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撒哈拉歸來

  撒哈拉之旅如同夢境。我們遇見了夢中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的村落，遇見了夢幻般善良、熱情的孩子們；同時，在夢中還學到了很多關於世界和建築的知識。來撒哈拉之前和之後的世界看上去完全是兩樣的，我對建築的看法也完全改變了。在大阪世博會上對建築感到失望之後的苦悶憂鬱的心情像撒哈拉的藍天一樣完全放晴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簡單到我立刻就會畫新的建築圖紙了。建築非一日之功。此後，我還要進一步經歷各種磨鍊，跨越各種輔助線。

  1月，我從炎熱的撒哈拉回到了寒冷的東京，必須在一個月內寫好碩士論文提交給學校。我選擇的論文題目是《住房集群與植被》，想寫超越建築這一狹小框架的論文。我想終結設計時只看建築，只考慮建築布局和形態的時代。我覺得應該讓建築及其周邊的植物聯動起來，創造出一種和諧、順暢的環境。我論文的大意就是建築應該像撒哈拉周邊草原地帶的村落一樣，尋求人類與植物能和諧共處的一種理想狀態。

  我的志向很高遠，題目本身也不壞。但是，與我設定的目標高度相比，當時的我太過幼稚，既無知識，也無經驗，要想闡述融建築與植物於一體的理論，還為時尚早。寫出來的論文非常糟糕，但好歹還是畢業了。

  當我在設計事務所就職、開始實際的設計工作後，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無能。雖然在撒哈拉獲得了新型建築的朦朧形象，但我不清楚在現實社會與撒哈拉的理想之間如何折中。

  從撒哈拉回到日本是在1980年。從這一年一直到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為止的10年，可以說是戰後日本體系的最終階段。依賴建築這一引擎維持著經濟高速發展的戰後日本體系在1970年迎來了拐點，出現了一大轉折。那一年，身為高中生的我在大阪世博會的會場中四處遊走，排長隊排得筋疲力盡，同時對設計得令人臉紅的場館感到失望。就是在這一年，戰後體系開始崩塌。從1970年開始，很多統計指標開始反轉。人口增長曲線開始反轉，出現了少子高齡化的徵兆；以製造業為中心的經濟開始蒙上陰影，而一直被看作非主流產業的服務業開始出現新動態。1970年就是這樣一個年份。

  為了維持開始崩塌的體系，政府不斷強行採取各種不盡合理的措施。這是體系末期經常會發生的現象。公共投資不斷增加，因為製造業已經開始出現陰影了，所以對於建築業的依賴越發強烈，毫無必要的公共建築泛濫成災。保守黨的政治家們在拼命掙扎，他們試圖通過將利益引導到他們家鄉來勉力維持戰後體系。政府和經濟界都在拼命引導大家投資土地和樓房，以造成一種經濟仍在繼續增長的假象。其背後的原理就是：如果土地和樓房漲價了，建築業也就能獲得巨額利潤。這也可以說是從以產業資本為引擎的社會向以金融資本為引擎的社會的轉變，不過，因為流動性越來越大的資金都流向了建築，所以戰後日本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持戰後體制，政府竟然不惜做到這一步，其結果就是泡沫經濟。

  [1]特納德：地名，位於西非的布吉納法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