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國的諮詢行業里，王志綱工作室一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很多人聽說過，但並不容易說清楚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從地產到城市，從產業園區到區域合作，從企業戰略到國家戰略，這個團隊就像一艘潛水艇，當人們還在回味這個案例的精彩時，卻又猛然發現它在另外的領域浮出水面。以至於很多時候，人們介紹我們的時候都不無困惑，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

  將近二十年前，我剛剛離開新華社，捲起褲腳奔向市場經濟的大潮。有一天，一位堪稱南中國讀書最多的知識分子看到我給一些企業做的策劃案，興沖沖地找到我，說王志綱你給別的企業找定位，有沒有給自己找定位？我給你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你知道美國的蘭德嗎？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

  當時我禮貌地送別他。作為一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對於這個從事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的著名思想庫何嘗不是心存嚮往。但就那個時期來說，無論是中國的需求，還是個人的準備，都還沒有到時候。當時正是市場經濟在中國恢復並開始快速發展的時代，體制機制的不成熟造成大量的問題亟待解決。作為一個民間智力機構，也沒有那麼多大的課題交到我們手上。所以在後來成立工作室的時候，我把目標設定為打造「有中國特色的商業思想庫」。

  

  在歐美，戰略思想庫和商業諮詢機構有著明顯區別。戰略思想庫的代表是蘭德、倫敦戰略研究所,主要服務政府;商業諮詢機構的代表是麥肯錫,主要服務市場。不同機構的產生有著不同的背景和使命。

  拿美國來說，最初一批諮詢公司誕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時候一是流水線生產催生了科學管理的思想，二是整個經濟步入蕭條，需要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比如麥肯錫成立於1921年，他最初給別人教會計學，經濟危機出現後幫助別人整理爛帳，從事企業兼併、購買等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企業微觀和中觀層面的問題，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於是搖身一變成了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一步步發展到今天成為諮詢公司的代表。像蘭德這樣的戰略思想庫則誕生於二戰期間，最初是出於軍事的需要，作為美軍討論戰略和作戰計劃的保密室(類似作戰參謀部),二戰結束後成為軍工企業的研究發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s),縮寫為RAND。戰後大量軍事工業轉化成民用工業（比如計算機以及後來的網際網路），軍事服務業轉化成了民用服務業，原來服務於軍事戰略的蘭德就繼續服務於國家安全以及一些發展趨勢的研究。

  毫無疑問，在美國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這些機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是這些諮詢公司或戰略機構長期持續地研究，使得美國在對外無論是商業還是政治軍事領域上的決策都能夠長遠著眼，比別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反過來也是一樣，時勢造英雄，如果沒有美國實力的支撐，麥肯錫也好，蘭德也罷，也無法隨著美國的企業或是政治軍事力量把觸角伸向全世界。

  二十年前的中國，首先解決的還是解決自身的問題。我們作為一家從根子上就是體制外的智力機構，除了將根深深地扎進市場的土壤，也別無其他選擇。這並非是迫於生存壓力的無奈之舉，相反卻恰好鍛鍊了作為思想庫的性格。因為真正的思想庫有兩個基本特徵：第一，它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提供相應的對策，而不是純粹理論研究的機構；第二，它必須要獨立於政府、企業和利益集團之外，擁有獨立的視角和超然的位置，因此才具備公信力。

  即便作為一個長期活躍在市場前線的資深記者，站在岸上和下到海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將近二十年的市場化生存之路，不僅讓我們具備了丙方的實力，更讓我們在實踐中檢驗了知識，鍛鍊了方法論武器，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商業思想庫之路。

  二十年的探索

  過去的二十年，我們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見證並參與中國天翻地覆的過程。從自身來說，大概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2003年之前的工作室，為人所熟知的是在地產領域的影響，雖然這個時候參與的茅台、昆明世博會等項目已經有後來從事企業和城市戰略的雛形，但是主要工作還是在地產領域。

