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人與太學生

  黨人的話題，得從先帝朝講起。

  本朝自高皇帝開基以來，沿承秦帝國創製的中央與地方郡縣兩級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貴族分封和世襲制度。帝國選拔官吏的根本準則，不再依靠貴族的宗法血緣，而是受過教育的民眾——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學申、韓法家之術的獄吏，而是自幼習誦五經的經生。因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訓，不再把單純的法律作為治理帝國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構建和傳授下來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儘管帝國的法律也很強大。起用這些經生的方法，是察舉和徵辟，也就是將地方官員考察推薦與朝廷調查徵召的手法結合起來。中央和地方雙向試用的官吏，來自許多名目：比如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質直、仁賢、茂才，試五經博士弟子、太學生，試明經、耆儒、童子，試尚書、將帥等等。從這些名目可見，本朝用人的標準，是士人的德行和經術。當他這兩方面的修養已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聲譽，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選人，一般把他們叫作名士。從原則上講，即便是帝國皇室成員，如果他不甘於僅僅做一個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獻身政治，也必須走這條道路。

  老實說，本朝的久長，在於列祖列宗一直堅持著這一制度。

  不過，一個人的名聲，恐怕不僅僅靠自己的德行和經術，還來自於他的交往。有條件的士人，往往年輕時就去京師遊學，或入太學跟從博士學習，結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學之間也形成了群體。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間，往往也有著師生或朋友的關係。他們在一起，激勵品德，研討經術，議論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與庸俗的現實相依為命一樣，本朝仕途的道德標準也攜帶著功利的目的。因為熱衷於仕途的士大夫們不僅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還要為自己，為妻小，為宗族，為親黨謀福利，謀權勢。於是察舉徵辟之中，就有了複雜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貿易活動。孝和皇帝以降，帝國的察舉銓選，多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風日下，忠正之士被廢，虛詐阿諛之徒登堂。不能說，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士大夫們，故意要把帝國的制度搞垮，但他們總是將權力看成是聚斂財富的手段。這種權力經濟觀，勢必給本朝的政治乃至經濟帶來嚴重的惡果。命運總是將才華加上清貧交給前者，而將平庸加上財富交給後者。孝桓皇帝朝，京師就傳著一首民謠：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至少在孝順皇帝朝，士大夫們已有清流與濁流的區分。當時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風氣已腐敗不堪，因而政府監察部門不得不於漢安元年（142），選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陽人張綱，作為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卻將這種走過場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車駕剛剛走到京師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個大坑，把馬車的輪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屬不解其意，張綱冷笑著對他們說了八個字：「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這種分化與衝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處士、太學生，以及郡國學府的生徒們，以氣節、道德、文章相互標榜，引為同志。他們希望用扭轉社會風氣、掌控輿論，直言進諫甚至動用權力來醫治身患絕症的大漢帝國。漸漸地，一個有號召力的士人集團，從帝國的各種社會階層中獨立了出來。

  他們的至聖先師孔夫子說過：「君子朋而不黨。」結黨是可恥的，結黨營私者正是他們的敵人。可是，本朝的許多事情都屬於見怪不怪之類，被稱作「黨人」而載人史冊的，恰恰反成了他們自己。

  帝國的最高學府——太學，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陽城南的開陽門外了。它的講堂長十丈，廣三丈，令天下的學子們心嚮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師，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學博士，教授由京師的公卿子弟以及遊學之士組成的太學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學生已達三萬人。這些師生，都享受著朝廷的俸祿和津貼。大概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們似乎有著超乎學生本分的政治責任心。他們從來就沒有認識到：鑽研經典這件事本身，就為帝國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負帝國發給他們的獎學金。他們總是本著經典中那些聖人所說的遠不可及的理想標準，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闊，太不實際了。可他們又太會造聲勢了，他們有的是名聲和號召力，許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著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當時，大將軍梁冀尚把持著國柄。一個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學子，打太原介休來到太學。他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著樸素但卻風度翩翩。經過幾天的辯駁，他的學識使得太學裡的師生們接納了他。漸漸地，他竟成了太學生矚目的人物。其實，他的出身與任何一位同學比都相形見絀。他很小就成了孤兒，長大後，母親見家裡窮得不行，讓他到縣衙里弄份差使乾乾。可他卻說：「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錢，約了同學、後來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遊學。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學於經學大師屈伯彥。那時他并日而食，衣不蔽體，常常裹著一條被單進進出出，進則蔽於前，出則蔽於後。在精通經典，練就善辯的口才並妙解音律、天文、數術之後，他決定去京師碰碰運氣。

