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鬥爭——全共斗

  目前已經進入退休年齡的「團塊世代」既是造成「日本經濟奇蹟」的「企業戰士」，又是20世紀60年代末「校園學潮」的積極參與者，所以又稱「全共斗世代」。

  2005年，日本出生人口103萬多，死亡人口105萬多，自然減員1萬多人，是1900年首次人口統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禁懷念戰後初期生育高峰時期的「團塊世代」。1947—1949年，每年出生人口高達270萬，是狹義的「團塊世代」，廣義的「團塊時代」則是指1945—1955年出生的大約2000萬人。目前已經進入退休年齡的「團塊世代」既是造成「日本經濟奇蹟」的「企業戰士」，又是20世紀60年代末「校園學潮」的積極參與者，所以又稱「全共斗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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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末的大學紛爭涉及165所大學，為當時四年制大學總數的80%，而且在出現紛爭的大學中，有近半數的學校即70所大學的學生實施封鎖校園或校舍等極端措施。學生們身穿作業服，頭戴各種顏色及不同組織名稱的頭盔，厚毛巾遮臉，手持兩米長的木棍，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與防暴警察或不同派系之間進行衝突，成為60年代末校園的一道亮麗風景。

  1965年早稻田大學學生在反對提高學費的鬥爭中最早組成「全學共斗會議」（即全體學生共同鬥爭組織，簡稱「全共斗」），1868—1969年組成「全共斗」的大學有178所。「全共斗」與「全學聯」（即「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不同，「全共斗」是校園組織，鬥爭對象是學校當局；「全學聯」是全日本學生組織，鬥爭對象是國家體制。前者是自發參與的直接民主，後者是集體參與的間接民主，在校園學潮時，以學部為單位的自治會提出的方案多被「全共斗」否決。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的「全共斗」運動最為激烈與壯觀，是校園學潮的典型事例。

  1968年1月，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自治會反對醫學部教授會和學校附屬醫院有關註冊醫師的醫師法修正案，為此舉行罷課。2月19日，學生、研修醫師與附屬醫院院長上田英雄教授發生衝突，並將上田教授的助手春見健一軟禁，進行拷打，醫學部教授會決定對17名學生和研修醫師進行處分。

  東京大學評議會同意醫學部教授會的處分決定，為抗議其決定，學生占領醫學部中央大樓並闖入評議會會場，將評議員軟禁一夜，同時在校部所在的安田講堂前靜坐。3月28日占領該講堂，畢業典禮也因此中止。在受處分的17名學生中，粒良邦彥事發時遠在九州，但教授會拒絕改變決定，結果學生的態度進一步強硬。6月15日，醫學部幾十名學生再次占領安田講堂，在其辦公的學校行政機構不能工作。17日清晨，學校當局求助於1200名防暴警察將占領講堂的學生驅逐，但允許防暴警察進入校園的舉動引起其他學部學生的強烈抗議。6月20日，安田講堂前廣場6000名學生舉行集會，同時除法學部以外的各學部自治會一齊宣布進行無限期罷課活動，學校授課完全停止。

  為平息事態，6月28日，大河內一男校長在安田講堂接見4000名學生代表，雙方沒有達成妥協。7月2日，學生再次占領安田講堂，製造路障加以封鎖。7月5日，學生組成「全共斗」，物理學部博士生山本義隆當選為議長。暑假期間，學校當局將校長通知郵遞到所有學生的住處，其中表示重新審查醫學部的處分、此後慎重考慮允許防暴警察進入校園等，但其郵遞方式等做法反而進一步引起學生的不滿，未能平息事態。

  10月12日，「全共斗」進入全校罷課。11月1日，大河內校長、全部學部長、評議員引咎辭職，法學部教授加藤一郎為代理校長的新學校領導班子成立。11月4日，文學部林健太郎與學生集體談判，但失去自由，被軟禁一周。12月2日，加藤代理校長提出事態解決方案，除處分文學部的學生外，基本答應學生要求，但遭到「全共斗」的拒絕。

  1969年1月10日，在東京秩父宮橄欖球場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其後校方與部分學部達成協議，八學部停止罷課活動。但「全共斗」仍然拒絕，並加強防衛體制，防止強行解除安田講堂的封鎖。1969年1月18日，應校方的請求，8500人的防暴警察進入東京校園，陸續解除校舍的封鎖，最後解除安田講堂的封鎖。講堂內有500名左右的學生，並用火焰瓶、石塊、桌子及椅子等對抗防暴警察，後者用高壓水槍、催淚彈等攻擊學生。經過35個小時的攻防，防暴警察終於在1月19日夜制服學生，被捕者374多人，其中有70名東京大學的學生。當時指揮攻擊安田講堂的警視總監秦野章，在舉著雙手走出講堂向警方投降的學生中竟然看到自己的外甥、經濟學部研究生嵯峨一郎（後為熊本商科大學教授）。也許鎮壓學生運動的原因，1971年秦野章出馬競選東京都知事，儘管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的支持，但還是敗給了革新派人士美濃部亮吉。

