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國家的「國立」
2024-10-11 03:00:10
作者： 隈研吾
何謂現代的「國立」？在現代，何謂「國家」？我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在歐洲，通過市民革命建立起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後，「國立」建築的任務之一就是象徵國家這一架構。國民國家是以「單一民族」這一虛構事物為大前提來組編世界的一種架構，因此，人們開始探究象徵各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形態，對何種形態才最適合某一民族進行了徹底的討論，甚至還爆發過激烈的爭論。其典型就是19世紀發生在英國的一場激烈爭論。爭論的內容是：最適合英國這個國家的建築樣式到底是哥德式建築還是古典主義建築。
到了20世紀初，現代主義建築席捲了整個世界，上述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現代主義建築的目的就是創造出適合工業化社會這一新型社會的全球性建築樣式，也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制服」，並使其普及，因此，對國家和民族的關心一度被封印了。
另一方面，20世紀是世界大戰的時代，也是國家為存亡而戰的時代，因此，能夠讓整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象徵性事物並非沒有市場。在以全球化為目標的經濟世界和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政治世界的夾縫中，20世紀的建築師們處於一種懸在半空的狀態。他們找不到答案，只能持續彷徨在政治與經濟之間。
但是，唯一可以無視現代主義和國際化的大原則而挑戰國家、民族等課題的地方是存在的，那就是「新國家」這一特殊事物。
例如，始於20世紀50年代，由柯布西耶設計的印度昌迪加爾的一系列建築就是對適合1947年剛剛獨立的印度這一新國家的「國立」設計進行探究後的成果。昌迪加爾實際上是一個省會城市，但當時的尼赫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總理對這座新城市的規劃有著特別的考慮，希望它能夠成為印度這個新國家的象徵。在懸在半空的緊張感中，柯布西耶完美解決了這一課題。或者也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懸在半空的緊張感，他才創造出了這批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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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獨立的孟加拉國這個新國家的國會大廈（1983年，見圖41）也是20世紀的代表性傑作之一，它是由美國建築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 1901—1974）設計的。他建造出了象徵這個國家的美麗大地和剛毅文化、傳統的不朽紀念碑。據說，因為這座建築具有古代遺蹟的風格，所以，有些從空中俯瞰它的人錯把它當成了真的遺蹟。路易斯·康把他人生的最後幾年都奉獻給了孟加拉國，他在回國途中，在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其遺體一度被當作身份不明的人。
丹下健三設計的1964年的代代木競技場是可以與上述作品匹敵的20世紀的傑作。日本絕不是一個新國家，也許可以說是過於古老的國家。但因為在二戰中敗北，這個國家作為一個新國家重新出發了，或者說不得不重新出發。對於「如何象徵這個新國家」這一問題，丹下也在懸空狀態下進行了摸索。
圖41 路易斯·康設計、被稱為20世紀代表性傑作的國會大廈（孟加拉國）
丹下的答案是：使用新技術來創造一個符號。20世紀建築技術的本質是通過重複使用同一技術來進行空間的擴張和擴大。通過垂直方向的重複，可以搭建出超高層建築；通過水平方向的重複，可以建造出橫跨數個地塊的巨型建築。所謂工業化社會，就是以重複的方法為基礎來實現降低成本和大量生產的時代。
但是，重複和符號原本就是無法兼容的兩個概念。工業化與民族國家具有本質性的矛盾。通過重複，中心消失，世界變成扁平狀，無聊透頂。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懸索結構。把屋頂吊在高高聳立的柱子上，就可以在保住中心的同時擴張空間。通過使用懸索結構，丹下實現了技術與象徵的並存。
也有人把吊在柱子上的大屋頂的曲面與唐招提寺的大屋頂（見圖42）相提並論。代代木競技場是憑藉現代技術搭建起來的，同時，也兼具了古典式的象徵性與力量。
