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譯中國

  「雙月圓」從形式上看，是「碧桂園」的移植和嫁接，是王志綱得心應手的成熟軟體的再運用。但兩者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

  從地域上看，是從市場經濟發育比較充分的珠江三角洲到政治氛圍特別濃厚的黃河流域的移植和嫁接；從時間上看，是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的移植和嫁接；從性質上看，是從死火了的碧桂園物業的拯救性、包裝性策劃到正在興起的雙月圓物業的拓展性、原刨性策劃的移植和嫁接。

  正是這些差別，決定了雙月園策劃應該有和必須有一系列特色。

  在這些特色中，最有影響和最具理論價值的是王志綱對「地域文化板塊」和「政治(政府)因」的分析和把握。

  如果把我國的發展比喻為航行的話，在我國就是三個時代三樣航行。之所以不是一種模式，是三種模式，這是整個社會轉變的結果。

  一、毛澤東時代編隊前進——「等文件」

  在毛澤東時代，作為地方領導幹部，要的是紅頭文件。中央給你文件，聽條條指揮，按中央文件辦事，就行了。

  當時中國這個大船隊是編隊航行的，誰在前，誰在後，由中央決定。中央說上海是經濟中心，就無論如何都要走在前頭；中央說要準備打仗，於是「前鋒「改成「後衛」，雲、貴、川的「三線」建設就成了中心。

  

  二、鄧小平時代重新組合——「要政策」

  鄧小平時代，實行沿海傾斜政策，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各級領導幹部要的是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廣東。要到了特殊政策，就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就像一首歌曲中唱的那樣，一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一座座金山就起來了，一座座新的城市(深圳等等)就魔術般冒出來了。

  廣東的示範效應，使960萬平方公里的父老鄉親們都得到了啟發，「跑步(部)前進」成了各省市領導幹部必修的一門主要「功課」。「步」者，中央部委也。「跑步前進」要什麼?要特殊政策，要優惠政策。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92年，中國實現了全面開放。「四沿(沿海、沿江、沿邊、沿線)開放」以後，大家都有了同樣的優惠政策。大家都有，等於沒有。這時，要政策的這條路就走到終點了。

  三、江澤民時代百舸爭流——「找航海圖」

  中國決定建設市場經濟體制以後，全國各地就都「擺平」了，這時人們悟出一個道理：在新形勢下，最緊迫的既不是等文件，也不是要政策，而是找「航海圖」，要思路。於是以出思路為職業的策劃業者有了大展拳腳的空間。

  這好比行船，原來是編隊航行，齊步前進，現在是干帆競發，百舸爭流。過去行船不用船長操心，航行順不順利全有「紅頭文件」管著，現在就不同了，中央只管大方向，其他就都取決於各個船隊(省市，地方)和每艘艦船(城市，企業等等)自身了。你是「借水行船」，還是「借風使勁」，就由你「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但是傳統的「武庫」中沒有這些航海圖和羅盤針。這時，就需要實事求是地對自身資源進行發掘和整合，對自己進行準確的定位，然後才能保證航船能夠不走彎路，快速前進。在這個大背景下，才出現了各個地區，特別領導思路比較開闊的地區，對策劃的一種緊迫的需求。

  山東人來找王志綱，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事情。

  這時的中國策劃界，除了搞企業策劃以外，也逐漸深入到區域策劃中去了。就以玉志綱工作室來說，起碼有一半的時間和精力是放在區域策劃上，山東雙月園策劃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區域經濟性的策劃。

  不深刻地認識中國，不深刻地認識中國不同地區的文化背景，是不能做好策劃的。這是王志綱的成功經驗。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注意當地的文化背景，注意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如何有效地結合。市場競爭到了最後，已經不是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文化板塊之間的競爭。

  雙月園項目策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志綱深刻認識和熟練把握我國三個時代三樣航行和幾種文化板塊特點的結果。

  王東綱搞策劃非常關注區域文化背景。中國有句俗話：近水如魚性，隔山識鳥音。如果不能準確地了解區域文化背景，就不能準確地定位所策劃的項目。

  王志綱把中國劃分為三大板塊：長江文化板塊、黃河文化板塊、珠江文化板塊。

  珠江文化板塊的特點是，經濟發展完全植根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土壤」肥沃豐美，「陽光燦爛，雨量充沛」，民營企業或合資企業的「樹苗」容易成活，容易成林，可一旦成活、成林，相互之間就要相當殘酷地競爭陽光和水份，後期成長殊為不易，經濟的每個細胞都非常活躍，具有較強的冒險精神，強調個體，強調個人能量，有投資意識和期貨意識，敢追捧新事物、新潮流，常從投資做生意的角度觀察世象，敢喝「頭啖湯」，信奉「物有所值」，很少強調團體，很少強調政治。

