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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慈善醫院的院子裡後，瑪德萊娜一邊跟在醫生後面跑，一邊緊緊抓住她兒子那毫無生氣的小手。他們萬分小心地把孩子平放到一架推車上。

  一刻都不耽誤，富尼埃教授把孩子送進了檢查室，母親無權進入，被擋在了門外。她看到的保爾的最後形象，是他的腦殼，還有他亂蓬蓬的頭髮，平時，她總是要抱怨這頭髮，怎麼梳都梳不順。

  她回到蕾昂絲與安德烈那裡，兩人都默不作聲。

  驚愕壓倒了他們。

  「我說……」她問道，「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蕾昂絲被問得莫名其妙。回憶一下這事情的經過就足以明白它是「怎樣」發生的，然而，顯而易見，瑪德萊娜還沒想到這一層呢。她兩眼直愣愣地盯著安德烈。向瑪德萊娜解釋清楚事情過程的使命，難道不是落到了他的頭上嗎？雖然這年輕人的軀殼留在了醫院，他的精神卻還在別處轉悠，他逃逸了，醫院的氛圍讓他很不自在。

  「那層樓當時還有沒有別的人在？」瑪德萊娜堅持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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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難說。佩里顧家的仆傭眾多，更何況這一天還特別雇用了不少人來幫忙，是不是有人推了保爾一把？可那又會是誰呢？僕人嗎？而為什麼會有人做出這樣的事來呢？

  瑪德萊娜沒有聽到女護士過來告訴她，說是在三樓為她專門留了一個房間，供她使用。斯巴達式的，簡簡單單：一張床，一個小衣櫃，一把椅子，讓人感覺更像是在一個修道院，而不是在一家醫院。安德烈一直就站在窗前，瞧著院子裡來來往往的小汽車和救護車。蕾昂絲成功地勸說瑪德萊娜去床上躺下，但她躺下之後還是不停地抽泣。蕾昂絲則在椅子上坐下，一直拉著瑪德萊娜的手，直到富尼埃教授來到，教授的到來就像一股電流放出，一下子抓住了瑪德萊娜。

  她趕緊迎了上去。

  教授現在穿了一身醫生的大褂，但他始終保留了他的硬領，這讓他看起來像迷失在醫院中的鄉村神父。他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保爾還活著。」

  有悖情理的是，每個人似乎都感到，這並不絕對就是一個好消息，而且，應該還有一些別的消息，應該準備認真對待。

  「他一直陷於昏迷之中。我們想，他會在未來幾個小時後醒過來的。我現在無法對您做什麼擔保，但是，您看吧，瑪德萊娜，隨後，您就該面對一個很艱難的……情況了。」

  她點頭表示明白，急切地想讓對方對她解釋她應該知道的事。

  「很艱難。」富尼埃教授重複道。

  瑪德萊娜這時候閉上了眼睛，暈厥過去。

  送葬隊伍很引人注目。靈車行進得極慢極慢，讓參加葬禮的人幾乎陷於絕望，但是，人行道上，愛看熱鬧的人們還是不失時機地停下來觀望。然而，當馬車行駛到他們跟前時，他們還是露出驚訝的表情。那塊巨大的窗簾絨布，在陽光的照耀下顯現出扎眼的藍色，花束胡亂地堆在棺材上，似乎跟死者一樣受盡了苦，銅環輕打在棺木上，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這一切賦予了這支隊伍近似遊行的性質，古斯塔夫·茹貝爾第一個為之感到悲哀。

  他走在隊伍第二排，緊跟著夏爾和奧爾藤絲夫婦，以及他們家那兩個笨手笨腳的、胳膊肘老是碰到一起的女兒，相隔只有幾米。甚至連阿德里安·弗洛卡，這個在此場合根本沒有什麼分量的人，都排在了他的前頭，因為夏爾想利用這個機會跟他談一些事情。對此，古斯塔夫，很顯然，是心知肚明的。對幾乎所有人，古斯塔夫都幾乎知道他們的一切，在這方面，他是一個模範銀行家。

  古斯塔夫又高又瘦，臉部有稜有角，肩膀很寬，但胸膛凹陷，他一心一意地投身於他的事業，把它看作一項神聖的使命，完全就是人們所想像的身穿瑞士近衛隊制服的那類人。他的眼睛是淺藍色的，很少眨巴，當它們死死地盯上你的時候，會讓你感到十分彆扭。人們簡直會說，那是一個中世紀的宗教裁判官。他很善於表達，儘管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饒舌的人。這是一個想像力很有限的人，但具有十分堅實的性格。