  2001年的華南板塊大盤之戰是中國地產界前所未有的盛事，在一塊方圓不過兩萬多畝的土地上聚集了南中國最有實力的八大發展商，其競爭之激烈、競爭規模之大、競爭水平之高至今無出其右者。在各路地產豪傑中，工作室同時擔當兩家發展商的總策劃，當時幾乎所有的地產行家和專業人士都對華南板塊的前景表示悲觀和懷疑。事後還是證實了我的判斷，這場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工作室發展命運的商戰過後，工作室再一次引領中國地產的發展潮流。

  正是在地產行業一片高歌猛進的形勢下，我做出了一個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選擇，開始從傳統地產領域轉向城市發展領域。其實，華南板塊的勝利中已經蘊含了城市戰略的判斷。一個如此規模的大盤，如果不放在城市發展的背景中，如果不和政府跳好雙人舞，如果不是把握住市場發展的大勢，其成功是不可想像的。

  2003年夏天，時任成都市長的李春城委託工作室為大成都未來5年的發展之路提供戰略諮詢，這是工作室參與城市與區域發展戰略的前奏。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啟動，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課題驀然擺在我們面前。從大北京到大上海，從華東到西南，隨著此起彼伏的城市化浪潮，越來越多的城市乃至省級政府開始找到這家來自市場的策劃機構。

  戰略需要時間的驗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曾經走過的一個個城市和地區，不無欣慰地看到當年的戰略判斷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在做成都戰略的時候，我們沒有糾纏於成都是中心城市還是美食之都，而是站在整個中國城市發展的大格局下尋找成都的定位。站在整個中國城市競爭的版圖上，東部三大城市圈為中國的綜合實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猶如一支強勁的長弓，而長江流域經濟帶則如一支利箭，張弓搭箭，確立了中國經濟整體均衡發展的格局。決定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關鍵不僅在於弓，更在於是否有強有力的支點。在城市中國這個引弦待發的格局上，幅員遼闊、發展滯後的西部亟需形成新的城市圈作為發力點！如果說中國城市經濟的新格局是張弓搭箭的「3+1」，那麼「3+1」格局中的「1」，只可能出現在西部！這是歷史給予西部的一個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的天時！那麼放眼西部，在有可能競爭的種子選手中，誰能搶先一步、扮演「1」的角色呢？

  重慶可謂得天時，擁有直轄市的政治優勢，同時享有三峽工程建設帶來的機遇，已經成為國家拉動西部經濟增長的戰略基地。西安占據地利，從來就是西北的中心，文化底蘊深厚，悠悠十三朝古都，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已提出爭創「西部最佳」城市的發展目標戰略。相比之下，成都並不占優，頂多能能占人和。它在軟性資源上更勝一籌，作為天府之國，幾千年來就是休閒城市，富饒閒適，山川秀美，文化底蘊獨特，從來都是西部最大的消費城市。說實在的，在這場新三國演義中，成都的戰略地位並不突出，但在這場戰略突圍之中，成都「大夢誰先覺」，勇於代言西部，按照中西部中心城市來制定戰略。打出「休閒之都」的品牌，以三產帶動二產。不僅沒有耽誤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反而因為重視環境，吸引來了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

  十年間，得益於成都領導班子對這一戰略堅定不移的落實，成都在城市發展、城鄉統籌、高新產業、文化產業、休閒旅遊以及城市營銷方面都做得風生水起。我們也一路深入參與了眾多前沿課題的探索。2009年，成都重新審視發展戰略目標，充分肯定了過去的發展成績，並且開始在世界城市體系的格局中提出新的定位。

  ——再比如大北京，首都圈的打造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醞釀之後，為了真正實現世界城市的目標，也開始進入到更為實質性推進的階段。行政的短板需要市場來補。無論是從國內外區域合作的經驗，還是從現實運作的實踐來看，都不難發現：區域合作的推進，不僅需要政府層面的高度共識，更需要符合市場規律的操作來支持。翻開我們的案例庫，幾乎這個區域中的所有重要城市都赫然在列：從廊坊到張家口，從承德到保定，從秦皇島到天津。因此，北京市對口支援與區域合作領導小組委託工作室進行首都圈戰略研究也就成了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

  ——沿邊中國：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趨勢，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置身其中，或者主動引領時代發展，或者被攜裹著一路向前。開放使得中國接軌全球化，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