  黃河文化板塊的特點是，強調團體，愛「講政治」，有較強的團隊精神和集體主義，奉行「孔孟之道加市場經濟再加政府行為」的理念，信奉「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遛」、「不見兔子不撤鷹」的現實主義，什麼事你得先做好，他看清楚了才願意進入，而一旦進入，就勢不可當，市場經濟的「土壤」較為貧脊，一棵「樹苗「要從山縫中迸出殊為不易，然而一旦成活，就是「一枝獨秀」，可以「獨享」市場和政策效應的陽光雨露。

  長江文化板塊則介於兩者之間，既講政治，又講經濟，但它比黃河文化板塊更遵循市場經濟規則，比珠江文化板塊更理智，更精明，較少冒險精神。

  當然，各個文化板塊之間也有相似之處，例如黃河和長江這兩個文化板塊，它們都常用行政力量整合企業，做出了規模效益。例如，黃河文明孕育出來的海爾集團，長江文明孕育出來的春蘭集團，都是幾十億、上百億的規模；而珠江文化板塊偏重各自為政，諸侯割據，強調自我，規模較小，多少有一點「星斗滿天，缺少明月」的感覺。

  王志綱充分地了解和利用了黃河文化板塊的特點和優點，其中，他特別看重山東人「講政治」的特點和優點。

  他說，山東是政治意識特別強烈的地方，做什麼事都先考慮政治效果，「貴族學校」在廣東辦成功，中央領導不一走去看，而在沂蒙山區辦成功，中央領導一定會去看，而且讚嘆：「咱們革命老區也有這樣高檔的學校了!」你就獲得了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巨大支撐，你的知名度就會扶搖直上。

  從較小範圍來看，雙月園學校既是臨沂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總公司的需要，也是羅莊區委和政府的需要。「政府(政治)因素」在這裡顯得特別有力、突出和重要。

  事實正是這樣。學校由臨沂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總公司與羅莊區政府聯手創辦，並列為羅莊新城區的配套項目，除了政策上的優惠外，區政府在資金、人員等等方面也大力支持，區委和政府的負責人表示，你們需要人，「區委組織部長就是你的人事科長」，生源也給你保證，萬不得已時，政府將採用行政手段保證學校的生源(後來證明，根本用不著行政命令)。這一點，可以說是雙月園成功啟動的決定性因素。

  教育思想上，山東是孔孟之鄉，歷來重視教育，即使是小康之家，甚至是貧困之戶，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也是從不吝嗇的。

  雙月園學校建在「山東第一鎮」羅莊，為當地黨政分擔教育投資，為當地黨政領導平添政績，為當地經濟發展助一臂之力，當然會得到他們的鼎力支持。

  王志綱對文化板塊的分析，絲絲入扣，節節在理，精采而獨到。這一分析，恐怕不只對臨沂適用，因為，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全國各地都捲入了市場經濟的竟爭之中，儘管市場經濟千姿百態，異彩紛呈，但其背後實際上都是一種競爭——文化板塊的競爭。

  在江澤民時代，在文化板塊競爭的背景下，與鄧小平時代不同的是，地域之間、文化板塊之間，已經不再是比政策，而是比班子，比思路，比思維方式，比操作能力了。

  各個板塊所具備的資源因素都有差別，每一因素的特色，它所發揮的作用的大小和方式等等，也迥然相異。其中，最為突出和最為顯耀的是「政府(政治)」因素。這是因為，在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特別是過渡初期，「政府(政治)」因素的作用儘管總的走勢是在減弱，但還是非常強大的。

  一般說來，政府本應是經濟法律(法規)、市場規範、企業行為準則等等的制訂者、評判者和執行者，而不是商業行為的參與者，正如體育比賽，政府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政府本不應該參與市場競爭，而只是履行法律賦與的，規範和裁決市場競爭的職能，但是，在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在中國這種由政府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地方分權、企業擁有多種自主權的多元化經濟體制的時期，在政企未能完全分開的條件下，在政府實際上既有裁判員職能又有運動員職能的情況下，市場策劃就必須充分考慮政府行為，把政府行為作為「資源要素」或「市場要素」策划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