  大約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訪了一個人：當時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禮，穎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趙國的相國。可謂三世公卿。而他卻對郭泰這樣一位寒士一見如故，大加讚賞。此事一時轟動朝野，傳為佳話。因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龍門了。太學生中與郭泰齊名的，還有穎川人賈彪。由於郭泰的引薦，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販出身的孟敏、僕人出身的庾乘，以及農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學生的圈子中來了。當學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學生們年輕而衝動的生命結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學生領袖，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們的運動叫做「清議」。不過，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構黨的名聲，這完全出於一種民間歌謠的誤會。

  孝桓皇帝未登大寶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為師。周福的學識，不如他的同鄉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卻因學生而富貴，擔任了本朝的尚書。於是兩人的學生和賓客們爭氣鬥勝，無事生非地編了一首歌謠，叫作：「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並且到處傳播，互相攻訐。於是他們被戲稱為黨人。後來又傳出一首歌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但坐嘯。」這是因為汝南太守宗資，任用了名士范滂為自己的下屬，一切事務，惟范孟博是聽。而南陽太守成，也委政於岑晊的原因。太學生們覺得有趣，也感到這種歌謠便於傳播，於是他們便意氣用事地指點江山，評議起人物來了。

  他們有的是機靈，什麼「天下模楷李元禮」，什麼「不畏強御陳仲舉」，什麼「天下俊秀王叔茂（暢）」，把個京師搞得沸沸揚揚，以至有些公卿，為了討個好聲名，或是害怕落個壞名聲，不得不屈駕親往太學生的宿舍，和他們套近乎，攀附風雅。

  除了編歌謠之外，太學生還有更厲害的一招：遊行請願。

  早在郭林宗來太學之前，太學生就養成了這種習氣。那時的學生領袖是穎川人劉陶、帝國皇室的宗親、濟北貞王劉勃的後裔。

  孝桓皇帝永興元年（153），冀州黃河泛濫，淹沒數十萬戶人家。一時餓殍橫野，盜賊紛起。朝廷擢派大將軍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認為天災事小，人禍事大，便放出風聲，嚴懲貪官。出發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來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圖，是想讓自己關照他們在冀州的親黨，於是他稱疾不見。等到他渡過黃河，發現所到郡縣的長官紛紛掛印而走，競達四十多人。抵達州署後，又有幾名官吏畏罪自殺。他還查得朝中大宦官趙忠之父，死後歸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禮法，以玉衣入殮。即刻命人發墓剖棺陳屍，收捕家屬。正當冀州人心大快之際，他們的刺史大人卻被檻車送京。臨行之際，冀州吏民請了畫工，要將他的畫像置於刺史公堂之上。朱穆連忙催促檻車上路，留言於記事板上：「勿畫吾形，以為吾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可這件事讓血氣方剛的劉陶聽說了。在朱穆被判決服苦役的第二天，幾千名太學生從太學徒步出發，遊行至北宮闕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們的請願書。京師的吏民也紛紛來聲援。劉陶上書的矛頭，直指宦官：

  「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吸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最後，劉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終於，從宮裡送出了回復的詔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學生再次去北官闕前請願。起因是邊將皇甫規平羌有功當封，幾個中官向他索賄，在遭到拒絕後，便陷害皇甫規下獄。請願是由太學生張鳳發起的，參加者除太學生之外，還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規被赦遣歸。

  本年七月，大將軍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兩大敵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冊封五位幫他倒梁的中官為侯。同月，士大夫集團便發起了攻擊。

  一天，北宮大門外貼出了大字報——「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書，聲明是寫給天子和三公府的。書中的言辭相當尖刻，指出：大將軍梁冀罪雖當誅，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誅殺梁氏這件事，在禮法上，不過殺一家臣耳，不同於高祖皇帝的興邦開國，也不同於邊將們的安邊拓境。而皇上卻因此事封謀臣為萬戶侯，實屬不經省御，班爵錯亂。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邊將，能不一失望而解體？何況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閹豎小人呢？孔子日：「帝者，諦也。」即為天下審定之法，而當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諦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個小官僚：東郡白馬縣令、甘陵人李雲。他很固執迂腐，從白馬跑到三百六十多里地之外的京師，就為了說幾句天子最不愛聽的話。

  恰恰天子這些天又特別沒有理性和耐心，因為他完全沉浸在勝利的快樂之中，第一次玩弄封賞的權力，李雲的話，簡直是大掃其興。於是天子震怒，下詔尚書都護用劍戟叉著李雲，送黃門令掌管的北寺獄，並指定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輪番拷問。