  完整意義上的開放包括「沿海、沿江、沿邊、沿線」開放。在沿海快速發展的同時，沿邊開放卻是許多年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雖然一些地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提出沿邊開放區域合作，但是無論是規模還是效應無法與沿海開放相提並論。這是經濟規律所致。之所以中國的沿海開放能夠迅速發展起來，是因為沿海城市承接了世界產業轉移的浪潮，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充當了世界加工廠的角色，以這樣的角色嵌進世界經濟體系。而在沿邊開放區域，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沒有到一定程度，與周邊國家的互補性還沒有體現出來，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沿邊開放遠遠沒有辦法和沿海開放相提並論。

  今天沿邊的時機已經成熟。從國內的需求來看，沿海地區先行一步，和內地的差距越來越大。這個時候如果不解決均衡發展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的列車就會脫節。所以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戰略，都是要解決東部和西部、東北和沿海差距拉大的問題。從國際需求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伴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改變又一波世界產業轉移浪潮興起，沿邊開放的新時代正在到來。如果說沿海開放開啟了中國過去的三十年的話，沿邊開放則將接過接力棒，成為未來三十年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

  過去的五六年時間裡，我從東部的黑河、綏芬河、丹東、琿春到西邊的新疆，再到西南的西雙版納、紅河以及廣西的欽州和崇左等，走遍了這些邊境城市，他們正在迎來新一輪的發展熱潮。

  ——還有諸如萬達、泛海這樣中國頂級的民營企業，在他們探索新領域的時候也找到我們。四年前，由王健林牽頭的考察團北上長白山，南下雲南，探索旅遊開發的新模式。在跟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王珉的會面中，我代表戰略諮詢方闡述了長白山整體開發的意義和價值，直接促進了項目的落定。而在後來雲南的考察中，西雙版納、普洱、玉溪和昆明都拿出最好的資源，究竟該不該投，投在什麼地方，這些向來謹慎的大佬難以在短時間內做出決策。恰好此前半年，我們受西雙版納政府委託完成區域發展戰略，不僅挖地三尺，而且走出國門，沿著湄公河，深入金三角，充分研究了未來西雙版納的發展價值，因此對這裡的資源和未來的發展非常了解。幾位投資者非常認同我們對西雙版納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認同這裡的投資價值，決定拿下瀾滄江邊一塊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出資兩百億打造國際級休閒目的地。經過了長白山和西雙版納的探索，這幾家大企業的投資組合在旅遊產業開發上開始大展拳腳，隨後在福建武夷山、大連金石灘、武漢等若干地方攻城拔寨，用不了幾年時間又將成為這個領域的領軍者。

  此次考察也給雲南省方面很大的觸動。事後聽朋友說，陪同的省委領導在全省的會議上感慨，我們之前的招商方式往往是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拿出來，但是這一次親眼目睹這些大企業的決策過程才明白，對於這些著眼長遠的大項目來說，不僅要看到眼前的資源，更要看到未來發展的價值，而要能夠深入挖掘清楚這些價值，把資源與市場發展的趨勢相結合，把企業與地方的共贏方式說清楚，則非需要經過戰略策劃的過程不可。

  ……

  從沿海到內地，從北國到南疆，哪裡有難以解決的前沿課題，哪裡就活躍著我們的小分隊。每當我親自奔赴前線或是收到各個隊伍反饋回來的信息的時候，我都深深地感到：一個戰略時代終於到來了，我們為這一天已經整整準備了10年；我們用了10年的時間告訴國人，規劃之前是策劃，我們還要用10年時間告訴國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戰略。

  時代的呼喚

  2009年的年會上，我提出把工作室的目標從打造「中國特色的商業思想庫」改成「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從商業思想庫到戰略思想庫，雖然只是兩個字的改變，卻經歷了多年積累和磨練的過程。

  思想庫的發展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戰略地位密切相關。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庫，一方面跟他的政治決策方式有關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走向全球，要對全球的趨勢和動向進行研究和控制，所以它以諮詢為前沿，在全世界推行他的體系。

