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戰略新思維

  經濟合作也是一個新的外交戰場，甚至比正式的外交有更大的迴旋餘地，有更深遠的影響力。在提出「睦鄰、安鄰、富鄰」外交政策十年之後，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正在面臨調整。

  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組織成長、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機制在2005年發表「919共同聲明」，都標誌著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邁入了更加緊密、互利的新時代。

  但是以2011年為標誌，中國「睦鄰」政策遭受到前所未有壓力。六方會談被擱置了三年仍然無法啟動，上海合作組織除了反恐難以扮演更加活躍的區域安全和經濟協調角色，中國-東協自貿區啟動，卻無法有效降低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爭議。再加上歐巴馬政府高調宣布「重返亞太」，中國周邊形勢處在冷戰結束以來新的低潮期。

  從與越南和菲律賓的南中國海領海之爭，到與緬甸和泰國的緊張局勢，曾經良好甚至可謂友善的鄰邦關係突然之間風聲鶴唳。2011年9月，緬甸決定擱置中國投資建設的密松大壩項目，令中國投資者感到措手不及。10月5日，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遇害。中國向來穩固的南部和東南部邊境，已有近20年時間沒有發生任何麻煩，為何現在對中國如此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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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還在大力修建中國-東協「互聯互通」工程，通過建設連接中國和包括緬甸在內的高速公路和鐵路網絡，加強中國和東協國家的經濟、社會聯繫。比如在從昆明經寮國到新加坡的鐵路；比如在緬甸，除了密松水壩之外，還包括一條連接緬甸和昆明的新輸油管線，這一輸油管線的建設成本估計為170億美元。中國寄希望於通過這樣的項目破解馬六甲困局，其價值意義不亞於二戰期間的滇緬公路。

  如果中國無法通過及時有效的政策保障在東協國家的投資，中國20年來在經濟上推動與東協的整合，實現中國-東協睦鄰友好合作可持續發展的努力又有何意義？

  就緬甸的問題而言，被叫停的密松水電站項目上，環境與移民問題只是導火索，中資公司面對的考題將是公共關係管理策略、多元開放的社會溝通能力、海外投資應對方式，以及對投資環境的重新權衡。自2008年之後活躍並逐漸擁有「話語權」的緬甸民間組織，藉助水電環境議題，尋求政治體制上的變革，寄望於緬甸政府更加開放。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NLD）領導人翁山蘇姬在2011年8月發表一份《伊洛瓦底請願書》，呼籲中緬雙方重新考慮水電建設事宜，將反對風波推至高潮。

  與中方簽署合作協議的是緬甸前政府，而2010年民選產生、今年3月底就職的新政府，正力求改變此前幾十年來處於軍政府管制下的政治局面。吳登盛政府為了與緬甸動盪的克欽地區政治勢力分享權力，從而削弱地方軍閥，在密松大壩項目上明顯遷就地方勢力，不惜得罪中國。

  而中國投資者太過依賴中緬政治關係，對緬甸新政局缺乏足夠了解，低估了該項目的政治風險。在密松進行大壩投資和建設的中國電力海外投資公司，也暴露出大型國有企業海外商業操作模式上的缺陷。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年在海外市場取得了巨大成績，也往往以為萬一有什麼商業風險，政府可以兜底，出了危機政府會出手援助，因而常常疏忽在投資對象國培育和營造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力。

  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投資者，都應該認識到外交與商業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並不只是外交為商業往來服務，商業的擴展，在當地培育和營造影響力同樣反過來對於外交有著深遠的影響。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商業開拓，不僅是「睦鄰、安鄰、富鄰」政策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在外交和戰略上耕耘周邊的重要手段。

  事實上，其它國家諸如日本，在類似這樣問題的處理上值得借鑑。上世紀70年代日本曾受到東協國家民眾的強烈批評，認為日本只關注掠奪東南亞國家資源，被稱為「經濟動物」，東協的幾個國家甚至掀起抵制日貨、反對日本領導人來訪的反日示威。此後，日本調整政策，「福田主義」出籠，強調日本要與東協國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關係，加強與東協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加強對東協國家的援助，逐漸緩和了與東協國家的矛盾。

  今天，當我們到寮國，到越南不少地方，甚至城市的發展戰略和規劃都是日本JICA協助制定的。他們對於城市和國家經濟發展的了解程度和影響力也可見一斑。

  根據中國周邊出現的新形勢和新問題，我們需要不斷評估、檢討和更新周邊外交政策與行動。中國的周邊外交如果不能走出新路子，單純的「睦鄰政策」很可能難以應對已經變化了的新現實。

  中國應該加大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性影響，而不是僅注重政治高層往來和經貿商業投資。單純基於互利的商業利益，周邊外交仍然缺乏堅實基礎。只有將中國在周邊的良好政治往來、商業擴展，與中國形象和中國元素相結合，通過塑造和爭取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人心」，中國才能真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站穩腳跟，才能真正可持續發展。

  中國要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樹立形象並爭取人心，不能僅是靠政府推進，而要發展多邊社會交往。類似於中工寮國這樣的項目，既解決了寮國政府的燃眉之急，又能夠持續地長久地成為寮國首都的標誌性區域，更能夠和寮國方方面面的組織、機構、團體等建立廣泛的聯繫，應該是未來對外投資和發展友好關係的合理方式。

  美、歐、日在東協保持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基金會、智庫和教育機構，與當地建立廣泛聯繫。相比之下，中國主要還是靠政府機構和企業活動。如果我們能夠大力資助和培養各種社會組織，鼓勵它們在中國周邊發展多層次的聯繫交往，對中國提升周邊影響力將極有幫助。

  為此，我們的對外宣傳和形象推廣需要有根本性的調整和體制性的改革。尤其應將對外宣傳的主體從政府轉向民間，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在國家形象推廣方面的作用。逐步建立廣泛的以社會組織為主體的海外活動網絡，是中國外交所需要的得力助手。這些社會組織所編制的網絡系統，在信息搜集和反饋、加強多層次社會交往並建立多渠道接觸影響機制等方面，這都將對中國政府大有幫助。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像中工這樣的企業，深入地廣泛地與對方國家展開合作，不僅僅與對方政府，更深入到各個社會團體；不僅僅去開發資源，更開發與各類消費者都密切關聯的城市項目。比如萬象的城市中心區，比如即將開發的寮國文化古都——琅勃拉邦旅遊特區。

  按照這種模式，中工正在充分發揮出多年積累的資源優勢，除了寮國緬甸之外，在柬埔寨、泰國、尼泊爾等各個國家都在以一種新的方式和思路去展開合作。如果說以前，我們還是以一種簡單援助或者政府工程的思路，多半瞄準的是基礎工程建設的話，那麼現在的合作更多的面向市場，去做影響，做金字塔的塔尖，去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東西，去與當地的居民形成發展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