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之患

  不難發現，這其中的好幾股勢力日後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反客為主定鼎中原，比如契丹（遼）、靺鞨（女真）、党項（西夏）、室韋（蒙古）。他們在唐代還羽翼未豐，正在唐的羈縻府州中做順民。

  

  唐太宗建立羈縻府州制度的意圖，在他封被俘的突厥可汗突利為順州都督時的一番意味深長的告誡中表露得比較明白：

  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

  遍布新疆、蒙古地區的草原石人其實是突厥人為善戰的英雄人物留下的紀念雕像

  這段話說得非常巧妙，既有雷霆手段，又有菩薩心腸，中心思想有兩條：一、你們老實點兒，安安生生地過日子，咱們啥事沒有；二、如果你們不肯安安生生地過日子，被滅族什麼的是分分鐘的事，我可保不了你們。

  公元7世紀時，人類文明正處於青春期。這一時期，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也像青春期少年之間的爭鬥般殘酷無情，在戰爭中舉國舉族被滅，或為奴或被強迫同化、傳教的比比皆是，無數文明和民族都被徹底消滅，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作為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的皇帝，李世民能對國家、民族、文明之間的關係有如此的認識，並發明出這麼一套有利於改善民族關係、促進國家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早於蘇俄一千六百多年），實在是難能可貴，充分體現了李世民本人的政治智慧和漢民族文明的早熟。

  身著重甲，手持長槊，腰掛橫刀、弓箭的唐朝精銳武士。強大的武力是唐太宗政治自信的來源

  在李世民信心滿滿地為李唐子孫留下這一套自己非常滿意的民族問題解決方案時，他一定沒有想到一千多年後一個長著大鬍子的德國學者在對人類歷史進行研究後給出的結論：

  遊牧民族的全部歷史乃是和鄰居進行不斷的戰爭及內部的封建混戰的歷史。這些戰爭是由封建貴族力圖擴大自己的土地占有權、奪取新土地的欲望所引起的。[50]

  李世民在考慮民族問題時，多是基於「信義」，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觀念。唐太宗的子孫也多沿襲他的思路，唐中宗就曾表示：「中國當以信結夷狄。」唐帝國對少數民族發動戰爭時絕大多數也是責備其「背信」，這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不了解的表現。

  當時，大多數遊牧民族都處在野蠻的奴隸制時期，為了土地、子女和財物彼此征伐不休，騷擾和劫掠農耕民族，本來就是他們的天性和常態，以當時人的眼光看也無可厚非。但唐朝帝王偏要違背社會的發展規律，試圖用中央集權帝國的道德哲學約束他們，這簡直比強迫他們種地（「化胡虜為農民」）還要「乖違物性」。另一方面，唐太宗只注重「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即只注重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忽視了遊牧民族的軍事封建性和天然的侵略性，而僅僅以信義和強大的武力約束他們。這在國家安定統一、國力強大的時候當然行得通，當國家處於衰敗和內亂階段時就會出現問題。此外，羈縻府州使用與中原地區不同的律法，造成唐帝國出現「一國多法」的局面，嚴重影響了當時的司法公正。

  因此，到天寶年間，這一套制度的弊病就逐漸顯現出來，這也與唐玄宗本人的喜好有關。初唐時，少數民族中湧現出許多文才武將，唐帝國對他們不加歧視、一視同仁，他們也為唐帝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到玄宗時期，更多的少數民族官員進入唐帝國的朝廷服務，這其中有忠心耿耿、南征北戰維護國家統一的忠臣，如高仙芝、李光弼、哥舒翰等，也有野心勃勃、不懷好意的投機分子，如安祿山、史思明。

  唐代粟特人陶俑。安祿山的形象應該與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