  伴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戰略思想庫的興盛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今天的中國可以說到了一個關口：一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發展，一邊又面臨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的深刻轉型；一邊要應對國內出現的種種問題，一邊又要面對國際發展環境的風雲變幻。這些關係之間既相輔相成又存在著矛盾。打個比方，昨天的中國像是在長江和珠江裡面的航船，那時候只要是「船老大」就行了。怎麼叫船老大？左邊有村莊，右面有廟宇，那他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他在哪裡了，可以操作船了。但今天的中國已經到了珠江口、長江口，到了浩瀚的太平洋。這時候，東經、西經、南緯、北緯，如果沒有一套現代意識，沒有航海圖、沒有羅盤、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分工，船長、大副、二副、輪機長，我們是不可能「掛雲帆濟滄海」的。這就要呼喚戰略了。

  對於中國而言，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正在發生：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誌，中國正在從過去較為被動的全球化提升為更為主動的全球化，從過去產業層面的全球化提升為產業與資本相結合的全球化，從過去引進來為主的全球化提升為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全球化。

  比如在非洲，中國的影響正在持續上升。由於中國給非洲的援助給非洲帶來了「一種新選擇」，中非合作為非洲帶來了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在2006年的中非論壇上，非洲國家希望更多借鑑中國近年來的發展經驗，胡錦濤主席提出在非洲設立3-5家經濟貿易合作區的設想。我們介入了其中一家模里西斯經貿合作區發展戰略的研究。

  工作室團隊兩次赴模里西斯，遍訪毛國總統總理及各部大臣。在深入考察中國「走出去」戰略及境外合作區發展規律後遞交的模里西斯天利經貿合作區發展戰略得到從模里西斯朝野到中國商務部以及天利集團的高度認同。模里西斯政府從這個被譽為打造「中國首家海外經濟特區」的宏偉計劃中看到了成為「非洲新加坡」的希望。2009年2月，胡錦濤主席將亞非五國之行的最後一站放在模里西斯。在會晤中，毛總統總理多次提到合作區。會後在發展中毛關係的五點建議中，胡主席明確指出加強發展經濟貿易合作區，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全力支持。

  再比如東南亞，從傳統的觀點來看，西南是閉塞的邊陲；但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尤其是區域一體化的眼光來看，西南則是前哨。如果我們的目光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將會發現中國並非只是東面臨海的大陸國家，不拘泥於國界局限來看的話，西南是通往另一海洋的出口。今天東南亞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熱點。美國高調回歸，緬甸、泰國的動盪，都給這一區域帶來不確定的因素。這一區域對於我國具有獨一無二的戰略價值，除了國家層面加強合作與溝通之外，有沒有一些操作層面的抓手可以成為戰略的地方，能夠將合作落到實處，讓聯繫更為緊密。

  四年前，在做西雙版納戰略的時候，我們就曾經沿著昆曼大通道，南下老緬泰，認識到西雙版納的價值在於打通國內國外兩個扇面，由此確定了「金三角樞紐、湄公河明珠」的戰略定位。版納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深耕版納的企業也做得風生水起，不僅成為這一區域旅遊資源的整合者，甚至參與到寮國國家經濟特區的開發之中。

  三年前，我們參與廣西北海、欽州以及崇左的城市發展戰略，深入河內、西貢，沿著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深入考察越南，體會世界產業轉移的又一波浪潮，梳理出在中國-東協自貿區的發展過程中，在北部灣戰略深入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城市應該所應該選擇的發展路徑。

  2011年末，受到中工國際的邀請，我們又深入寮國首都萬象，參與到為2012年亞歐首腦峰會所打造的國際中心項目中去。作為一家走出去多年的企業，中工在海外完成了眾多的工程項目，承擔了大量國家援助的任務，也與對象國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中國走出去戰略進一步深化的關鍵時刻，中工希望探索出一條從單純工程向複合投資轉變的道路，整合國家資源，將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對外貿易以及相關優惠政策整合到一起，為央企走出去探索一種新的模式。

