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的詩人

  王粲，字仲宣，黨禁時期死去的司空王暢之孫，時年十七。他是蔡中郎在長安收的得意門生。蔡中郎的賓客們都很奇怪，每次這個又矮又丑的少年來訪，蔡中郎都趕不及地到門口迎接。蔡邕對大家說：「此王公之孫，有異才，我不如啊！」

  

  他還對王粲說：「我家的書和我寫的文章，你都可以拿去。」

  王粲發現，蔡中郎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還不是他身為學術大師，為人又稱得上道德楷模，而是在於他既能總結大漢過去的思想，又能預見到新的思想。他曾經給王粲看過一本書，那是一個叫王充的人寫的，名為《論衡》。此人生於光武皇帝建武三年（27），卒於孝和皇帝永元年間（89-104），一生窮困潦倒，默默無聞，書的命運也一樣。可在那個年代，王充就對大漢的哲學、經學、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做了系統的批判。主旨是認為大漢帝國一直奉行的信仰：天與人是互相感應的思想，其實是一種虛妄之說。他說，天、人、萬物皆由氣構成，氣是一種冷酷的物質，而不是貫穿在人身上的性格、氣節，因而沒有感情的偏向和道德的因素。這種想法，無疑會讓人對一個帝國存在的根據、對人的社會構成的原因產生新的思考。

  蔡中郎居然把這本無人問津的異端著作收藏在家中，並告訴王粲尋找新的思想出路。

  王粲在監獄裡見到老師，他傷心極了。與老師訣別之後，他感到長安會有大亂，因為荊州劉表是他的祖父王暢的學生，他的族兄王凱又娶了劉表的女兒，所以，便出關往荊州方向避難去了。

  且說王粲到荊州後，劉表嫌他長得醜，脾氣又不好，不打算重用他。王粲只得和荊州學派的幾個大師如宋衷之流混在一起，研討學術。他帶來的蔡中郎家的藏書和新的異端思想與荊州學派一拍即合，他們對天道、性命等形上學做了探究。王粲死後，藏書歸了過繼給他的王凱之子王業。王業有子名王弼，在王弼的手上，終於構建了一種稱為玄學的新思想，用道家的學說補充了經學，特別是《周易》，因而對天人關係做了更加抽象和完善的解釋，影響了三個世紀。這是後話的後話了。

  現在，蔡邕死了，王粲正奔向荊州。一路上的悽慘景象和老師亡故的悲痛讓他無法排遣。在一個破舊的小旅店裡，他寫了一首《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餓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中所表達的憂患與悲憫的情懷，在後世的詩人中，只有杜甫堪與之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