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雖然歸程不算短，但埃洛蒂還是走了回去。她繞道去了蘭博康杜街，因為那條街很漂亮，而且珀爾塞福涅書店鴿灰色的店面看起來像是個巧克力盒子，總會讓她精神振奮。她習慣性地快步走進書店，翻閱著維爾·霍奇森的戰爭日記，耳邊響起的背景音樂是一首20世紀30年代的搖擺舞曲。這時，她的手機響起了刺耳的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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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佩內洛普，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陣驚慌失措。

  她離開了書店，迅速穿過西奧博爾德路，然後沿著霍爾本大街，一路來到林肯律師學院廣場。埃洛蒂在經過皇家法院時加快了步伐，見一輛紅色巴士駛過便快速穿過馬路，在她走上河岸街之後，幾乎是一路小跑。

  她沒有直接回去工作，因為彭德爾頓先生現在心情不佳，正等著在她們打私人電話的時候揪她們的錯呢。她沿著一條鵝卵石鋪就的小巷，就著下坡路朝河邊走去，在維多利亞河堤街上找了一張長條椅，正好靠近碼頭。

  埃洛蒂翻出筆記本，婚禮場地的聯繫電話就記在裡面。她找到了那一頁，撥通了電話，將參觀場地的時間定在了下個周末。她本想著消消汗，涼快一下，但沒敢耽擱片刻工夫，趕緊打電話給佩內洛普。對於之前自己沒接的那幾通來電，她表達了歉意，然後便開始匯報自己這邊的進展：婚宴場地、面紗、禮服和錄像的相關事宜等。

  掛斷電話後，埃洛蒂又坐了幾分鐘。佩內洛普非常高興，特別是當埃洛蒂說她拿到了她母親的錄像帶時。佩內洛普建議說，不如在婚禮結束時再播放一段錄像。埃洛蒂答應說會預選出三首曲目，她們一起看過後再決定選用哪兩首。「最好能選出五首曲目，」佩內洛普說，「以防萬一。」

  所以，這個周末算是有了個交代。

  搭載遊客前往格林尼治的渡輪駛離了碼頭。一名戴著星條旗棒球帽的男子把長長的相機鏡頭對著克萊奧帕特拉方尖碑[6]拍照。一群鴨子占據了剛剛渡船的位置，它們落在水面時的動作嫻熟，波浪起伏對它們沒有絲毫影響。

  渡輪留下的水波沖刷著河岸，這會兒是落潮，空氣中充滿了泥漿和海水的氣味。埃洛蒂想起詹姆斯·斯特拉頓在日記中對1858年的「倫敦大惡臭」有一段描述。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倫敦的氣味有多難聞。街道上到處可見人畜的糞便、腐爛的菜葉和屠宰牲畜留下的雜碎。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東西的最終去處都是泰晤士河。

  據報導，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臭不可聞，熏得威斯敏斯特宮都關了門，有能力的人也都被熏得撤離了倫敦。因為這件事，年輕的詹姆斯·斯特拉頓成立了倫敦清潔委員會。1862年，在一本名為《建造者》的雜誌上，他甚至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倫敦在排污方面仍有待提高。在斯特拉頓卡德韋爾公司的檔案中，保存著斯特拉頓和約瑟夫·巴扎爾傑特爵士之間的通信。後者設計建造的倫敦排水系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完成的一項偉大壯舉。排水系統將糞便從已建成的市中心通過管道輸送出去，不僅使城市的氣味得到改善，水傳疾病的發病率也顯著降低。

  一想到斯特拉頓，埃洛蒂想起自己還要上班，還有工作等著她去完成。意識到自己和皮帕分開後已過了不少時間，她走得很快。等到了辦公室，她高興地發現彭德爾頓先生被叫走了，整個下午都不會回來。

