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窮人的預算里全都是陰謀詭計。每當她想讓我們中的一個去嘗試新騙局時，就會這麼說。我們這群孩子，都生活在小白獅街鳥類商店樓上的小房間裡，活得像是踩著滑板的老鼠。

  

  近來，我一直在想麥克夫人，還有馬丁、莉莉和船長，甚至會想面色蒼白的喬，他是我第一個真正愛過的人(如果把我父親也算上的話，喬只能排在第二位，但我不怎麼把父親算在內)。

  以麥克夫人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還算不錯。這種作風包括，誰要是惹她惱火了，用刻薄的話罵人了，就會挨頓「胖揍」。不過，和大部分人相比，她算是好的了——以她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很好。在我絕望時，她收留了我；我覺得她甚至是愛我的。我最終背叛了她，但只是在我不得已的情況下。

  生活在這一邊是不同的。人類都是藝術館館長：每個人都對自己最喜歡的記憶進行加工上色，經過一番排列組合，編造一段討人喜歡的故事。某些事，因為要拿出來展示，得經過修復、拋光；被認為不值一提的，就拋在一邊，藏進腦子裡那個擠得滿滿當當的地下儲藏間。在那裡，要是運氣不錯的話，這些事很快就會被遺忘。這是一個有欺騙性的過程，但要想活得心安理得，要想擔得起過往的重量，這是唯一的辦法。

  但這裡不同。

  我記得一切，記憶依照應有的順序，形成不同的畫面。

  如果房子裡只有我一個，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我沒法搞清楚過了多少年。我知道，太陽不斷地升起來、落下去，然後月亮掛在天上，但我再也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毫無意義的。我身處時間之外。這裡，那裡，那裡，這裡，我同時身處各處。

  現在，按照我的客人的時間來計算，他和我一起待了五天了。他剛來的時候，我很驚訝。他的行李箱上有劃痕，肩上背著那個棕色的袋子，這讓我想起了愛德華的書包；那天晚上，房子上了鎖，而他依然在，這更讓我感到驚訝。這裡已經很久沒人留宿過夜了。自從藝術史學家協會把這棟房子向公眾開放以來，我只會在周末看到一日游的旅客，腳上穿著舒適的鞋子，手裡拿著旅行指南。

  協會的人把老麥芽坊的幾個房間安排給他住，那裡是封閉區域的一部分，曾給一個看門人用作短期住宿，而且那裡是不允許來訪的公眾進入的。他沒法住到房子裡來，因為這棟房子現在就像是個博物館。為了給那些一到周末就來這裡亂轉的遊客留出地方，古董家具都被「安置」了起來。大部分家具都是愛德華自己收藏的，是他在買下房子時附送的。椅子上擺放著一束束薰衣草，都用天鵝絨蝴蝶結繫著。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坐在那些椅子上了，雖然椅子的用處就是給人坐的。

  每個星期六上午，在我的掛鐘敲響十下之前，都會有一群志願者到來。他們在房子四周各就各位，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個人。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標牌，上面寫著「導遊」，可他們的工作卻是提醒人們不要隨便觸摸!他們事先準備的那些有關過去的趣聞逸事，並不完全正確，但只要和將信將疑的遊客目光交會，他們就會憑藉著高談闊論，讓遊客們乖乖進入他們的「圈套」。

  尤其是一個叫米爾德麗德·曼寧的志願者。她喜歡坐在一把貴格會[7]樣式的椅子上，椅子就擺在通往閣樓的樓梯盡頭。她咬著牙，露出一個陰冷的、近似微笑的表情。要是有不知情的遊客在參觀過程中把宣傳冊放在她旁邊的桌子上，就會被她抓個現行，沒什麼比這更讓她高興的了。這種違規行為給了她寶貴的機會，可以讓她緩慢而莊嚴地說：「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家具上不得擺放任何物品。」

  愛德華會恨她的。他無法忍受對「物品」的那種狂熱的過度保護欲。他認為，美麗的物品應該被珍惜，而不是被供奉。因此，想著愛德華，在秋天漸漸臨近的日子裡，我會整個下午都趴在米爾德麗德的肩膀上。當我離得太近時，任何衣服都沒法讓一個人暖和起來。

  我已經摸過底了：我的客人的頭髮是暗金色的，皮膚因日曬呈棕褐色。他的雙手不像畫家的手那麼精緻。他的手飽經風霜，是一雙會幹活的手。這雙手的主人，每天外出時知道如何使用他隨身攜帶的工具。

