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沒有歷史，不知道父母是誰，沒有叔叔，沒有表親，沒有家鄉。我只有一個哥哥，大我兩歲。我三歲時，我哥哥亞蒂五歲，我們倆被留在紐約郊外的一間孤兒院裡。我們的母親把我們扔在那裡。我完全不記得她。

  我沒把這個告訴卡里、喬丹和黛安娜。這種事我從不談起，甚至連我哥哥亞蒂也不，他是這世上跟我最親的人。

  我從不提及它，因為聽上去太可悲了，而它其實並不可悲。孤兒院不錯，是個舒適又井井有條的地方，還有很好的學校體系和一位睿智的管理人。在我和亞蒂離開之前，那裡對我不錯。他當時十八歲，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間公寓。我逃離孤兒院加入了他。幾個月後，我離開了他，謊報年齡參加了陸軍去打二戰。現在，十六年後，在拉斯維加斯，我對喬丹、卡里和黛安娜講述了那場戰爭和我之後的人生故事。

  戰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名參加社會研究新學校的寫作班。那時人人都想當作家，就像二十年後人人都想當電影製作人一樣。

  在陸軍里，我發現自己很難交到朋友。在學校里就容易得多。我正是在那兒遇上了我未來的妻子。除了哥哥，我沒有家人，所以便花很多時間待在學校，跟朋友在食堂里待著，而不是回到格羅夫街的孤寂房間去。有趣的是，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走運，說服某個姑娘跟我同居幾個星期。我交到的男性朋友都是從陸軍退役後利用《退役軍人法案》去上學的，我們很有共同語言。問題在於，他們感興趣的都是文學的生命，而我不是，我想成為作家的原因只是我總能夢到一些故事，那些精彩絕倫的冒險能把我從這個世界中孤立出來。

  我發現自己比其他所有人讀書都多，即便是那些在讀英語博士的也一樣。其實我沒別的事情可做，除了賭博。我在東邊第十街附近找到個下注人，便每天都賭球類比賽，橄欖球、籃球和棒球。我寫了些短篇故事，正準備寫一本關於戰爭的小說。我是在短篇故事班裡遇到我妻子的。

  她是個小個子愛爾蘭和蘇格蘭混血姑娘，胸部豐滿，大大的藍眸，對一切都非常嚴肅。她雖然謹慎客氣，但批評其他人的故事時非常嚴苛。她還沒有機會對我評頭論足，因為我還沒上交一篇短篇故事。她朗讀了自己的一個作品。我很意外，因為那故事寫得很好，非常風趣。是關於她那些愛爾蘭酒鬼叔叔們的。

  所以，當她念完，全班都批評她套用了所有愛爾蘭人都是酒鬼的刻板印象。她漂亮的臉因為受傷而變得扭曲。

  最終，她得到了解釋的機會。她有著美妙的溫柔嗓音，帶著哭腔說：「但我是跟愛爾蘭人一起長大的，他們所有人都喝酒，這難道不是真的嗎？」她對老師說。他正巧也是愛爾蘭人，叫馬洛尼，是我的好朋友。雖然他沒有表現出來，但那一刻他其實就是醉醺醺的。馬洛尼靠進椅子裡，嚴肅地說：「我不清楚，我自己是斯堪地那維亞人。」我們大笑起來，可憐的瓦萊莉低下頭，感到迷惑不解。我幫她說了話，雖然那故事很不錯，但我知道她永遠也成不了一個真正的作家。課堂上的每個人都有天賦，但只有幾個有精力和渴望去走那條漫長的路，去為寫作放棄他們的生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能感覺她不是。秘密很簡單：寫作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學期結束前，我終於交了一篇故事，人人都愛它。下課後瓦萊莉走過來說：「為什麼我這麼認真，可我寫出來的一切聽上去都那麼好笑？而你總是開著玩笑，表現得一點也不認真，可你的故事卻會讓我哭泣呢？」

  

  她是認真的，就跟往常一樣。她不是在跟我調情。所以我請她喝咖啡。她叫瓦萊莉?歐格拉蒂，她痛恨這個名字的愛爾蘭味道。有時我覺得她跟我結婚只是為了擺脫歐格拉蒂這個姓。她逼我叫她瓦萊莉。我很驚訝自己花了兩周多才把她哄騙上床。她可不是文化村里那種隨隨便便的姑娘，而她也確保我清楚這一點。我們得走完一整套程序：我先把她灌醉，好讓她可以指責我通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共性弱點占了她便宜。但在床上，她令我大吃一驚。