  他一從中央學校畢業，老闆就雇用了他，因為老闆本人也是這個學校出來的，他總是在那些畢業生中尋找自己的合作者。古斯塔夫·茹貝爾畢業時幾乎是全校第一名，除了因為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他還在數學和物理方面也很有才華，成績很好。而除了一度在戰爭時期服役於參謀部之外，茹貝爾一輩子的職業生涯都獻給了佩里顧集團。他嚴肅，特別肯干，善於計算，不走極端，規規矩矩，天生就是當銀行家的料。很快，他就被一級一級地提拔上來。他不斷贏得佩里顧先生的信任，直到1909年，那一年，他晉升為集團的總經理，銀行的代理人。

  當他的老闆佩里顧先生因為兒子在1920年不幸去世而開始走下坡路時，古斯塔夫·茹貝爾常常代他打理種種事務，兩年以來，佩里顧先生甚至完全鬆了套，而茹貝爾幾乎享有了全部代表權。

  一年前，當佩里顧先生提及與他的獨生女兒的婚姻的可能性時，古斯塔夫·茹貝爾曾經點了點頭，就如同面對著董事會的一項決定，但實際上，在表面的冷淡後面，他內心感到一種巨大的喜悅。甚至是一種驕傲。

  他，如同人們所說的那樣，靠著手腕一直爬上了銀行業等級的頂峰，得到了商界所有人的尊重，他缺的只有一樣東西：財富。他太小心謹慎，無法讓自己變為巨富，他始終只滿足於一種舒適安逸的日常生活，有一份穩定的工資，外加一些小小的並不過分的實質性好處，一套市民階層的公寓，還有對機械的偏愛，而正是這一愛好，讓他經常不斷地換汽車，除此之外，他在生活中沒有絲毫過分之處。

  與他同年畢業的很多朋友都獲得了商業成功，但，那是以個人的身份。他們或是接手並發展了一個家庭企業，或是創辦了一家工廠，生意紅火，或是從婚姻中大獲利益，而他，卻只是通過委託授權才贏得些許成功。隨著這個娶瑪德萊娜為妻的建議的提出，他從未意識的某種東西啟動了：他早就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這家銀行，並且長久以來就一直期待著對他的辛勞與付出表示感激的回報，一種還從來未曾有過的感恩之舉。但是，佩里顧先生始終推遲著表示感謝的那一刻，而這一回，總算是很有針對地找到了實施的辦法。

  這一未來的聯姻還沒正式公布，整個巴黎就已傳得沸沸揚揚了。家族銀行的股票頓時漲了好幾個點，這表示，古斯塔夫·茹貝爾被市場看作是一個很負責任的選擇。他感受到了自己身邊的那種由嫉妒的傳言激起的甜美的新鮮空氣。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古斯塔夫開始對佩里顧家的府邸另眼看待了。他想像自己悠然自得地坐在書房的扶手椅中，在他曾多次陪同老闆共進晚餐的寬敞的餐室中，完全如在自己家中一樣。經過多年無私的努力，他再也不覺得那是完全不配的了。

  他異想天開了。晚上躺下睡覺時，他會再三盤算，編造計劃。首先，他再也不想去佩里顧先生習慣去的那家瓦辛餐館吃晚餐了，他要在「自己家裡」宴客。他已經想好了哪些年輕的廚師可以辭退，他還夢想打造一個真正稱得上酒窖的酒窖。他的餐桌要成為全巴黎最有名的餐桌之一。憑著這一點，人們會爭先恐後地擁到他家，而他只須從希望赴他家晚會的無數候選人中，抽取對他的事務最有用的人就行。如此，美食上的精緻，以及接待上毫不做作的優雅，將會成為他的銀行成功的槓桿，而茹貝爾則野心勃勃地想把它做成全國最重要的銀行之一。到今天，他必須與時俱進，發展獨特的金融產品，顯現出創造性，總之，發明出法蘭西國家所需要的現代銀行的樣板。他無法想像小保爾有朝一日會繼承他外祖父的事業，一個結巴來領導董事會，將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而古斯塔夫會做得跟佩里顧先生本人一樣，到時候，他會成為一個他推測必定取得成功的家族集團的合法繼承人。

  如人們所見，他感覺自己就是造時勢的英雄，識時務的俊傑。

  因此，當瑪德萊娜毫無任何徵兆地突然宣布不會有那樣一樁婚姻時，茹貝爾從天堂結結實實地摔回了地面。

  一想到，她會因為要跟那個年輕的法語教師睡覺這樣一個事實而取消他們之間的婚姻計劃，他就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就讓她去找情人吧，她想要誰就要誰好啦，這樣，難道會把他們的婚姻推向險境嗎？他其實早就徹底準備好了，會向他法定配偶的婚外關係妥協的，假如人們停步於只做如此的考慮，那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啊!但他什麼都沒說，他害怕，他怕有人會說他「吃軟飯」，即便這個詞不說出口，那也意味著喪失尊重，不僅有撞上厄運的危險，而且還會因受辱而變得滑稽可笑。