  自從他來了這兒，一直都在忙。日出之前他便早早起來，雖然他似乎並不樂意早起。他呻吟著，眯著眼睛看看放在床邊的電話，確定是幾點鐘，然後掙扎著起來，而不是賴在床上。他會馬馬虎虎地快速泡上一杯茶，然後沖個澡，穿上衣服。他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一件T恤衫，一條褪色的藍色牛仔褲。頭天晚上，這些衣物都被他扔到了角落裡的曲木椅上。

  不管在做什麼，他都要皺眉看著莊園的地圖和一堆手寫的筆記。我曾隔開一段距離站在他身後，試圖弄清楚他在做什麼。但是沒用。手寫的字跡太小，看不清，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我們認識的時間還短，我還不確定自己可以靠他多近。有我在身邊，會讓人感到壓抑，我不想把他嚇跑。

  目前還不想。

  所以我等待著。

  至少我知道他那個棕色的袋子裡裝著什麼；昨晚，他打開了那個袋子。裡面裝著一部照相機。要是費利克斯現在還能再活過來，突然出現在這裡的話，他會覺得這部照相機挺不錯。

  不過，也有費利克斯弄不明白的東西。我的客人能把照相機和電腦連起來，然後，屏幕上就會顯現出圖像，就像是魔術一樣。不再需要暗房，也不用再配製刺鼻的顯影液。

  昨晚，我看著他一張又一張地翻看照片，拍的是墓地，主要是墓碑。墓碑上的人沒有我認識的，但我還是驚呆了。這是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能夠「離開」這個地方。

  我覺得納悶：對於他為什麼來這兒，他的照片能告訴我些什麼呢？

  就目前來看，還遠遠不夠。

  他現在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早餐時他就走了。但我有耐心，現在，我要比以往耐心得多。

  我一直在樓梯上透過窗戶朝外看，越過窗外的栗子樹，朝我的老朋友泰晤士河望去。我不指望我這位年輕的客人會從這邊回來：和之前來伯奇伍德的人不同，他並不喜歡泰晤士河。他有時會凝視著它，就像人們凝視一幅畫那樣，但他只是遠遠地看著，而且我覺得，他在凝視著它的時候並不愉快。到目前為止，他還沒坐過船。

  我和他可不一樣，我喜歡看泰晤士河。它在我的一生中流淌，就像血液在身體中流淌。如今，我只能往北走到田間穀倉那面牆，往西走到哈福斯特德溪，往東走到果園，往南走到日本紅楓。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走得更遠些，唉，但無濟於事。要我說，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錨被什麼東西拽著。我不懂物理，我只知道事情本就如此。

  我的客人不像我起初想的那麼年輕。他肌肉發達，很能幹，在他身體中跳動著的脈搏仿佛在訴說，這是一頭被硬關進來的困獸，他在因為某件事而苦惱。苦難讓人吃不消：我的父親在我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里，一下子老了十歲。那段時間，房東開始找上門來。他和我父親之間的對話令人緊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愈發激烈的爭吵。直到最後，在一個淒涼的冬日裡，房東高喊著，他可不像聖人那麼有耐性，也不是搞慈善的。於是，父親只得另尋他處，換個地方住了。

  我這位客人的苦難是另一種。他有一個磨舊了的皮夾子，裡面有一張列印出來的照片。我看到他曾在深夜裡把照片拿出來，端詳一番。照片上有兩個小孩，還都是嬰兒。其中一個對著鏡頭咧著嘴笑，那種幸福令人感到心滿意足，另一個看上去更內斂些。

  他盯著照片皺眉，用拇指蹭著照片的表面，仿佛這樣做可以把照片放大，讓自己更近地瞧一瞧——這讓我確信，照片上是他的孩子。

  然後，昨天晚上，他用手機給莎拉打了電話。他的聲音很熱情，彬彬有禮的，但從他緊握著筆、用手抓著頭髮的樣子，我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掙扎。

  他說「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說「你會看到，我已經變了」，還說「我肯定該有第二次機會的吧？」

  通話時，他一直盯著那張照片，指尖不安地在照片左上角捻動。

  正是他的那番通話，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因為在麥克夫人和船長之前，還有我的父親，總在尋找第二次機會。他是個鐘錶匠，技藝嫻熟，沒人能超過他的手藝，要維修最精巧的鐘表，人們都來找他。「每塊鐘錶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常常告訴我，「這就像是一個人，無論長相一般還是漂亮，都不過是戴了張面具，把複雜的內里隱藏起來。」