  想要趕緊恢復工作效率的埃洛蒂把整個下午都用在給盒子裡剩餘的物品編制目錄上——越早給這些物品歸檔越好。

  她先在資料庫里搜索了一下「拉德克利夫」，發現有兩個查詢結果，這令她感到驚訝。埃洛蒂剛來這家公司工作時被分配的第一批工作中有一項是將索引卡片上的信息錄入計算機。她頗為自豪的一點是，對於詹姆斯·斯特拉頓所知道的人和地方，自己幾乎過目不忘，可她並不記得自己曾經看見過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埃洛蒂感到好奇，便去檔案室把相關文件取了出來，拿回自己的辦公桌。第一份文件是1861年詹姆斯·斯特拉頓寫給藝術品經銷商約翰·哈弗斯托克的信，裡面寫著兩人打算共進晚餐。斯特拉頓在信的最後一段寫道：「我最近遇到一位叫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畫家，想聽聽您對他了解多少。聽說他天賦不凡，雖然我也有機會匆匆看過他的畫作樣品，但在我看來，他的『天賦』，至少從局部來說，是他的魅力不凡，讓他那些年輕的女模特在他作畫時穿著更暴露些——當然啦，那都是為了藝術。」

  在埃洛蒂的記憶中，詹姆斯·斯特拉頓沒有收藏過拉德克利夫的畫作(不過，她還是做了筆記準備回頭確認這一點)。這麼說，儘管他對這位畫家感興趣，但他最終並不打算買下拉德克利夫的畫。

  斯特拉頓第二次提到拉德克利夫是時隔幾年後，在他1867年的日記中。在某天晚上記錄的內容里，他寫道：

  今晚，畫家拉德克利夫登門造訪。他的到來出乎意料，而且來得很晚。我得承認，他敲門時把我吵醒了。我之前手裡還握著書便睡著了。可憐的梅布爾已經上床睡了，我不得不搖鈴叫醒她，讓她準備些茶點。也許，我就不該把那個疲憊的女孩兒叫醒，而該讓她繼續睡。因為對於這頓晚餐，拉德克利夫連丁點兒麵包屑都沒碰。打從一進門，他就在地毯上煩躁不安地踱來踱去，一直無法平靜下來。他就像一頭瘋狂的野獸，眼裡透著狂躁，不停地把修長而蒼白的手指插在自己的長髮里，頭髮被弄得凌亂不堪。他表現出的那股精力不似他自己的，仿佛是他被附身了一樣。他一邊踱著步子，一邊喃喃自語，說的都是些關於詛咒和命運的話，讓人難以理解。事情會變成這樣著實令人難過，這讓我非常擔憂。他的未婚妻過世了，我知道這令他非常痛苦。相比於大多數人，我更能體會他的痛苦。但看著他悲傷至此，實在讓人於心不忍。他讓人知道，傷心欲絕會令那些最敏感的人變成什麼樣子。我承認，我聽說他一蹶不振，但要不是親眼所見，我不會相信他的狀態竟是如此糟糕。我決心盡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如果能讓他恢復往昔，那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把失衡的天平擺正。我勸他留下來，讓他放寬心，收拾一間房費不了多少事，可他拒絕了。不過，他讓我幫他保管幾樣私人物品。我當然同意了。在提出這個請求時，他很緊張。我覺得，他來看我時，並沒打算把那幾樣東西留在我這裡。更確切地說，他這麼做是心血來潮。他放在我這裡的不過是一個皮書包，除了一本素描簿，裡面空空如也。打開素描簿看看裡面有什麼——這種罔顧信任的事，我是絕對不乾的，但他堅持要在離開之前打開素描簿給我看一下。他讓我發誓，我會把書包和素描簿保護好。可憐的傢伙!我問他，讓我保護好這些東西是要防著誰，但我沒勉強他回答。我問他可能什麼時候回來，他也沒回答。他只是傷心地看著我，感謝我給他準備了晚餐，雖然他一口都沒吃，然後便離開了。他走後，我忘不了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樣子，甚至是現在，當我坐在就要熄滅的爐火旁寫下這段話時，他的樣子依然在我眼前揮之不去。