  放眼向洋看世界，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浪潮鼓舞下，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中國企業、個體走出去，就像一支龐大的船隊，有萬噸巨輪，也有小帆板，他們的出發點不同，目標不同，行為方式也不同。有沒有可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帶領下，形成一隻只具有戰鬥力的艦隊，讓中國走出去走得更遠更好。我們試圖用親身的經歷、真實的案例來做出回答，這些仍然在探索中的答案，並不一定完善，卻無比鮮活。

  把目光拉回到國內，同樣面臨關鍵的轉折。全球化初期中國以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嵌入全球體系，成為世界工廠。低成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由於成本低，企業可以在迅速擴張的同時獲得可觀的盈利，再用利潤去投資，進入新一輪的擴張。企業的低成本擴張可以吸收從農業轉移過來的富餘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這一基礎正在發生改變。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嵌入全球產業鏈低端的時候，過了十多年的時間就因為成本的上升要被迫往高端走，無論日本，還是韓國或者台灣都是如此。但是中國由於特殊的農民工群體，不斷地從內地往沿海遷徙，一撥人走了有來一撥人，竟然將這一勞動力優勢保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今天這個低成本終於不復存在：人口的迅速老齡化使得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不再唾手可得，新一代的農民工子弟不願意從事父輩的工作；人們越來越重視環境的成本，今天在什邡、啟東等很多地方爆發的矛盾正是人們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不再認為經濟發展是壓倒一切的；還有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低成本的土地也不多了。

  從國際環境來看，全球經濟低迷伴隨著著新一輪工業革命的發生。全球經濟形式的惡化使得各種類型的保護主義重新抬頭，而新的技術又將改變全球分工體系，製造業有回流本土靠近消費市場的趨勢。這一切都在倒逼中國進行升級和轉型。

  首當其衝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過去三十年中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家、個體創業者作為微觀經濟運行的主體，走出了一條涓涓細流匯成江河的壯麗詩篇。如今，由民營企業創造的生產總值已經占到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0%，而民營企業所解決的就業更是高達80%以上，民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今天后發優勢正在消失，簡單的發展模式就能帶來快速增長的奇蹟難再，不升級難以繼續發展；對於個人來說，當年那一批為改變命運而奮勇前行的創業一代已經完成了原始的財富積累，功成名就，當最初的目標已經實現之後，企業做下去的動力在哪裡？當財富的增長與幸福感的增加並不成正比的時候，做企業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在日益嚴峻的外部競爭環境和逐漸消磨的創業激情雙重夾擊之下，眾多企業家陷入內心的焦灼之中。除了一小部分明星企業家之外，大量多半從事傳統行業的中小企業家缺少主流社會的關注和認同，他們雖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有了傲人的財富，卻因為缺少精神的皈依而倍感困惑。他們湧向商學院，但這樣的問題不是商學院能夠回答；他們拜倒在各路神仙之下，但飄渺的宗教目標仍然難以解決此世的難題。在此背景下，以這個群體為對象的培訓行業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生長起來。

  思八達是這一培訓行業的代表。在眾多培訓機構專注於技能培訓的時候，思八達發現這些企業家精神領域的困惑。專注於心靈輔導的智慧系列課程受到眾多中小企業家的追捧。由於缺乏終極目標，企業家對於經營企業缺乏堅定的信仰，當企業只是實現財富的手段之一，那麼什麼能夠快速積累財富就成為眾人追求的對象。而一旦大勢走低，他也缺乏深入研究，挖掘市場空缺的耐心和毅力。對於這樣的企業家來說，即使財富仍在積聚，地位依舊隆盛，他的內心已經開始變老。而當風險和不確定性來臨，他的反應也開始遲緩。

  中國的草根企業家們在真正實現從小草成長成為大樹的目標之前，勢必面臨一次脫胎換骨式的拷問：做企業的真正動力在哪裡？這如同一個世紀以前韋伯的命題。西方中世紀之前，對於工商從業者的蔑視也與東方無異。正是宗教改革把上帝的天命與此世的追求相結合，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構。