  有時，我和他一起去修理鐘錶。他說我是他的小幫手，但我其實幫不上什麼忙。他被人領著去圖書室或者書房，我則無一例外地被盡職盡責的女僕帶去樓下的廚房。廚房都特別寬敞，冒著熱氣，為英格蘭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房子提供吃食。每個廚房裡都有一個胖胖的廚娘，在她的一畝三分地里忙個不停，臉頰紅彤彤的，眉毛上掛著汗珠，源源不斷地往食品櫃裡塞甜絲絲的果肉果醬和新鮮出爐的麵包。

  我父親曾經告訴我，我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房子裡長大的。他說，他去給她的父親修表，她就坐在樓上的大窗戶里。他們倆四目相對，愛上了彼此。自此之後，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分開。她的父母勸過她，她的妹妹懇求她留下，但我母親年輕任性，驕縱慣了，所以就跑了。一般說來，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個詞。每次聽父親講起這件事，我都想像母親在奔跑著，緞面的裙擺在身後飛揚，她逃離了若隱若現的城堡，拋下了心愛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發雷霆。

  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了解我的母親，所以父親不得不給我講些故事。她去世那天，離她二十一歲的生日只差了兩天，我當時只有四歲。她死於肺癆，但父親讓驗屍官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支氣管炎」，因為他覺得，這樣聽起來更優雅些。他其實不必為此費心：嫁了我父親，沒了勛貴之家的庇護，她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無異，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半點筆墨。

  父親在一個黃金吊墜中珍藏著母親的畫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畫，我把它當成寶貝。直到我們被迫搬到東倫敦的一塊彈丸之地，住在一條窄窄的巷子裡，房間四下漏風，泰晤士河的氣味充斥鼻間，海鷗的鳴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織成歌，不停在耳邊盤旋。那個吊墜落到了一個舊貨商手裡。我不知道裡面的畫像去哪兒了。它在時間的縫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來的東西該去的地方。

  我父親叫我柏蒂，他說我是他的小鳥。

  他說我的真名很好聽，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會用的名字，那種名字意味著身穿上好的絲綢長裙，但沒有可以飛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嗎？」

  「哦，是的，我覺得是。」

  「那為什麼你給我起的名字沒有翅膀呢？」

  接著，他變得認真起來，每當話題稍稍和她沾邊兒，他都會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你母親覺得，你身上該帶有她的家族的印記，這對她很重要。」

  「就算他們都不想認識我？」

  「是啊。」他笑著說，然後揉了揉我的頭髮。我總會因為他的這個動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愛比起來，無論缺了什麼都不重要。

  我父親的工作室里充滿了驚奇。窗子底下是一張又高又大的工作檯，上面擺著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彈簧、鉚釘、天平、電線、鐘錶、鐘擺和精美的指針。我過去常常在工作室門開著的時候偷偷溜進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時候對他的工作檯探索一番：把讓人好奇的精巧裝置翻過來調過去；用指尖在丁點兒大、不經擺弄的零件上輕輕按壓；舉著不同的金屬製品，讓它們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耀。我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他戴著眼鏡目不轉睛地回答，但他讓我發誓，對於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父親不僅僅在修理鐘錶，他還在研究自己的發明。

  他的宏偉計劃是做出一台神秘時鐘，但需要他在工作檯上長時間地不斷工作，還要經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兒是註冊和頒發發明專利的地方。我父親說，有了神秘時鐘，我們就發財了。要是鐘錶的鐘擺不需要機械裝置就能擺動，哪個有錢人會不想要一台呢？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因為他說這些的時候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但實際上，那些普通的鐘表同樣讓我印象深刻。他工作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普通的鐘表，從地板到天花板，排得整整齊齊。它們嘀嗒嘀嗒的心跳聲和鐘擺的搖晃總是有種輕微的不和諧。他教我如何給鐘錶上弦，我就站在房間中央，凝視著時間不盡相同的錶盤，聽它們嘖嘖嘖地朝我齊聲歌唱。

  「但是，哪個顯示的時間是正確的？」我會問。

  「啊，小鳥，你應該問：哪個顯示的不正確？」他解釋說，沒有正確的時間。時間是個概念：它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你看不見它，聽不見它，也聞不見它。當然，時間是可以衡量的，但沒有什麼字眼能用來確切地解釋它。至於「正確的」時間，那不過是人們同不同意的問題。「你還記得火車站月台上的那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說我記得。一天早上，我父親在倫敦以西的一個火車站修理車站大鐘，而我在一邊玩兒。我注意到，售票處的牆上掛了一塊小一些的鐘表。我不玩兒了，盯著兩塊截然不同的錶盤看來看去。這時，一個女人走到我的身邊。她指著那塊小一些的錶盤解釋道：「那塊顯示的是實際時間。而那一塊，」她眉心微鎖，看著我父親剛剛上完弦的大鐘，「顯示的是倫敦時間。」