  實際上，籠罩在這件事之上的真正陰影，是瑪德萊娜的前夫亨利·德·奧爾奈·普拉代勒。他敏感、傲慢、陽剛、迷人、自負、恬不知恥、毫無顧忌(是的，我知道，這就算很多了，但是，那些認識他的人會告訴你，在這幅肖像畫中沒有絲毫誇張之處)，他曾有過的情婦數量跟一年中的日子一樣多。有一天，古斯塔夫終於明白了他是怎樣一個人。那天，離開老闆的辦公室時，他無意中聽到了瑪德萊娜與蕾昂絲·皮卡爾的幾句對話，瑪德萊娜解釋了她以前曾是多麼痛苦：

  「我不想對古斯塔夫做同樣的事，讓他成為整個巴黎的笑料。人們可以讓自己所愛的某個人受苦，但對自己不愛的人……不，那可就太卑鄙了。」

  一旦對父親說了自己的決定，瑪德萊娜就覺得，自己不得不對茹貝爾說些什麼了：

  「古斯塔夫，我向您保證，您不會在這裡頭看到什麼個人因素的。您是一個完全……」

  此刻，那個詞還是沒有說出口。

  「我想說的，是……您別太在意。」

  他很想回答一句「我不會在意的，我根本就不往心裡去」，但是他忍住了，沒說。他只是兩眼死死地盯著瑪德萊娜，然後低下了頭，如同他平常習慣做的那樣。他做了任何一個紳士在類似情況下都會做的，但他覺得這一扭頭真的是一次恥辱。

  他突然覺得，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簡直微不足道。他很快就感到了周圍人那嘲諷的目光。傳言激起的甜美的清新之風讓位給了不乏譏諷的沉默，還有透著狡獪的言下之意。

  佩里顧先生讓他擔任了集團旗下好幾個公司的副職，古斯塔夫對此表示感謝，但把這些任命看作某種精神賠償，相對於他所忍受的損失而言，根本就沒有可比性。他由此回想起年輕時代讀過的一部文學作品，聯想到了達達尼昂[13]心中的辛酸，紅衣主教曾答應晉升他為上尉，但他到頭來始終只是個中尉。

  三天之前，他的老闆入殮之際，他就站在瑪德萊娜身旁，稍稍靠後一點點，恰似一個管家。只須仔細瞧上他一眼，就能對他的內心想法生出一個相當確切的概念，就能覺察出那樣一種僵硬，一種緊張，這種情緒在慢火燃燒般的憤怒中常能見識到，而在那些冷血動物身上，它要遠遠更糟。

  當送葬隊伍來到馬勒塞布大道，一陣冷雨開始落下。古斯塔夫撐開了自己的雨傘。

  夏爾轉過身來，看到了茹貝爾，便伸出了手臂，用表示歉意的動作指了指他的女兒們，一把搶過了雨傘。

  於是，兩個姑娘身子緊緊貼在一起，處在了父親的保護傘下。奧爾藤絲，凍得有些夠嗆，使勁跺著腳，試圖在一旁偷得幾厘米的庇護。

  而他，古斯塔夫，則光著腦袋繼續行走在雨中。不一會兒，雨就越下越大了。

  大受驚嚇與震撼後，瑪德萊娜喪失了意識，昏迷過去，看來也得住院了。假如不算夏爾這一支，那麼可以說，佩里顧家族的一半人都已進了醫院，而另一半人則去了墓地。

  總之，這是一次跟大時代互為呼應的形勢急轉。短短几個鐘頭裡，一個受人尊敬的富裕家族就經歷了族長死亡，以及唯一男性後代的過早墜落，那些有著失敗主義精神的人會從中看到一種厄兆。對一個像安德烈·戴爾庫這樣有文化的聰明人來說，這裡頭就有足夠可以猜測的材料了，除非他，在小保爾的破窗而墜給他內心帶來的可怕衝擊過去之後，還在反覆咀嚼他的瘋狂失望。他那篇敘述馬塞爾·佩里顧葬禮的文章，他那一絲成功的希望，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就此，足可以好好地探討一下什麼叫命運、宿命、偶然、意外，他這個喜愛華麗辭藻的人，本應該感覺生逢其時，但是，他頭腦中反覆縈繞的，只是令人沮喪的前景。

  終於，保爾從整整十個鐘頭的昏迷中活轉過來，半夜時分被送到了病房，裹束在高達下巴的某種硬邦邦的緊身衣中。

  得有人專門守護著他。安德烈主動請纓留下來照顧。蕾昂絲返回佩里顧府邸，去拿換洗衣服，順便也給自己來個改頭換面。

  這個病房有兩張床，一張床上躺著昏昏沉沉的保爾，幾厘米遠處，是另一張床。人們剛剛把瑪德萊娜安頓下來，她服用了麻醉藥，但還在不停地動彈，輾轉反側，應該是在做噩夢，昏睡中還嘟嘟囔囔地胡說一氣。