  這一群體的需求是什麼，他們的真問題是什麼，如何引導這一群體，如何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與困惑，不僅對於他們很重要，對於他們的企業能否真正成長壯大也很重要，甚至往遠了說，這樣一批民營經濟的主體能否完成一次蛻變，從無意識的拼搏奮鬥到有意識的理想追求，對於中國能否真正實現國富民強，可持續發展也很重要。也正是站在這樣的角度上，工作室與思八達的合作，以及與思八達所凝聚起來的這個群體的合作也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

  還有產業園區的轉型。高新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城市發展的重要引擎，二十多年來在帶動地方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縱觀其發展歷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政策驅動階段，以稅收、土地等優惠吸引國內外企業入駐；土地驅動階段，主要通過土地配比、城市配套建設等吸引和支持企業；進入新世紀以來，前兩個驅動源的能量即將釋放完全，高新區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繼續驅動自身並推動城市的發展？

  大慶高新區可能會成為高新科技園區探索新發展路徑的一個代表。它的特殊意義不在於它的體量，而是因為它的思路和模式——真正通過高新區的戰略找到與城市戰略的結合點，從高新區整體戰略到產業推進策略，從經開區戰略再到企業孵化戰略，完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演進的過程。在完成整體戰略和產業推進戰略之後，大慶高新區再委託工作室和長城戰略研究所完成100家重點企業的發展戰略調查和發展策略建議。希望通過探索一條從傳統的「送政策、送土地」到「送智慧、送戰略」的創新道路，幫助企業理清發展思路，推動企業跨越式成長，從而培育和孵化出一批國家級、世界級企業，為大慶轉型提供動力引擎，為中國城市發展探索新的模式。這不僅是大慶高新區的創舉，在全國高新區發展史上也極具創新性。這種發展理念和支持模式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國家科技部等各方的高度關注。

  ……

  今天中國大範圍的社會變革在如此短促的時期內發生，這是在穩定發展時期內的觀察者難以想像的豐富體驗，也爆發出對於戰略的巨大需求。感謝歷史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面對一個個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的時代命題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機會頻生而又撲朔迷離的時代里，如果不藉助科學的方法，人們的認識往往會陷入迷途。

  時代在呼喚更多的戰略研究機構。中國實力的增強和與世界更深度的交鋒勢必催生更多戰略研究機構，而中國未來的發展要走得更合理，更少彎路無疑也離不開更多的戰略研究機構的工作。

  迎接戰略時代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又想起那位跟我講蘭德的朋友，今天的中國已經準備好了嗎？我們準備好了嗎？未來我們又需要什麼樣的戰略研究機構？

  今天中國的准戰略思想庫主要有三種類,其一是政府主導的思想庫,例如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其二是大學主導的思想庫,例如北大經濟研究中心；其三，還有一些企業自己的戰略研究機構。這些機構有各自的優缺點。比如政府在政策研究方面經驗豐富，但是立場決定了他會受到領導的影響；學校在理論研究上功底深厚，但是在實踐經驗上的缺乏卻使得其解決方案往往缺乏操作性；還有企業的研究，應該來說在專業領域上是有廣闊的前景，但是目前還沒有多少企業能夠真正組建自己的戰略研究機構。

  未來中國需要需要能夠在這幾個領域之間能夠打通的戰略機構。用工作室的一句話來說就是「縱橫官、產、學，打通學、術、道」。這句話的口氣聽起來很大，但確實是一個合格的戰略諮詢機構對自己的要求。

  術是實踐,也就是知其然,解決客戶需要的;學是理論,也就是知其所以然，解決客觀上可能的。在實際工作中學重要還是術重要是很難說的。我們策劃可能從「學」開始,也可能從「術」開始。但是真正困難的就是在學與術之間形成互動，也就是道的過程。我們自身的探索首先是從學到術，作為曾經傳統體制之中的知識分子，我帶領團隊去經受產業領域中市場的考驗，複合地產、大盤地產、城市運營商這些理論對企業產生了持續的影響；當我們把這些時間變成《大盤時代》、《城市中國》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在向著學的回歸，今天工作室已經對市縣政府已經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對省級政府的影響也已經開始。再下一個十年,我們的目標是要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研究模式、重要理論,有自己的專著,就像《國家競爭優勢》，成為世界研究中國和中國研究世界的理論武器和現實案例。