  我因此知道，雖然我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父親提議去趟格林尼治，那裡是「子午線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線。新的詞彙就像是一道咒語。

  「時間從這條線開始，」他繼續說道，「從北極到南極，它把地球一分為二。」

  這話聽來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時代的想像力又極其豐富，這讓我覺得，現實難免會讓人失望。

  到達目的地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偉的石頭建造的宮殿，地面上沒有我想像的那條巨大、參差不齊的裂縫。

  「就在那兒，」他伸直了胳膊指給我看，「就在你面前，一條直線，經度為零。」

  「可我什麼都沒看見。我只看到了……草。」

  聽了我的話，他哈哈地笑了起來，揉亂了我的頭髮，問我願不願意去看看皇家天文台的望遠鏡。

  在母親去世前的幾個月里，我們去過好幾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親教我讀書識字，教我辨別河水是漲是落，教我讀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通過太陽判斷時間。他說，人類歷來對天上那又大又圓、熾熱無比的太陽感到著迷：「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溫暖，還帶來了光，我們的靈魂最渴望的東西。」

  光。我開始看著春日裡樹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嬌嫩樹葉在光的照耀下變得透明起來。我觀察著光如何在牆上投下陰影，如何令水面變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過鍛鐵欄杆時，在地面上留下耀眼的絲網。我想觸摸它，這個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著它，就像是握著父親工作檯上那些不大點兒的小東西一樣。

  捕捉光成了我要乾的大事。我找到一個空的小鐵罐，蓋子和鐵罐之間有鉸鏈連著。我還找來一個釘子，用父親的一把錘子在鐵罐頂部鑿了幾個小孔。我把這個小玩意兒拿到外面，在我能找到的陽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來等著，直到鐵罐的頂部曬得燙手。唉，可等我掀開蓋子時，發現沒逮著閃閃發亮的光，生鏽的舊鐵罐里不過空空如也。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屋漏偏逢連夜雨——這說的可不是天氣，不過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弄明白，這話是用來說禍不單行的。

  母親過世後，我和父親的日子開始禍事連連。

  首先，我們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們見到耶利米的時候越來越多了。他是父親的朋友，那種在同一個村子裡長大的髮小。我母親還在世的時候，他偶爾會來訪，因為我父親有時會把他當作學徒帶在身邊，一起修理火車站的大鐘。但憑著小孩的本能，我隱約知道，父母會因為耶利米而鬧得關係緊張。我記得父親會安撫母親，向她保證說「他就這麼些本事，已經盡力了」或者「他沒有惡意」，還會提醒她，雖然耶利米身上有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進的」。

  不可否認的是，說他上進倒是真的：耶利米絕不錯過任何他能遇到的機會。他做過舊貨商、硝皮匠[8]，還一度認準自己能借著上門推銷發大財，那時他賣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據說有使「男性持久力驚人」的功效。

  母親去世後，父親陷入悲傷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開始帶他下午出去好長時間，兩個人天黑後才跌跌撞撞地回來，父親迷迷糊糊地掛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後，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幫」我們脫離困境。

  那時，父親的日子變得越來越閒。他的手開始發抖，而且沒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兒越來越少，這讓他更加痛苦。不過，耶利米總在他身邊支持他。他讓我父親相信，他一直都把時間浪費在了維修鐘錶上，只有完善他的神秘時鐘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給他當經紀人，他倆一定能發財。

  房東最終耗盡耐性的時候，是耶利米找關係，幫我父親在一棟住宅樓租地方住了下來。那棟樓的房間都不大，附近是聖安妮教堂，我們租的房間被尖塔的陰影籠罩著。耶利米似乎認識不少人，總有可以冒險一試的主意和「一點兒小買賣」。監督我父親去賣專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說我父親欠他錢，開始整天來我家敲門時，告訴我不要擔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說自己認識一個在萊姆豪斯區開賭場的人。我父親只需要一點點運氣就能好起來。

  我父親開始整夜泡在樓下小街那間小酒吧里，天蒙蒙亮的時候才筋疲力盡地回來，一身煙味兒和威士忌味兒，坐在空桌子旁，叼著菸斗，昏睡過去——為了還賭債，他把最後那點兒黃銅零件和鉚釘都賣了——到了這個時候，還是耶利米傷心地搖著頭說：「你老爸就是不走運。我還從沒見過點兒這麼背的。」