  偏偏這件事又引出另一個固執的小官僚——弘農郡五官掾杜眾來了，他知道後，上書說自己願意與李雲同死。天子很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住進了李雲的監獄。大鴻臚陳蕃上疏請宥李、杜之罪，天子立刻打發他回了家。太常楊秉、洛陽令沐茂、郎中上官資又一次聯名上書，天子馬上扣了他們的薪水。天子如此與一個小臣計較，連他的寵臣宦官們都覺得沒有必要。

  管霸在天子去濯龍池祭祀老子和佛陀的時候，向他進言說：「李雲乃是鄉野的愚儒，杜眾也不過是郡中小吏，他們出於一時狂戇，不足加罪。」

  天子說：「那麼，『帝欲不諦』，是什麼話？常侍難道還想原諒他們嗎？」

  管霸不再申言。幾天後，李、杜二人死於獄中。

  天子的舉措助長了中官們的氣焰，連本朝威望甚高的太尉黃瓊都感到無力回天，稱疾不起，他在辭職報告中說完了他對當朝天子的最後忠告：

  「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砂礫，碎玉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嘆。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

  氣倒了太尉不久，又氣死了一位重臣，那就是朱穆。他此時又被朝廷徵召，拜為尚書。他援引大漢故事，上奏天子，要求罷省中官。書奏多日，不見回音，他又執拗地去面見天子，重申自己的要求。天子仍是大怒，不予回答。朱穆也豁出去了，伏在地上不肯起來。天子進了內室，讓左右吆喝他出殿。朱穆仍是不起，他希望天子能回心轉意。過了好一會兒，他覺得周圍沒有了聲響。抬起頭來，才發覺隻身處在深寂空曠的大殿之中。朱穆淚流滿面地回了家，生了幾天的氣之後，他的背疽發作，慘呼而亡。

  不過，士大夫與中官們的搏鬥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拉鋸式地展開了，可憐的孝桓皇帝只能充當最蹩腳的裁判。

  次年，因策動倒梁事件而封侯的五位宦官之中，新豐侯單超病死，並享受了國葬。餘下的四位是：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陽侯唐衡。京師吏民皆知他們的勢力，有民謠唱道：「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隱喻他們勢能回天，驕貴無匹，惡如臥虎，隨心所欲。更值得擔憂的是，他們的那些不具備管理帝國能力的親黨們，竟擔任著大量的地方要職，中央的士大夫們不斷地處理由這些人引發的惡性事件。

  延熹六年（163），司空周景和太尉楊秉以整飭吏治，罷斥貪官為藉口，上書天子。得到許可之後，一連免職和追究了五十多名中央台省和地方刺史、郡長級的官吏，其中主要是中官的親黨。一時，天下肅然。

  七年（164），唐衡和徐璜病卒。

  八年（165），太尉楊秉又拿中官開刀。這年春天，中常侍侯覽之兄、益州刺史侯參，被楊太尉以囚車檻送京師，在途中畏罪自殺。太尉從他的車中搜出大量的金銀錦帛並調查出許多犯罪事實，於是上疏參奏侯覽。

  天子想袒護侯覽，但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實在無法公然地袒護。於是至尊無上的天子，竟鑽起帝國行政制度的漏洞來了。他指使尚書台的官員，去責問楊太尉的下屬：「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於經典、漢制，何所依據？請公開具對！」

  這又給了楊太尉一次表現的機會。楊秉的出身，乃本朝的經學世家，又為公卿望族，太尉本人精於《易》學、《尚書》和《春秋》，從侍御史、刺史、太中大夫、左右郎將、侍中尚書做到太僕、太常和太尉，故於經典、漢制皆了如指掌。他馬上讓人去解釋說：

  「《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以前宦官鄧通懈慢，大大臣申屠嘉當面詰責，孝文皇帝從其言而黜鄧通。且按漢家制度，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春秋大義和前朝故事，搞得天子啞口無言，只好暫免侯覽中常侍之職。

  接著，司隸校尉韓悺又上書匯報了左悺和其兄太僕、南鄉侯左稱，聚斂為奸、放縱賓客、侵犯吏民的罪惡。「左回天」和他的兄長畏罪自殺。這位司隸校尉又奏中常侍具瑗及其兄沛相具恭的貪污罪，嚇得「具獨坐」自己去監獄自首認罪，繳還侯印，天子貶其為都鄉侯。

  本年夏天，楊太尉薨。太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世祖楊喜，從高皇帝龍興，追殺西楚霸王，封赤泉侯。高祖楊敞，孝昭皇帝時為相，封安平侯。父楊震，孝安皇帝朝太尉，有五子，楊秉是第三子。楊太尉為人清白寡慾，嘗對人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