  日記的這段摘錄呈現了一幅憂鬱的畫面，這幾頁日記中描寫的「痛心疾首的樣子」也在埃洛蒂的心中揮之不去。這段內容讓她清楚了詹姆斯·斯特拉頓怎麼會有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書包。但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六年的時間裡，拉德克利夫怎麼會和詹姆斯·斯特拉頓相熟到這種程度，飽受煎熬的拉德克利夫竟然會大晚上來登門拜訪。此外，為什麼他要在所有人中選擇斯特拉頓來保管書包和素描簿。埃洛蒂做了筆記，要參照一下有關斯特拉頓的朋友和同事的檔案，看看裡面是否出現過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還有一處令人費解的是，斯特拉頓在日記中提到，他想要「把失衡的天平擺正」。這個說法有些怪，幾乎在暗示著，他自己在這個男人走下坡路的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可這根本講不通。斯特拉頓和愛德華·拉德克利夫應該不熟。從檔案里的文件來看，在1861年至1867年間，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斯特拉頓從未在文件中提過這個人。按照皮帕的說法和維基百科上的介紹，拉德克利夫在未婚妻弗朗西斯·布朗去世後陷入絕望，這是既定的事實。就斯特拉頓的檔案而言，埃洛蒂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但她又記了一筆，提醒自己參照一下斯特拉頓同事的檔案文件。

  她在電腦上點開一個新的文檔，把有關書包和素描簿的說明錄入進去，還把那封信和那段日記的梗概寫了進去，最後還記錄了作為參考的相關檔案的詳細信息。

  埃洛蒂靠在椅背上，伸了個懶腰。

  搞定了兩個，還差一個。

  不過，要想確定照片中那個女人的身份要更難一些。可供參考的信息就這麼點兒。相框很高檔，但是，詹姆斯·斯特拉頓用的東西差不多都是高檔貨。埃洛蒂戴上了她的放大鏡，在相框上搜索著銀製品的標記。她在一張紙片上把標記快速記錄下來，即便她也清楚，要想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誰，她和詹姆斯·斯特拉頓又是什麼關係，就憑這些銀製品的標記是不太可能獲得什麼線索的。

  讓她納悶的是，這張照片是怎麼跑到拉德克利夫的書包里去的。是偶然間放進去的，還是別有深意？她認為，這都取決於那個女人的身份。當然，可能對於斯特拉頓來說，那個女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實際上，這個相框也可能是書桌的主人，也就是斯特拉頓的侄孫女放進書包里的——在斯特拉頓離世幾十年後，出於保存相框的偶然之舉。但這種可能性極小。女人的穿衣風格、造型特點以及照片本身所呈現的都表明：照片，還有那個女人，都和斯特拉頓同屬一個時代。還有一種情形可能性會更大：他把照片存放在甚至是藏在文件夾里，然後他自己把文件夾塞進了書包。

  完成了對相框的檢查，埃洛蒂做了幾條筆記，以便她可以在檔案記錄表上填寫相框的狀況說明——頂部有凹痕，好像曾經掉到過地上；背面有些輕微的劃痕——然後，她把注意力又放在了那個女人身上。埃洛蒂的腦海中再次浮現出「光彩照人」這個詞。這種光彩照人源於一種特質，蘊藏於那個女人的表情，她的髮絲，她眼中的光……

  埃洛蒂意識到自己在目不轉睛地盯著她，仿佛在期待著她能給自己答案。但無論埃洛蒂如何努力，都無法從那個女人的臉上、衣服上，甚至從照片的背景中，找到任何有關她身份的特徵，她不知接下來的工作該從哪裡下手。雖然照片拍得很用心，但四個邊角處都沒有工作室的簽名，而且埃洛蒂對維多利亞時期的攝影手法也不夠熟悉，不清楚圖像本身是否潛藏著什麼固有的特徵，能提供線索確定它的出處。也許終究要看皮帕的導師卡羅琳能否給她點幫助。

  她把相框放在桌子上，揉了揉太陽穴。這張照片將會是個挑戰，但她不會被嚇倒。她這份工作的一大妙處就在於體驗像偵探一樣抽絲剝繭的快感。創建整齊有序的檔案記錄雖然有些成就感，但這種重複性的工作著實令人乏味。好在這種乏味可以被抽絲剝繭的快感抵消掉。「我會找到你的，」她輕聲說，「這一點絕不會錯。」

