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6 《羯摩經》 現存最長的敦煌手寫經卷

  《羯摩經》原件

  《羯摩經》複製件

  國寶小檔案

  年代：唐(公元618—907年)

  尺寸：長17米

  出土地：甘肅省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館藏地：青海省博物館

  供圖：青海省博物館

  主講人：孫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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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紹一件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館的國寶級文物——唐手書《羯摩經》。

  《羯摩經》長17米，整部經卷由34張長約49厘米，寬約25厘米的紙張連接而成，全卷共有933行16,790多字。它是唐代人手寫的經卷，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紙質古籍之一，也是現存最長的唐代寫經。

  經卷從右向左，豎行寫成，每個字的大小有1厘米左右，有些字旁邊有注釋性的文字。整幅經卷通篇用楷書抄寫而成，字體工整，字字珠璣，精心構思，是一筆一畫用毛筆書寫的小楷字，可見當時書寫之人何等用功。

  「羯摩」一詞來自梵語，就是作業的意思。經卷書寫了僧徒們戒律和懺悔的內容，是規範佛教教規的重要典籍之一。它規定僧人們有重大的決策，必須在全體僧眾都參加的大會上討論表決，必須取得全體一致的意見才能付諸實施，在佛教中具有非常高的權威性。

  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是鼎盛時期。唐代抄寫佛經是一件國之大事，由國家專門機構和寺院僧人協同進行。當時國家設立專門機構並派專人管理、監督此事，抄經有嚴格的程序和工作的規範，通常一卷佛經要歷經五六年時間才能完成，像《羯摩經》這樣一部長達17米的經卷，所耗人力和物力可想而知。《羯摩經》應該屬於朝廷下令向全國各大寺院發放的官方的經卷。

  經卷的特別之處在於每行都設有烏絲欄。所謂烏絲欄，是指自上而下，以烏絲織成或畫成的欄，以此為界，中間用朱墨書寫文字，起到分割每行文字，使通篇經卷規整的作用。由於年代久遠，經卷上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磨損。整部《羯摩經》均用染黃紙製成，主要以黃檗這種植物作為染料染制而成。黃檗中有一種生物鹼，具有驅蟲、防腐的功效，因此，它在作為染料的同時，也起了防腐作用，從而延長了紙張壽命，這也是《羯摩經》保存完好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染黃紙在中國隋唐時期是皇家專用紙，所以《羯摩經》應該是專為皇家抄寫的經卷。另外，經專家鑑定，這部《羯摩經》是敦煌藏經洞當年流失到海外的珍貴文物。

  敦煌與《羯摩經》

  敦煌位於古絲綢之路上，曾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交會點。敦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在印刷術尚未發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經的手寫本供不應求。到寺院捐獻抄經的善男信女並不是人人都會書寫，他們即使會書寫，也未必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親自抄寫，所以很多人就去買抄好的佛經，由此催生了中國書法史上最大的書法群體「經生」，也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書法流派——「寫經體」，也稱「敦煌體」。

  敦煌寫經始於西晉，擴於北朝，盛於隋唐，終於五代、宋初。這是中國書法發展最關鍵的時期，數萬件寫經中，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五體俱全。敦煌「寫經體」書法，在書法風格上大致分為三個演變階段，即「魏晉寫經體由隸向楷的初級演變」「北魏到隋初寫經體從隸書形態中蛻變出來」「敦煌寫經體向唐楷的成熟演變」，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經書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翔實地記錄了中國書體演變的歷史樣本，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珍貴的歷史資料之一。

  這部《羯摩經》是敦煌藏書之一。敦煌藏書是20世紀初全世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由此在世界文獻研究領域形成了一個新的學科——「敦煌學」。而敦煌藏書的發現十分偶然，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密室始現於世，並謂之「藏經洞」。該洞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道經及世俗文書等，是研究我國近2000年學術文化發展的寶貴文獻。然而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未能對藏經洞文獻及時歸檔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圓籙原地保管，不再過問。藏經洞的文物，絕大部分經由道士王圓籙之手流失而出。由於他不能確切知曉這些陳舊的經卷究竟蘊含多少文化價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導致了難以彌補的文化損失。據不完全統計，約三分之二的佛經經卷已流散國外，而中國僅存三分之一。唐手書《羯摩經》就是流散國外的經卷之一，是全世界僅存的幾卷《羯摩經》寫本之一，也是目前發現最長的一部敦煌手寫經卷，在如今發現的敦煌經卷中首屈一指。

