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和隱患

  帝國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中興。但是，大功之後，逸欲易生。

  山陬海澨，同聲歡慶。

  待罪荒州的劉禹錫、柳宗元也不例外。前後算來，他們已經度過了十二年的貶謫生涯，儘管他們在武元衡被刺後囿於個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災樂禍的情緒，但兩人對天子和國家的忠誠依然與當年一樣，絲毫未變。當本年的十一月份吳元濟在長安人頭落地時，劉禹錫寫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寫了《平淮夷雅》來歌詠這個勝利，是時人公認的頌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軍司馬是韓愈，他也是帝國文壇上響噹噹的人物，早在貞元年代，就與劉、柳等人一起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文風而名噪一時。不過，韓愈與劉、柳政見不同，學問上分歧也很大，但這不影響他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同樣顯示出他的大手筆，為天子紀功，為千秋萬世立法式。

  

  韓愈花費了近一個月時間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進獻天子。憲宗讚賞之餘，即命刻石於蔡州紫極宮。勒石立碑，動流億年，固不可不慎重，韓愈並沒有忘記這一點。所以他歷時旬月，耗盡心血，才得以完成。然而就是這樣，由他這位可稱海內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卻僅僅在蔡州矗立了兩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韓愈怎麼也沒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謹慎，還是犯了一個大錯。

  但誰都不可能預卜未來，至少韓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當時沒有認識到。所有人還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和繁雜的後續事務中，無暇去理會其他。人們有這樣一種隱約的預感：河北的割據也將不會長久了，帝國正在「中興」之中，甚至可以恢復到天寶年間全盛的狀態。天子和朝野上下都為這個快要到來的事實而激動不已。

  確實，朝廷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絕不僅僅是淮西一隅的三個州而已，它獲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對天下的強大震懾力，收復王承宗和李師道應該是早晚的事，因此，這些勝利的意義歸根到底只有一個：天子依舊是無上的天子，朝廷依舊是權威的朝廷。僅此也就足夠了。

  對淮西之役持消極態度的李逢吉已被罷相，被委以劍南東川節度使而出鎮京外，在裴度赴前線期間，朝中宰相實際上只有去年年底任命的王涯和一個月前剛剛任命的崔群二人，憲宗遂徵召淮南節度使李鄘入相。

  這是出於吐突承璀的推薦。前幾年承璀被李絳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監軍，其時李鄘正代李吉甫為節度使，二人得以共事。李鄘儘管為人剛峻，但性格內向，他不願與承璀直接衝突，而承璀也對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處倒也融洽。承璀還京後，又得到皇上的貴寵，他在李逢吉、韋貫之罷相後，便向皇上推舉了李鄘。承璀以往吃宰相的虧不小，他此番力薦相選，內中的私意是很明顯的。

  李鄘卻感到受宦官引進是莫大的恥辱，他更不願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擺布，以至於接到任命時竟對著手下人號啕大哭：

  「本人一向安於外任，宰相不是我這個人能做的！」

  但是天命難違，李鄘一百個不情願地離開揚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來到京城，這時裴度都已經從淮西班師回朝十幾天了。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稱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覲，更不能到位視事；同時，閉門杜客，隱居在家，顯然是一心不要當宰相。三個月後，皇上只得罷免了他的相職，而啟用了當年裴垍提拔的李夷簡。

  這時，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簡。主持朝政的仍舊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鎮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順。儘管李師道猶不甘心，於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詔征討。到這時，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師道下的毒手，眾怨沸騰，異口同聲地聲討。這一次朝廷已無後顧之憂，各道兵馬很快就對淄青形成了夾擊，戰場上的形勢是非常樂觀的。

  長安城中的氣氛卻有點不對。這倒並不奇怪，勝利總要給國家帶來一大批功臣，他們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應該得到應有的榮譽，然而危機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蓋主，麻煩就不可避免。首當其衝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簡出鎮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罷為兵部侍郎。九月，皇上任命了兩位財政官員替補宰相空缺，一位是鹽鐵轉運使程異，一位是戶部侍郎皇甫鎛。奇怪的是，這項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強烈反對。

  本來，財政重臣出任首輔，受到一些議論是免不了的，當年的劉晏、楊炎都是先例。任命二人的制書頒布後，長安城中也確實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說此二人手握財利，多半是賄賂以進。可大家也只是說說而已，只有裴度怒氣萬丈，覺得不堪忍受。

  說起來其中自有原因。當裴度在淮西前線主持軍事時，負責供應的就有皇甫鎛。在當時的情形下，兵餉糧草是否充足是克敵致勝的關鍵，容不得私毫馬虎，而皇甫鎛、程異都難免事有疏漏，因此經常使得前線主帥裴度窘迫萬分。這個過節是在生死存亡關頭結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況皇甫鑹並非理財高手，他比起程異來在這方面還要遜色不少，所以裴度對他更是不滿。再加上有人火上澆油，傳言他結交吐突承璀，使得裴度對他簡直就是極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著崔群，在延英殿當面向皇上表示：萬萬不可命此二人為相！憲宗沒有同意。