  「又在自言自語呢？」瑪戈站在埃洛蒂的桌旁，肩上背著手提包，一邊說著一邊在包里翻找著什麼。「麻煩剛露了個頭，你知道的。」瑪戈找到一瓶薄荷糖，搖了搖，往埃洛蒂伸出來的手掌上倒了幾顆，「要加班？」

  埃洛蒂瞥了一眼掛鍾，驚訝地發現已經五點半了：「今天不加班。」

  「阿拉斯泰爾來接你？」

  「他在紐約呢。」

  「又去紐約？你一定想他了。要是加里不在的話，我都不知道回家幹嗎。」

  埃洛蒂說自己是想念未婚夫了，瑪戈同情地給了她一個微笑，然後愉快地向埃洛蒂道了別。她把霓虹色的耳塞從包里拿了出來，在自己的蘋果手機屏上一掃，踩著貓步，大搖大擺地下班度周末去了。

  辦公室重新安靜下來，靜得連翻閱紙張的聲響都清晰可聞。太陽光照了進來，朝辦公室最裡面的那道牆投下一束光。光束開始像每天那樣朝埃洛蒂的辦公桌一寸一寸地移過來。埃洛蒂用大牙咬碎了一顆薄荷糖，點擊列印鍵，把她給新檔案盒做的存檔標籤列印出來。然後她開始整理辦公桌，這是她每周五下午都會認真完成的一項工作。這樣，她就可以在開始新一周的工作時，面對乾淨整潔的桌面了。

  埃洛蒂不會承認，自然也不會向瑪戈承認，自己心裡是有一點期待著阿拉斯泰爾去紐約待幾周的。當然，她是想念他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知道自己有整整六個晚上可以住在自己家裡，睡在自己的床上，看著自己的書，用自己最喜歡的茶杯喝茶，而不必去和別人商量，也不必解釋自己的想法，這讓埃洛蒂感到平靜。

  他說她的公寓很小，樓梯間裡有炸薯條的油脂味；而他的公寓很大，有兩個衛生間，總是有足夠的熱水，從來不需要隔著薄得可憐的地板聽鄰居家的電視上在播什麼。他說的都對。但埃洛蒂喜歡自己的小公寓。沒錯，要讓廚房水槽正常排水需要點小竅門；要是用洗衣機洗衣服，在洗衣程序運行結束之前，淋浴的水流只有正常流量的一半。但是，這才像是實實在在過日子的人住的那種地方。設計精巧的舊櫥櫃和吱吱作響的木質地板都有年頭了，要去上廁所只能先爬三層鋪著地毯的樓梯。

  阿拉斯泰爾似乎認為，她在這樣的小地方住得舒舒服服還挺可愛的。「我不在的時候，你應該待在我家。」他總是這樣說。他家是位於金絲雀碼頭的一間豪華公寓，「你不需要回自己的小窩住。」

  「我高興住在這兒。」

  「這兒？真的嗎？」

  對於這個話題，雖然每次說的話都有些區別，但至少已經進行過十五次了。每每談到這裡，他都會毫無例外地把懷疑的目光戰略性地鎖定房間一角，那裡放著她父親的老式扶手椅，椅面是天鵝絨縫製的，椅子上方掛著一個有彩燈裝飾的架子，上面擺放著埃洛蒂的寶貝們：埃洛蒂三十歲生日時，貝里夫人送給她的畫；母親去世後，蒂普送給她的魔盒；鑲嵌在相框裡的合影，是她和皮帕在遊樂園拍的照片，當時她倆都是十三歲。

  阿拉斯泰爾喜歡20世紀中葉的丹麥設計，他認為如果不是從康倫家居精品店購買的東西，壓根兒沒有擺出來的必要。埃洛蒂的公寓有種「家的感覺」，他願意承認這一點，但前提是，他得補充這麼一句：「當然啦，等我們結了婚，你還是得離開這兒——我們總不能把嬰兒床放在浴室里。」

