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天下

  在成吉思汗時代，面對完全陌生的統治對象——廣闊的農業定居區和龐大的農業人口，蒙古人對治下的金國故土基本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甚至一度並不將其視為自己的國土，反覆劫掠和破壞已經完全控制的地區。在蒙古滅金過程中投靠蒙古的漢人軍閥趁機在一些地方實現了半獨立式的割據，小範圍地恢復了農業生產。元史載劉伯林「在威寧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鄰境凋敝，而威寧獨為樂土」，董文炳為藁城令時「以私谷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數年間，民食以足」。

  但整體而言，蒙古控制的中原地區被戰爭蹂躪得殘破不堪，生產力水平嚴重下降，長期處於無人管理的無序和混亂之中。成吉思汗時代的軍事活動恪守蒙古舊俗「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頻繁的屠殺除了對農業生產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之外，也加劇了這種無序和混亂。

  因此，當金國敗局已定時，窩闊台在耶律楚材等熟悉漢地統治的大臣的建議下，一方面開始收斂和制止無意義的屠殺和破壞行為，「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一方面開始部分恢復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置倉稟，立驛傳」。很多蒙古貴族根本不理解這些政策的意義，比如大臣別迭就認為漢人沒什麼用處，不如全部趕走，把土地騰出來放牧牛羊：

  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這些蒙古貴族既無學問，也無見識，當然不可能在治理國家方面和以耶律楚材為首的官僚相比，因此，從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開始，窩闊台就下令在部分地區恢復金朝原有的稅收系統。

  （太宗）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同年十一月，從楚材之議，置燕京、宣德、太原、平陽、真定、東平、北京、平州、濟南十路徵收課稅所。

  農業生產的局部恢復並不意味著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已完全恢復，因為在中原的蒙古統治區里，實際上存在著三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模式。

  首先是投下制度。投下類似歐洲封建時代騎士和貴族的采邑。「投下主」即作戰有功的蒙古軍事貴族，他們通過作戰獲得軍功賞賜、土地和領民：「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為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

  「投下主」即作戰有功的蒙古軍事貴族，

  他們不承擔除作戰之外的任何義務，且在自己的封地上擁有極大的自主權

  一個金帳汗國的達魯花赤正在羅斯城鎮收繳貢賦，

  中原地區受分封的蒙古諸王也有權力在自己的領地設置達魯花赤

  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在位時把大量的中原土地分封給蒙古的軍功貴族，同時也把這些土地上的漢人像牛羊一樣贈予他們。投下主可以在領地內「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領地內的農民實際上成為投下主的奴隸。

  1336年7月，窩闊台將平陽府、太原府、河間府、大名府等地分賜諸王臣下，准其在封地內「設達魯花赤，朝廷置宮吏收其租頒之，非奉詔不得徵兵賦」。這實際上是以國家權力確認了分封貴族半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蒙古貴族在其領地中施行的是封建農奴制和奴隸制混合的經濟制度。

  另一種經濟模式非常奇特。成吉思汗完成對西域列國和中亞地區的征服後，把許多中亞和呼羅珊的工匠帶到了蒙古高原，同時大量善於經商的穆斯林商人擁入蒙古新征服的地區，以他們在千年商路上積累起來的經濟頭腦幫助蒙古人對新征服地區進行「超經濟剝削」。

  窩闊台尤其重視他們，據術茲扎尼《納昔兒史話》記載：

  他把東方土地上的所有城寨都交給了伊斯蘭異密，把從伊朗和都蘭帶來的異密們安置在上突厥斯坦、漢人或唐兀惕（西夏）地方的都市。

  異密即埃米爾，是伊斯蘭世界的一種小貴族，這裡其實指的是善於經商和理財的穆斯林。在成吉思汗時代，儘管因為經商問題引發了訛答剌事件（1218年，花剌子模官吏屠殺了蒙古商隊），從而導致了花剌子模的滅亡。但成吉思汗依然非常重視這些穆斯林的商業能力，倚重他們為蒙古貴族提供渴求的商品，同時利用他們幫助蒙古貴族管理新征服地區的經濟。在成吉思汗時代，這些穆斯林商人僅管轄中亞和西域地區的經濟。