  理論若不和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空洞的理論,實踐若不以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工作室的「道」就是在學與術之間起舞,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穿梭。這對於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個合格的策劃人,往往需要經過由實踐到理論,由理論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成熟。一個合格的戰略機構也要經歷二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積累和現實檢驗才能夠承擔起戰略研究的使命。

  未來中國所需要的戰略思想庫，一定會帶有東方智慧思維的特徵，也一定會與中國發展的階段和實際相結合，提出可以實現的發展路徑。

  在東西方思維的對比中，通常會認為西方思維是分類式，而東方智慧是綜合的。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分類的好處在於可以條分縷析，不斷細分，不斷專業化；而東方的往往看起來是整體的，籠統的。伴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正在發生轉變，正在重新認識系統的、綜合的方法的價值。

  這正是工作室獨到的地方。曾經在與國外公司合作的過程中，對方往往在交流的時候感慨，他們既得益於強大的資料庫，也受制於資料庫。有些創新的思路也很難得到系統的支持，因為這種綜合分析各種信息之後的突破和高屋建瓴在數據上，在模型上不一定能得到驗證。而正是這種「穿越魔方」的工作方法使得工作室攻克了不少常規方式難以解決難題，成為我們屢試不爽，於沒有路的地方開出路來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更多是從經濟體量上而言的，未來的中國需要向世界貢獻更多的思路和思想，才能無愧於中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和豐富的積澱。沒有人再懷疑中國的前途，研究中國、理解中國已成為西方各個思想庫的必修課，對於數百年西風東漸的中國來說，重估自身思想的價值，並以此作為全球競爭的支點則成為我們不容迴避的命題。

  放眼未來，前方的道路還很長。戰略的研究和制定是一個發現規律的過程，更是一個承認規律的過程。發現規律並不容易，而承認規律則更難。有的時候並不是不懂，而是因為「屁股指揮腦袋」，不願意承認。這無疑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只有完成這一變革，中國才會更具競爭力。

  令人欣慰的是，已經有不少政府和決策機構認識到原有決策方式的局限，而開始了新決策方式的探索。其中就包括尊重市場的力量，尊重科學的方法，至少按照一種較為科學的方式去尋找和發現規律。毋庸諱言，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開明決策者的存在，我們作為一個來自市場的戰略諮詢機構，才有可能參與到許多城市與區域乃至國家戰略的研究和制定之中去。

  過去十幾年裡，我們不斷地把實踐總結出來，貢獻給大家。很多人也在關心我們這兩年又有哪些方面的探索。一個機構能力再大所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而今天中國需要以一種科學的方法、合理的戰略思維去處理的問題太多。因此我們一直試圖把我們的探索和方法和盤托出，希望能夠對於別人有所啟發。

  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書也是基於這樣的目的。相比起來，這本書與之前的書籍有所不同：其一是時間上的跨度：過去十年裡中國經濟總量突飛猛進，一批企業從幾千萬到幾十億幾百億的規模，一批城市從偏安一隅走向世界級城市，從他們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一些規律；其二是領域上的跨度，它不只是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城市，而是涉及六大領域：國家戰略、地產戰略、城市戰略、區域戰略、產業戰略以及企業戰略。這六大領域如同一個六面體，每一個戰略的制定，都需要在這個六面空間中碰撞，最後才能得到一個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戰略，跟六面之間已經形成牽絲掛網的關係，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二維坐標系，而是多維坐標。每一個面的內容都與其它面的戰略相關，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不同領域之間的穿越才拓展了原來的視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們正在迎來一個戰略時代。它呼喚決斷的勇氣，同時也需要科學的方法。無論如何，未來中國向何處去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需要更長的時間去驗證，也需要有更新的思路與方法去發現突破性的解決之道。而這，正是我們作為一家戰略諮詢機構孜孜以求的目標，也希望通過我們的一些探索，通過把這一過程中的思考與收穫跟大家分享，來對更大範圍內的發展有所幫助。如果真的或多或少能夠有助於此，那麼也就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諸多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