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算盤乎?士魂商才乎?——澀澤榮一的人生
2024-10-11 02:46:34
作者: 王新生
日本為什麼能成功?在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具有國家、社會意識的實業家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如何,經濟實力決定了民族之間的強弱,「小日本」能夠在短時間內的較量中打敗「大清國」,其秘訣正在於此。因此,澀澤榮一在近代日本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如何誇張都不為過,其生涯也是日本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典型。
鴉片戰爭那年,澀澤出生在武藏國(今埼玉縣)的「豪農毫商」家庭,不僅接受了深厚的漢學教育,而且年輕時已顯示出經商才能。但作為士農工商的最低等級,經常受到官吏的蔑視。為改變身份,必須幹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正值「黑船來航」後的開國年代,「尊王攘夷」盛行,澀澤模仿失去藩籍的浪人武士,計劃到洋鬼子居住的橫濱大幹一場。因走漏風聲被迫躲避期間,經人介紹成為水戶藩主一橋慶喜的家臣,也搖身變為武士。澀澤充分發揮理財的特長,為領主推行財政稅制改革。在慶喜成為末代將軍後,又積極為幕府的改革出謀劃策,頗得將軍的賞識,因而在1867年隨將軍之弟率領的幕府使節團參加巴黎舉行的國際博覽會,並留學法國兩年。
驚嘆於歐美的先進技術、強大的經濟實力、官商之間的平等地位、特別是西方國家經濟制度,澀澤不僅拼命地學習法語,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交流的工具,而且如饑似渴地了解西方銀行、鐵路、股票、證券以及股份公司,為其日後利用歐美先進技術與經濟制度發展自己的實業乃至日本資本主義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礎。
澀澤回到日本時已經改朝換代,32歲的慶喜帶著三個老婆回到德川家族最初發源地靜岡隱居,為報答知遇之恩,澀澤棲身慶喜左右。倒也沒閒著,趁明治新政府發行太政官札之機,組織商法會所(股份公司),籌集資金,經商賺錢。其經營才幹得到政府的重視,掌管財務的部長(大藏卿)大隈重信三顧茅廬,同時得到慶喜的鼓勵,成為政府官員。在大藏省的4年中,參與了貨幣改革、廢藩置縣、地稅改革、制定國立銀行條例等重大改革,其職位也從負責稅務的科員上升到部長助理。
因在編制預算問題上與部長大久保利通發生衝突,也因強烈意識到比起官僚來,明治初期日本更缺乏破除「官尊民卑」的實業家,澀澤在1873年辭去官職,同時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銀行——第一國立銀行,並擔任行長,同年又創辦王子製紙公司;1879年創辦東京海上保險公司;1880年創辦東京風帆船公司,其後陸續與其他海運企業合併,成立共同運輸會社、日本郵船公司;1881年參與創辦日本鐵道會社,並承擔了本州島東北地區的鐵道建設;1882年創辦大阪紡織公司,為日本最大設備最先進也是第一個贏利的現代化企業,由此引發了日本的輕工業產業革命。澀澤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涉及所有的近代性產業,均獲得成功,因而被譽為「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實業之父」、「日本產業經濟界的最高指導者」。
澀澤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其具備超人的經營才能外,政府的保護與支持應當說是最大的因素。明治政權將推動近代產業發展作為最大的使命,從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到士族授產政策的實施、從創辦模範工廠到處理官營企業,甚至引進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均為實業家創造了較好的發展環境。當然,作為產業界的領袖人物,澀澤組織了眾多的經濟團體並擔任其首領,早在1876年就成為東京會議所所頭、1878年成為商法會議所所頭等,通過正常渠道對政府施加影響和壓力,為企業發展獲得更好的條件。例如在澀澤及其團體的要求下,政府取消了棉花進口稅和棉紗出口稅,從而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這麼能幹的澀澤,既沒有將自己的產業發展成為舊時代巨商的住友和三井,也沒有像三菱、安田那樣成為新的財閥,也許是一方面其精力擴展到教育、慈善事業,另一方面也是家族的原因。