  到了窩闊台時期，他把從中亞到中原的廣大地區都交給這些穆斯林商人管理。這些穆斯林商人不可避免地把中亞的剝削方式帶入中原地區，藉助蒙古人的兵威強行推行這些剝削制度，進行「超經濟剝削」。得到蒙古帝國官方許可和認證的商人被稱為「斡脫」，為了得到斡脫的身份和特權，這些商人爭先恐後地向蒙古統治者示好，獻上從內亞深處帶來的奇珍異寶，甚至不惜為此爭鬥。

  並非每個蒙古可汗都像窩闊台一樣善待穆斯林，

  後世的旭烈兀就毫不留情地摧毀了當時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巴格達

  「超經濟剝削」的方式多種多樣。第一種叫「羊羔利」，實際上是穆斯林斡脫商人和蒙古貴族合營的高利貸，史載：

  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

  西域斡脫商人利用中原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向農民放貸，按照中亞本利相加利滾利的方式進行計算，仿佛母羊產羔，「一錠之本輾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可謂暴利。而蒙古貴族則為斡脫商人提供放貸的本金，「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貨之民而食其息」。窩闊台本人甚至動用國庫的資金為這些斡脫商人提供放貸的本金。

  蒙古帝國的可汗們對穆斯林的態度很不一致，與窩闊台的態度正相反，

  旭烈兀幾乎橫掃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僅僅在埃及碰了壁

  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顯然經不起這種國家支持的「超經濟剝削」，許多漢族農民賣兒賣女，將妻子抵押給斡脫商人為質，仍然不能還清債務。而且，許多官府也欠斡脫商人的錢，成為債戶，「大名困於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鋌」。一些地方官府以地方財政稅收為抵押向西域商人借錢，為了還錢，他們不得不提前征繳多年之後的賦稅。

  西域商人的第二種「超經濟剝削」方式被稱為「撒花」。「撒花」本來是蒙古貴族與西域商人之間類似海外代購的一種關係，蒙古貴族將貨款交付給西域商人，西域商人拿著貨款從內亞帶來蒙古貴族所需的商品。然而，西域商人拿到貨款後往往並不前往內亞進行貿易，而是就地在中原地區放貸獲利，到了應該交付貨物的期限，他們就謊稱貨物已在某州縣被劫。而按照蒙古律法，撒花貨物在某地被劫，則由某地全體百姓來賠償。西域商人就這樣利用撒花來做這種「空手套白狼」的買賣，給中原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自轉貸與人或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郡民戶。

  在這種禍從天降式的剝削之下，本來就飽經戰亂、郡縣蕭然的中國北方自然變得更加殘破，許多農民被逼迫至賣兒賣女、妻離子散之後，不得不孑然一身自願淪為蒙古投下主的奴隸。

  第三種經濟模式並非從中亞和西域而來，而是中原本土自古就有的「撲買」制度。撲買即官府向商人有償讓渡一部分權力，在窩闊台時期則主要表現為包辦稅賦。西域商人利用蒙古統治者懶於治理國家又急於獲利的心態，在中原地區大肆撲買賦稅、壟斷課程，幾乎無所不包，基礎建設、水利、農業、畜牧、鹽、鐵、酒、礦，甚至橋樑、渡口的過路費也被他們承包了。西域商人利用向蒙古統治者買來的收稅權，在中原地區橫徵暴斂，如「元太宗十一年十二月，商人奧都刺合蠻撲買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為額」，實際上獲利不止十倍。

  蒙古在其征服的其他地區並未採取這樣的統治和剝削制度。

  比如，在羅斯諸邦，儘管蒙古統治者能夠摧毀和蹂躪羅斯的城鎮，

  卻無力深入當地進行統治，因此採用了委任統治的方式

  在收稅的過程中，農民稍有怠慢，或無法繳納，西域商人立刻奪人妻女，甚至濫用私刑，害人性命，或者巧立名目，設置圈套，逼迫富戶破產，以達到占人家產的目的。史載：

  科斂則務求羨餘，輸納則暗加折耗，以致淫刑虐政，暴斂急征，使農夫不得安于田里。

  因此，在窩闊台治下的中國北方，實際上存在著蒙古、內亞和中原漢地三種經濟模式。這三種經濟模式使國家處於半分裂的狀態，蒙古貴族和西域商人聯合起來剝削漢人農民。這種剝削是由蒙古帝國的戰爭機器提供的絕對暴力來保證的。窩闊台可汗治下的中原地區，就處於這樣一種分裂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