  法警不斷來敲門，可我父親就當沒聽見。他反而開始迷戀上美國。他的處境糟透了，有這樣的念頭也合情合理。我們要把悲傷和不幸的回憶都拋下，去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小鳥，去了會有土地，」他說，「還有陽光。那兒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兒，翻地時也不用擔心挖到過去什麼人埋下的屍骨。」他把我母親最後的一些衣服都賣了，那是他一直給我留著的；還買了兩張低等艙的船票，等著坐下一班船去美國。我們把僅存的那點兒家當都打了包，裝進人手一隻的小行李箱裡。

  我們要離開的那個星期很冷，倫敦下了第一場雪。父親急於為這趟行程儘量多攢些路費。我們整天待在河邊，因為最近有一艘補給船在河裡翻了船，河邊淤泥里埋著的好東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的戰利品。我們一刻不停地幹活，從早到晚，無論下雨還是下雪。

  在泥里幹活讓人筋疲力盡，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時還要累，我倒在床上，身上都濕透了，怎麼也起不來。突然間，我覺得頭暈目眩，渾身都疼，一陣陣發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額頭滾燙，牙齒卻直打戰。我開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帘子把天地都給遮了起來。

  我覺得自己漂浮著，像是波濤洶湧的大海中一條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時而聽到父親的聲音，時而聽到耶利米的聲音，但他們短暫的隻言片語過後是大段大段的夢境，生動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怪異，又奇特。

  我燒得越發厲害，感覺房間裡都是陰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們在牆上搖搖晃晃地爬來爬去，瘋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著尖尖的爪子來抓我的被子。我翻來扭去地躲著它們，床單都被我浸濕了，嘴裡好像還念叨著什麼性命攸關的咒語。

  一些話像燒熱的針頭一樣扎著我，把我從幻覺中拉了回來，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醫生……發燒……美國……那些曾經對我有意義又重要的字眼。

  然後，我聽到耶利米說：「你必須走。法警還會回來，他發誓說這次要把你關進監獄，或者比那還要更糟。」

  「可這孩子，我的小鳥——她這樣子沒法上船。」

  「把她留在這兒。你安頓好之後派人來接她。總有人會收一筆小錢，照看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腦袋都一邊使勁地灼燒著，一邊想要齊聲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這個詞是不是從我的嘴裡冒了出來。

  「她沒我不行。」我父親說。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讓你以命抵債呢？」

  我想大聲喊出來，想要伸手抓住父親，想黏著他再不撒手，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分開。但沒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麼都聽不到。白晝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駛入疾風驟雨的大海。

  這是我最後的一絲記憶。

  等我清醒過來，發現已經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窗外的鳥叫。不過，那些鳥不同於伯奇伍德莊園的鳥，它們是用鳴叫聲歡快地迎接清晨的到來；也不同於在我們那棟富勒姆的小房子築巢的鳥——它們把巢築在了我們家的窗台底下——那是一大群叫聲嘈雜刺耳的鳥，數以百計，在用我聽不懂的鳥語粗聲粗氣地抗議、嘲諷。

  教堂的鐘聲響了，我立刻聽出來那是聖安妮教堂的鐘聲，但又莫名地不同於我所熟悉的鐘聲。

  我成了失事船隻上的水手，被衝上了一片異域的陌生海岸。

  接著，我聽到有人在說話，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的聲音：「她醒了。」

  「爸爸。」我試著開口，但喉嚨幹得只讓我發出來一個氣音。

  「噓……乖，好了，」那個女人說道，「乖，好了。有麥克夫人在呢。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微微睜開眼睛，發現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我。

  除此之外，我看見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邊的一張桌子上。有人把它打開了，我的衣服整齊地堆放在箱子旁邊。

  「你是誰？」我出聲問道。

  「哎呀，我當然是麥克夫人啊。這個小伙子是馬丁，那邊的是船長。」她的聲音是歡快的，但透著些不耐煩。

  我環顧四周，很快意識到周圍的陌生環境，以及她指著的陌生人是哪兩個。「爸爸呢？」我開始哭喊。

  「噓!老天爺!小丫頭，你沒必要又哭又鬧。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國，等他準備好了就會派人來接你。在此期間，他請麥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兒？」

  她笑了：「哎呀，小丫頭!你現在當然在家裡，別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這漂亮的小臉蛋兒會叫風給吹變樣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於是，我再一次降生到這人世間。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間裡，我們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個清新的夏夜，圓月當空，星辰閃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條周身閃著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麥克夫人的房子裡，我那時七歲。她家樓下是鳥類商店，位於科文特花園一帶被稱作七晷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