  顯然，對於生活在他那個大氣奢華的地方不感到興奮的話，那未免失禮，但埃洛蒂並不是個大氣奢華的人，而且改變讓她感覺糟透了。「難怪，」埃洛蒂剛到牛津大學那會兒，去看過一位心理醫生，她是這麼說的，「你失去了母親。對於一個孩子，這種經歷是影響最大也是最可怕的一個變化。」給埃洛蒂看病的是朱迪思·戴維斯醫生(她說「叫我朱迪就好」)。埃洛蒂每周都會去醫生那裡進行一次治療，為期三個月。朱迪醫生的診所是一棟愛德華時代的房子，在進行治療的那間溫暖的隔音室里，朱迪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告訴埃洛蒂，這種失去親人所帶來的痛苦是無法抑制的，它將在一個人的心裡紮根。

  「你的意思是，這將影響我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埃洛蒂問道。

  「是的。」

  「會一直這樣？」

  「很有可能。」

  不久之後，她就不再去找戴維斯醫生(她強調「叫我朱迪」)治療了。反正去了也沒什麼意義。不過，她倒是挺想念那兒的柑橘薄荷茶。每次她去治療，那張磨舊了的木桌上都放著一壺柑橘薄荷茶。

  那位醫生是對的：在面對生活中的變化時，埃洛蒂並沒有好轉。想像一下：別人住在她的公寓裡，把他們的照片掛在她釘進牆面的鉤子上，把茶杯放在她養著花花草草的窗台上，享受她窗外的景色，這些讓埃洛蒂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感和她偶爾度假時在一個陌生的房間醒來的感受一模一樣，她會完全陷入茫然之中，因為能幫她定位的那些衡量物一個都不在。

  目前，她還不忍心和她的房東太太提搬家的事。貝里夫人今年八十四歲，是在巴恩斯街上的這棟房子裡長大的。那時，這裡是她和家人的住處，而不是賣炸魚薯條的商店外加上面的三間半公寓。現在，貝里夫人住在店面後邊的花園洋房裡。「以前，這兒是我媽媽的晨用起居室，」她喜歡在喝上一兩杯她最愛的雪莉酒後開始回憶往昔，「她是個淑女，非常優雅。哦，不是那種擺貴族派頭的優雅，我不是那個意思，她是骨子裡就帶著優雅。」貝里太太一旦開始沉浸在回憶里，她的眼睛就變得格外明亮，打牌時也不怎麼專心。「主牌是什麼來著？」她在每一輪的開頭都會問，「是打黑桃，還是梅花？」

  埃洛蒂晚上原定是要和貝里夫人打牌的，現在不得不取消了。她答應佩內洛普，要在周一前完成一份錄像清單和精選的剪輯片段。現在，她的進展還算順利，完成待辦事項是她的第一要務，她不能讓別的事情耽誤自己。

  她關掉電腦，蓋上筆帽，把筆沿著便簽本的頂端放好。桌面上只剩下書包、素描簿和鑲嵌在相框裡的照片。前兩樣可以重新放進盒子裡保存起來了，最後一樣還得跟那堆從盒子裡找到的辦公用品再待上一個周末。

  把照片收好之前，埃洛蒂用手機對著它拍了張照片，就像皮帕那樣。如果她想就自己的禮服有更多想法，這張照片還會用得著的。看著照片的時候，把面紗擺在旁邊，也沒什麼壞處。

  猶豫了一會兒後，她又給素描簿里的那棟房子拍了張照片。這並不是因為她仍舊覺得這棟房子會是她母親講的童話里的那棟。給它拍照，僅僅是因為她喜歡這幅畫，它畫得很美，讓她有所觸動。這幅畫把她和母親聯繫了起來，還把她和童年裡不可分割的那部分拴在了一起。

  然後，埃洛蒂把書包和素描簿塞進一個新的檔案盒，貼上她列印出來的標籤，在離開辦公樓之前順路把它們放進儲藏室歸檔。接著，她便走上倫敦熙熙攘攘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