  東京大學校園學潮結束，但1969年沒有新生進入校園，因為入學考試因此次學潮被迫中止。

  日本大學校園鬥爭的起因是1968年1月新聞報導理工學部教授暗中協助考生入學並隱瞞謝金收入，以達到偷稅漏稅目的。與此同時，東京國稅局查明學校有超過20億日元的資金去向不明。學校經營第一、利潤優先的大量生產式教育以及對學生自治會的嚴厲管理，早就在學生中間積累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5月23日，神田三崎町經濟學部一號館前匯集了2000名學生，高呼「偉大的200米遊行」，舉行了日本大學學生第一次遊行。25日，有5000名學生參加集會遊行，將白山大道擠得水泄不通。27日，經濟、文理、法學、藝術、商學、農學、理工、齒學等學部學生參加總動員大會，提出學校理事總辭職、經營全面公開、集會自由、撤回不當處分等口號，並組成「全共斗」，議長為經濟學部學生秋田明大。

  其後不斷有學生集會出現，從數千人到7000人、1萬人等，規模越來越大。校方採取臨時停課、封鎖校舍等措施加以對抗。6月11日，學校當局和右翼學生襲擊了經濟學部學生召開的集會，有200多人受傷，結果導致所有的學部學生罷課。由於校方難以同意學生提出的「所有理事辭職」、「集體談判」的要求，對立在持續。

  暑假結束後，校方得到東京地方法院「排除封鎖，給予處分」的判決，動用防暴警察將各個學部的封鎖拆除，但更加引起學生的反抗，經濟、法學兩學部的學生再次占領、封鎖校舍，校方被迫與學生集體談判。9月30日，兩國講堂匯集了2.3萬名學生，以古田重二郎理事長為首的所有學校理事走上講台。談判持續到第二天凌晨3點，進行了12個小時，校方全面答應學生提出的要求，廢除檢查制度、經營全面公開、理事集體辭職等，全體理事在確認書上簽名。

  10月1日，佐藤榮作首相在內閣會議上將集體談判看作是集體暴力，並將大學問題看作政治問題。以此為根據，校方態度強硬起來，收回確認書上的承諾，全體理事仍擔任其職務，而且對學生實施鎮壓。5日，警方對秋田明大「全共斗」議長為首的8名「全共斗」幹部發出逮捕令，防暴警察進入校園，陸續拆毀各學部的封鎖。秋田明大等學生運動活動家被捕，第二年3月新學期開始後恢復了正常授課。

  1969年9月5日，「全國全共斗聯合」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野外音樂堂召開成立大會，共有東京大學、日本大學、京都大學等全日本78所大學的2.6萬名學生參加。大會選舉東京大學「全共斗」議長、被捕拘留中的山本義隆為「全國全共斗」的議長，副議長為日本大學「全共斗」議長的秋田明大，反映了東京大學、日本大學在校園鬥爭的影響和地位。大會決定了「粉碎70年安保、沖繩鬥爭勝利」口號，會後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1969年8月，國會通過《大學運營臨時措施法》，在防暴警察的壓制下，各大學的校園鬥爭逐漸平息，全國「全共斗」也很快解體。

  東京大學被捕學生767名，其中被起訴者616名，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審判。全體被告一致拒絕出庭，缺席審判。一審判決133人最高4年有期徒刑，400人緩期起訴，無罪者僅12人。日本大學被捕學生1608人，其中被起訴者167人，判決秋田明大等5人1年兩個月有期徒刑，緩期執行5年，其罪名是在排除校舍封鎖中的「妨礙公務罪」。

  作為故事的結尾，山本義隆目前是有名的大學預備校——駿台預備學校的物理教師，為高中生進入曾誓言讓其解體的東京大學而努力，秋田明大則回到故鄉廣島，單獨經營一家小型汽車修理廠。無論這些「全共斗」的著名人物，還是普通的「全共斗」參與者，在公開場合均對那場波瀾壯闊的往事依然沉默不語。

  除推動社會發展的精英意識、大眾教育的失落感、傳統的自治精神、高等教育體制與設施不能適應迅速增加的受教育人數、反對越南戰爭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海外學生運動影響等因素外，「全共斗」運動的出現與「團塊世代」文化不無關係。由於「團塊世代」為升大學或者就業，集體移動到大都市定居下來，相對集中在特定區域——1970年東京高圓寺車站周圍的半數人口為「團塊世代」，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年輕人集團以及年輕人文化。因為離家獨居，所以每個人都生平首次嘗到自己掏腰包、自己選擇服飾或商品的經驗。當時的時尚是迷你裙、牛仔褲、男生留長髮、閱讀成人視為不良書刊的漫畫，「團塊世代」藉助自由選購商品表現自我，同時藉助消費批判迄今為止視生產為首要的舊世代，並由此產生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重視自己感覺」的無政府主義式反抗意識以及感性解放意識。也許正因如此，在社會壓力和國家權力的干預下，鬆散的「全共斗」運動迅速失敗；也許正因如此，使1956—1960年出生、人口比率較少的「間隙世代」凡事都抱著一種「何必認真」、「無所謂」的態度，敵我不分，隨時可以轉換立場。即使在大學時代，他們也大多埋頭在自我孤獨的世界中，絕對不會呼朋喚友集體做些什麼。

  結果，學生運動隨風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