1955年以後，整個日本設計界掀起一場關於彌生與繩文的討論，也就是有關傳統的爭論，而代代木競技場是這場爭論的答案。在這場爭論中，丹下戰後的處女作——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被認為是彌生式建築，並受到了批判。的確，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的地板正如彌生時代的住房一樣，是浮在大地上方，與大地割裂開來的。彌生時代的傳統後來被平安時代的寢殿造繼承，這種傳統被認為是貴族式的，脫離民眾的，因此成了批判的對象。
人們認為，以混凝土的均質網格為基礎的廣島那種輕快的表達方式在象徵日本民族的再生時，顯得過於纖細和柔弱，也就是具有彌生時代的特點。與其相對，受到讚揚的是剛勁有力的繩文文化。藝術家岡本太郎（1911—1996）認為，正是在繩文陶器那種超越理性的強勁力量中，才潛藏著可以使日本重生的能量，繩文才是大眾化的，因此，他批判了丹下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建築。
有人指出，丹下建築的基本方法是「揚棄」（即德語的aufheben）。據說，丹下在上舊制高中時邂逅了黑格爾哲學的「揚棄」這一概念，然後終生都以這一方法為基礎來設計建築。
在這個意義上，代代木競技場是工業化和民族國家這一對立的揚棄，是彌生式事物和繩文式事物的揚棄，也是經濟高速增長和大地上的民眾的揚棄，因此，是對於現代主義所受批判的最終答案。丹下提交的答案是：不採用岡本太郎那種通過激情創造的具有恣意性和藝術性的造型，而是基於理性和現代技術去象徵戰後日本。這就是1964年的日本提交的對於如何才能同時兼顧工業化社會與民族國家這一問題的標準答案。
但是，在丹下的標準答案背後，很多東西被掩蓋了。曾經存在於工業化社會之前的日本的各種技術，以及各地的多種多樣的原材料被掩蓋了，你可能無法想像這種豐富的多樣性出自一個小國，而這種多樣性被隱藏在了一件傑作、一個美麗形態的背後。
圖42 唐招提寺金堂的大屋頂（奈良縣奈良市）
我們所尋找的新「國立」、新「國家」絕對無法用單個形態來象徵，而必須是無數個多樣化的小東西的集合。必須是多樣的、零散的、面貌各不相同的小小的東西和小小的個人的鬆散集合體。我們想到了通過搜羅細小的木材來製造小東西們的柔和集合體。現代的「國立」必須是小東西的水平的、無層級的集合體。我們的目標不是丹下追求的那種直衝天際的垂直性，而是水平。
而且，這些小東西必須是地方上的小企業也能參與製造的大眾化、開放式的東西，而非只有大城市的大企業才能生產的具有貴族性和排他性的東西。另外，「國立」不僅需要是物理意義上的小單位的集合體，而且這些小東西必須是小單位（企業）進行合作之後的產物。有了這種「小」，才有新日本的經濟、政治。
我們不僅使用細木材（小徑木）搭建屋檐，而且還堅持使用小型木材來支撐大屋頂。通常來說，這種部位如果要使用木材，會使用由多張橫截面邊長為1米，有時甚至是2米的木板拼接成的大橫截面的集成材。歐美最先進的木造技術正在向著這種「大木造」邁進。但是，我們感到，大橫截面的集成材有一種類似於混凝土樑柱的宏大規模感，不適合質樸時代的日本，不適合試圖在質樸中發現新幸福的日本，因此也就不適用於新的「國立」。而且，大橫截面的集成材只能在城市的大工廠里生產。
我們決定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努力。我們先搜羅地方上的小工廠也能生產的橫截面邊長為30厘米以下的小型集成材，然後想辦法把這些集成材與鋼筋組合在一起，從而讓大屋頂產生了森林中陽光透過樹葉縫隙照射到地上的那種斑駁效果。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地組合細木材是日本木造建築的看家本領。用30厘米以下的細木材搭建成的屋頂從外觀看上去就很柔和、纖細。我一直想創造一個與用粗俗的混凝土和鋼筋搭建起來的20世紀的巨大體育館形成鮮明對比的空間。因此我認為，像森林一樣纖細、開放的空間才適合我們正在走向的質樸時代。在使用小型材料的同時，我們還積極嘗試把不同種類的材料組合在一起。日本的木造不是追求純粹的原教旨主義式的木造，而是將身邊很容易入手的材料巧妙組合在一起的反原教旨主義式的、隨機應變的體系。例如，日本會頻繁發生地震，為了抗震，日本木造會巧妙地使用柱子和柱子之間的薄壁以及楣窗等纖細的東西。
日本的土牆很薄，假設柱子的橫截面邊長為10厘米的話，土牆的厚度就只有幾厘米。乍一看似乎與建築結構無關的薄薄的土牆在地震時卻能保護房屋。這種柔和而又堅韌的土牆是由竹子、稻草、線頭等身邊常見的材料巧妙組合在一起構成的。由木柱、木樑構成的房屋骨架中加入細鋼筋這種異質材料來進行補強這一手法在日本的住宅中也是司空見慣的。
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把這種隨機應變地使用身邊日常材料的方法稱為拼貼（bricolage），該詞的詞源是法語中表示「修繕」「掩飾」的bricoler一詞。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日文版，1976年，美篶書房）一書中，提到了「拼貼」這種靈活的手法，並認為其與基於設計圖紙來製造物品的「設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新的國立競技場就是現代拼貼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