  安德烈坐了下來，繼續憂心忡忡地胡思亂想。邊上那兩個一動不動的軀體讓他感覺極不自在，那個處於植物人狀態的孩子讓他害怕。從某種方式上說，他有些怪他。

  讀者能毫不困難地想像，若是能寫一篇關於一位共和國德高望重者的葬禮的文章，對於他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現在，喪失了這樣一種動筆寫作的可能性，於他又是壓在心頭的一塊何等沉重的石頭啊。全都是因為保爾。就是這個孩子，一切全都作為遺產給了他。對這孩子，他慷慨地給予了幾乎是父愛般的關心。

  當然，他曾是一個十分嚴格的家庭教師，而保爾有時會發現，枷鎖實在有點兒太沉重，但所有的學生都是如此，他本人，安德烈，在聖歐斯塔什學校，見過比這還更糟一千倍的，他也沒有因此而死掉嘛。他熱情洋溢地投身到這一使命中，不僅要為一個孩子授課，而且還要教育塑造他。他所知曉的一切，他都有心要傳授給孩子。一個孩子，他常常這樣說，就像是一塊糙石，而教師則是雕刻家。安德烈達到了目的，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大的褒獎。例如，對口吃就是如此。當然，他在這方面還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保爾說話說得越來越好，這是毋庸置疑的。至於使用右手的習慣，也是一樣。雖說保爾右手使用起來還很不怎樣，但是靠了戒律，也靠了平時的注意，這孩子畢竟還是贏得了明顯的值得鼓勵的結果。一個教，一個學，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實際遠非如此，但安德烈和保爾成了朋友。是的，現在，一想到這一點，他就心裡激動。

  安德烈抱怨他的學生，因為他實在不明白保爾為何會做出那樣的舉動。外祖父的去世確實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這他知道，但他為什麼不來對他說呢？我會找到安慰的話語的，他心裡說。

  二十二點了。只有那些越來越遠地散布在院子裡的枝形大燭台，為病房帶來了一線微光，昏昏黃黃，含含糊糊。

  安德烈反覆思考著他的失敗，同時也在問自己，他是不是還剩有那麼一絲希望。他還能不能寫一篇文章呢，畢竟，他連葬禮都沒能參加到底？

  很顯然，這是一次打賭，但是，瞧著正躺在床上的保爾，他不禁質疑起了自己。竭盡全力地寫出這篇文章來，在將來，難道不是忠誠與信任的標誌嗎？保爾，等他醒轉之後，難道不會因為在《巴黎晚報》某一頁的底部發現了他朋友安德烈·戴爾庫的名字而感到驕傲嗎？

  對自己提出問題，就已經是在回答它了。

  他站起身來，踮著腳尖穿越病房，來到值班的護士那裡。那是一個胖乎乎的女人，正在一把藤椅上睡覺，她驚跳著醒來：「哎，怎麼，要紙嗎？」她的目光落到了安德烈漂亮的微笑上，她從一本住院登記簿上撕下來十來頁紙，還從自己的三支鉛筆中抽出兩支來，遞給了他，然後又昏昏睡去，去夢中見一個年輕小伙子。

  返回病房後，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保爾睜得大大的眼睛，又明亮，又凝定。他感到頗為激動，猶豫了一下。他該不該湊近一些呢？該不該說一句話呢？他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才好，心裡很明白，他實際上根本就邁不開一步。於是，他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上。

  他把紙張鋪開在一條腿上，掏出已經記了很多內容的那個筆記本，開始寫起來。這是一次艱難的嘗試，他只看到了葬禮的開頭，可他離開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報導此事的記者們當然可以為接下來的儀式過程提供他所不知道的種種精確而又聳人聽聞的細節。因而，他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角度：抒情。他為《巴黎晚報》而寫，面對那樣的一批大眾讀者，他們將會被一篇文學味十足的文章撫慰。

  他那些揉皺了、塗畫了、摺疊了的紙張，很快就變得無法辨認，因此，大約在凌晨三點鐘，他懷著前所未有的激動，又回到值班窗口，去討要了幾張紙。而這一次，那位女護士因為被他吵醒而怒氣衝天，幾乎是把紙劈臉扔過來。但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反正他有紙了，可以繼續在一條腿上維持住平衡，把文章抄寫下去了。

  正是在這時，他回想起了小保爾朝他這邊投來的始終凝定而又閃亮的目光。他從椅子上轉過身來，不讓孩子那張蒼白得出奇的臉留在他的視野中，他只覺得，這孩子從頭到腳都被裹得嚴嚴實實，硬邦邦的，活像一根穿帶子用的引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