  裴度回宅後一夜不寐，覺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無非是為國家社稷著想，怎麼就不為天子荃察？想到將來要與皇甫鎛這個小人同列，一口悶氣實在咽不下去，於是連夜給天子上表。

  裴度仗著自己功高勛著，在表中話說得很重，稱兩人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僅會使「中外駭笑」，而且將使「億萬之眾離心，四方諸侯解體」。並且直指皇上：「今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卻自破除？」最後甚至以掛冠求去相要挾。

  裴度這封情緒化十足的上疏讓憲宗很不高興，他對左右的人說：

  「裴度黨見太深，如此激訐之言豈是君子所應發？」

  消息傳出，公議卻紛紛倒向裴度。程異是當年王叔文黨人，儘管這許多年來一直克勤克職，為國家財賦奔波操勞，但仍不為人們所理解。他灰心至極，自覺不能出當大任，任命發布一個多月了還不敢行使相權，後來自請出任「巡邊使」遠赴西北，未決而卒。和人們的猜測相反，程異生前理財數年，死後卻家無餘錢。

  程異以謙遜退讓來面對裴度的指責，可皇甫鑄卻沒有這麼好說話了。

  皇甫鎛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進士，與令孤楚、蕭俛是同榜，關係自不必說。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鑹初受天子賞識時，楚、俛兩人已為翰林學士，與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對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丟掉了翰林學士的職務。皇甫鎛與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尋常，這層關係更是裴度所沒有想到的。

  皇甫鎛先在皇上那裡做工作，儘量取得信任。他採取的方法就是想盡辦法為皇上聚財。憲宗對錢物一向關心，早先是為天下用兵，而現在功成名就，驕奢就開始抬頭了。當然皇甫鎛不能以這個為藉口，但無論什麼理由，那怕是為敷國用而儲備庫藏，天子也是很高興的。皇甫鎛站穩了腳跟。

  相反，除了河北軍事方面，皇上對裴度的信任程度開始降低。皇上覺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經常使他難堪，有時甚至都不敢在朝會上面對裴度的質詢。皇上現在頗容易生氣，對裴度不能與皇甫鎛和平相處更為不滿。

  十二月份，對李師道的征討已經取得了不少勝利，但朝廷兩派的明爭暗鬥也逐漸明顯。宮內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訴說道：眼下朋黨熾盛。其實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當著裴度、皇甫鎛、程異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氣地說：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會樹立威望。怎麼反而好結朋黨？朕對此甚為痛恨！」

  程異唯唯，皇甫鑄知道這是對裴度而發，也不說話，心裡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萬分，站出來據理力爭道：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君子與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謂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稱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

  「其他人也都是這麼說，那麼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君子、小人，觀其所行之事，自有區別。」

  皇上不以為然，轉向皇甫鎛。

  皇甫鎛顯得很大度：「願聖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折中而處：

  「凡是好事，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卿等既然這樣說，必須照所說的去做，不要只是說說而已。」

  天子這話聽起來似乎更應該對自己說才對。

  兩個月後，時間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師道被部下殺死，朝廷收復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來，子孫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廣、兵最多的一鎮。淄青被滅，表明元和時代的對藩鎮的戰爭順利結束了，帝國重新實現了統一。

  這當然是天子聖明的結果，可是長安城中卻偏偏有這樣一種言論在流傳，說是裴度矜伐功勞，將大功歸於己身，已到了讓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還舉例說，韓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殺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跡，過分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績就是最好的證明。蔡州甚至傳來消息，說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滿意碑文對李愬的不公正態度，把那塊碑都推倒了。一時間眾說紛紜，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說是源出何處了。

  但有很多事情卻是活生生的現實：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為河東節度使，出鎮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徵召回朝並拜相，與皇甫鑄同知政事。

  同一時間，憲宗下詔磨去韓愈撰寫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這個月，崔群被貶為潭州刺史。

  事情總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論怎麼說，人人都發自內心地感到這幾年來確實可稱作是一次「中興」，至少德宗皇帝給人留下的那種痛苦的回憶被抹得一乾二淨了。明曉歷史的人還經常把當前的興旺與太宗的貞觀和玄宗的開元時期相比，可見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績「削平僭亂」其實有很大水分：在諸鎮中，只有勢力單薄的淮西是唯一真正被擊滅的，河北三鎮則無不出于歸降。山東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廣的是淄青，距離最遠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動搖。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徹底摧毀，又何談「削平」？就算是叛亂暫時被蕩平了，但卻遠不能算是治世的實現，統一亦不意謂著太平，更不意謂著永久。若要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的話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因為自古以來，暫時的成功往往就是徹底失敗的最好溫床，正如其時一位大臣諫議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給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說的：

  「大功之後，逸欲易生。」

  不幸的確被他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