代少見的長壽老人。

  崔浩最終以修史「暴揚國惡」的罪狀被殺。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滿門和參與修史的官吏外，還有和清河崔氏有姻親關係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及河東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壯大漢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勢力，如今卻連累這股勢力遭到了血腥的屠滅。

  因為崔浩一案牽連人數很多，北方漢族世族為之膽寒，很多人懷疑是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來鎮壓漢族勢力。進而有人認為崔浩「身在曹營心在漢」，其實一直處心積慮地為漢族謀利，被拓跋燾發覺了才借修史一事斬首。還有人挖掘出了崔浩密謀光復的證據。比如神瑞二年（415），北魏糧食歉收，有大臣建議遷都鄴城。崔浩藉口鮮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發生疾病死傷而反對，又藉口鄴城離北方邊界遙遠，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難，堅持定都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讓鮮卑蠻族入居中華大地呢？又比如劉裕北伐後秦的時候，崔浩竭力反對北魏出兵夾擊漢族軍隊，而對北魏討伐其他少數民族無不全力支持，但只要涉及南征或者與漢族軍隊作戰，崔浩總是反對，這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懷故國」的證據呢？當然了，這樣的解釋揣摩的色彩較重。說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內部的漢族間諜，缺乏鐵證。

  相反，崔浩在北魏統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設方面，功勳卓著，說他是北魏的開國元勛也不為過。在處決崔浩不久，拓跋燾就後悔了，感嘆崔浩「死得可惜」。

  從某種意義上說，崔浩是最後一位敢於直書國史的人物，從他以後的史臣們出於種種考慮，都是本著「為尊者諱」的態度撰寫史書，無一敢再直書帝王其人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