1875年,澀澤參與創辦商法講習所,1884年將其改建成國立東京商業學校(後來的一橋大學);1886年,參與創辦東京女學館,1897年將其改建為日本女子大學,另外還為大倉高等商業學校、高千穗商業學校、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岩倉鐵道學校等捐款,經常到這些學校演講,鼓勵學生參與實業活動。據說澀澤一生還創辦了包括各種學校在內的600多家公益事業,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東京養育院。該養育院起源江戶時代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執政時期,老中松平定信設立「共有金」,救濟貧窮的市民。1873年,東京府利用其剩餘資金在上野創辦養育院,第二年聘請澀澤擔任其院長,直到1931去世。澀澤晚年熱心慈善事業,不僅自己出資,而且到處募捐,並樂此不疲,以至於一些實業家一看到澀澤就條件反射地說「又來要錢了」。澀澤去世時養育院共有2400人,追悼會上曾引起騷動,因為庭院裡出現了一位身穿禮服裙的不速之客。詢問之下,方知少年時曾寄身養育院,得到澀澤的關照,後來成為一家小型公司的老闆。聽到澀澤的訃告後來不及更換衣服,就訓練有素地越牆而過,求得最後一面。
「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澀澤榮一
1891年,澀澤曾召集家族全體人員,宣布長達87條的家法,但家族並沒有因為規矩較嚴而保持穩定。1884年,澀澤的原配千代死於霍亂,已經出嫁的長女歌子承擔起撫養10歲長子篤二的義務。第二年,澀澤再婚,後妻兼子出身幕府時期的御用商人,明治維新時家道中落。篤二在熊本讀高中時沉溺花柳界被迫退學,禁閉在家。1895年,篤二與朝廷貴族之女橋本敦子(據說是孝明天皇之妹和宮的侄女)結婚,1896年長孫敬三出生,第二年篤二也成為「澀澤倉庫」的負責人,似乎一切都穩定下來。但1911年報紙刊登了篤二與其他女性的桃色新聞,雖然在澀澤的活動下,事態得到平息,但1912年法院判決篤二為「禁治家產者」,剝奪了其繼承權,此後離家別居,直到去世。1915年,澀澤將家族會改編為株式會社,長孫敬三成為第一代社長,當時只有19歲。敬三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進入橫濱正金銀行,1922年與岩崎彌太郎的孫女喜登子結婚,終於為澀澤與岩崎20年前曾經的死斗畫上了句號。1926年,敬三按照祖父的願望進入第一銀行,此時澀澤辭去擔任45年行長的職務已過去10年。1944年敬三擔任日本銀行總裁,為此在戰後初期被剝奪公職,同時喜登子出家為尼。解除剝奪公職處分後,敬三又擔任過經團聯董事、國際電信電話公司社長等職務,但夫妻再次見面是1963年敬三去世前夕。以刻薄話語著名的評論家大宅壯一對敬三的去世只說了一句話:「最後的精英死去。」
長男篤二未能繼承澀澤的事業,一方面是因長女代母放鬆管制,另一方面也與澀澤的婚姻有關。在大藏省任職期間,澀澤就納妾與家族同住,並生二女,據說澀澤一生共有20個子女。儘管明治時期上層人物多妻無可非議,但澀澤的行為還是超出了常識,從而為家族留下負面遺產。
實際上,澀澤留給後世最重要的是精神遺產,即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產業、經濟制度與東方儒家倫理的結合。例如在澀澤撰寫的《論語與算盤》書中,認為孔子不反對正常的贏利活動,反對的是不擇手段的牟利。同時,只有講求誠信,信守商業道德,照顧到國民以及國家的利益,個人的商業活動才能獲得成功,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證。「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一方面澀澤大聲疾呼社會尊重工商業,號召大家積極從事工商業活動,以創造贏利光榮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他也積極呼籲工商業者信守商業道德,勿忘社會福祉,勿忘國家利益。「道德和經濟二者必須齊頭並進。生產殖利的經濟只有在仁義道德的支持下才能發展,而仁義道德的影響只有通過經濟的發展才能擴大」。正因如此,澀澤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澀澤認為:「如果偏於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雖說是「為富不仁」,但也有例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