  歷經滄桑的國寶級文物

  這些古老的文字穿越1000多年的時光依然清晰如新，是全世界古籍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不僅見證了佛教在中國的悠久歷史，更詮釋了捐贈者侯國柱老人滿腔的愛國熱情。

  1942年，侯國柱先生在好友的引薦下，認識了久聞大名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張大千先生向他介紹了巧奪天工、美不勝收的敦煌壁畫，談起了那神秘莫測的敦煌文獻，稱敦煌壁畫與敦煌經卷是中國藝術寶庫的兩顆明珠，並感嘆說，「今生若能一睹隋唐經卷寫本的真跡，則死而無憾矣。洞內經卷大多被英、法、美、俄、日等國人竊去，我國現在留存不多，是國寶啊!」雖然侯國柱先生對敦煌經卷知道得不多，但敦煌經卷是國寶的說法，已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機緣巧合，侯國柱先生在印度加爾各答時，偶然得到一個讓他難以置信的消息：有個從香港來的中國人，身帶敦煌經卷，準備將它賣給英國人。他聽到這個消息後，急匆匆去找當地華僑王春生，讓他趕快找到那個帶敦煌經卷的中國人。沒過多久，王春生就找到了那個名叫王仁的香港人，並向他說明了來意。但是，王仁卻不肯與侯國柱先生見面，也不讓王春生說出他的住處。於是，侯國柱先生懇請王春生從中斡旋，講明敦煌經卷在國內已留存不多，千萬不能再賣給外國人。在王春生的努力下，王仁終於答應以5000美元出售。

  事情談妥後，侯國柱先生因為從來沒見過敦煌經卷，不知其真偽。為了甄別經卷的真偽，通過擔保人擔保，侯國柱先生帶著經卷到噶倫堡去找著名華僑馬壽山先生(原籍雲南)。馬壽山先生留居英法多年，閱歷豐富，知識淵博，在華僑當中很有威望，他看後肯定地說：「這是真的敦煌經卷。」侯國柱先生立馬把錢付給王仁。為了酬謝王春生先生的盡力相助，侯國柱先生還把兩條西藏江孜的藏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機送給了他，並囑咐他保守秘密，以免惹是生非。就這樣，一部可能會流失海外的珍貴的唐代敦煌經卷《羯摩經》被侯國柱先生意外收藏。

  1980年，侯國柱先生在《蘭州報》中看到一篇題為「吃先人的飯，砸後人的鍋」的文章，反映的是甘肅省某村的群眾集體盜墓、倒賣歷史文物十分猖獗。文章中說：「如果長此以往，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文明在哪裡？古老，拿什麼證明？這不是端起先人的飯碗砸了後人的飯碗嗎？」並呼籲有關方面對此予以重視。侯國柱先生看到後，心裡甚感愜意暢快，認為把敦煌經卷捐獻給國家的機會到了。

  1983年2月的一天，侯國柱先生來到老友謝爾節家裡，傾吐了壓在心頭30多年的心事：「我有一部敦煌經卷，保存了多年，十分寶貴，準備拿出來獻給國家。你替我出個主意，怎樣才能萬無一失地、穩妥地交給國家？」經過反覆考慮，他決定先讓敦煌學專家鑑定一下經卷的真偽和價值。謝佐教授寫了兩封舉薦敦煌經卷的信，一封作為《光明日報》的內參稿，並聯繫記者陳宗立以兩人的名義發表，反映給中央；一封托前來青海參加全國史詩研討會的黃鐵同志轉給國家文物局。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金紫光看到信後，很快將信轉給中宣部，1984年9月15日，中宣部又將此信批轉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他們派了兩名專家前去鑑定。

  在做了一段時間的準備工作後，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之際，侯國柱先生如願以償，終於把伴隨自己多年，經歷近半個世紀風風雨雨的敦煌經卷，作為獻給祖國的最好禮物。如今，這部凝聚了侯國柱先生一生心血的敦煌經卷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館，得以展現在人們面前。歡迎您有機會來青海省博物館看看這件歷經滄桑的國寶級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