  我之前並沒有太愛她，但在床上，她棒極了。我猜也許有些人在性上面很合拍，能在一種原始的肉體層面產生共鳴，我們就是。我想我們都很害羞，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跟其他情人在一起時無法在做愛時放鬆，卻能因為從兩人的羞澀中迸發出的某種神秘緣由而徹底地共鳴。無論如何，在上了床的那晚之後，我們倆便如膠似漆。我們去村裡的所有小電影院看了一切外國電影。我們吃義大利菜或中國菜，然後回到我房間，我們做愛，快到午夜時，我會把她送到地鐵站好讓她回在皇后區的家。她沒膽量留宿，直到一個周末，她想周日早上仍在我家，為我做早餐，跟我一起看報紙。所以她說了女兒通常對父母說的謊言，留了整晚。那是個美妙的周末。但她回家後，陷入的卻是整個家族的怒火。她全家人都指責她。當我周一晚上見到她時，她滿臉淚水。

  「該死，」我說，「我們結婚吧。」

  她吃了一驚：「我沒懷孕。」當我爆笑時，她更加驚訝。她真的毫無幽默感，除了寫作的時候。

  我最終說服她我是認真的，我真的想娶她，她臉紅了，然後開始哭泣。

  所以下一周的周末，我去了她家在皇后區的房子吃周日晚餐。那是個大家庭，父親、母親、三個兄弟和三個姐妹，都比瓦萊莉小。她父親是個年長的坦慕尼協會工作人員，靠某種政治工作養家餬口。還有幾個叔叔，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但是那種快活慵懶的醉法。他們喝醉就相當於其他人在一頓盛大晚餐中吃撐，並沒有太離譜。雖然我平時不怎么喝酒，那天卻喝了不少，我們都很開心。

  她母親有雙靈動的褐色眸子。瓦萊莉顯然從母親那兒繼承了性感，從父親那兒繼承了缺乏幽默。我能看到她父親和叔叔們半睜著醉醺醺的眼睛打量我，試圖判斷我是否只是個操了他們可愛的瓦萊莉的混小子，騙她說要跟她結婚。

  歐格萊蒂先生最終談到了重點。「你們倆計劃什麼時候結婚？」他問。我知道，如果我回答錯誤，很可能會在此時此地被一個父親和三個叔叔狂揍一頓。我看得出她父親痛恨我在跟他的女兒結婚前就操了她。但我能理解，那並不難。再說了，我也不是在騙人，我從不騙人，或者說，我當時以為自己沒有。所以我大笑著說：「明天一早。」

  我笑是因為我知道，雖然這個答案會讓他們安心，但他們絕不會接受。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所有的朋友就會以為瓦萊莉懷孕了。我們最終定下來個兩個月後的日子，好有時間正式宣布並舉行個真正的家庭婚禮。我對此毫無意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墜入愛河了，我很開心，那就夠了。我不再是孤單一人，可以開始書寫我真正的歷史了。我的生命將會向外延伸，我會擁有一個家庭、老婆、孩子，我妻子的家庭也會變成我的。我會待在這座城市裡完全屬於我的地方。我再不是個孤零零的個體。我可以慶祝節日和生日。簡而言之，我將會在人生中第一次變得「平常」。陸軍真的不能算。之後的十年，我努力讓自己融入這個世界。

  我唯一認識並邀請去參加婚禮的是我哥哥亞蒂，和幾個新學校的朋友。但有個問題。我需要跟瓦萊莉解釋自己的真名並非梅林，或者說，我原來的名字不叫梅林。戰後我合法地改了名，我得跟法官解釋我是個作家，梅林是我的筆名，我給他舉了馬克?吐溫的例子，法官點點頭，就好像他認識幾百個做了同樣事情的作家。

  事實是，那時我覺得寫作是件神秘的事。我希望它能是純粹無瑕的。我害怕人們一旦了解我，知道真正的我，我便會尷尬得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想寫人人都能與之共鳴的角色。（我的第一本書象徵性很強。）我想成為兩個完全分裂的個體。

  通過歐格萊蒂先生的政治關係，我當上了聯邦公務員，在陸軍預備役部隊裡當普通六級行政文員。

  孩子出生後，婚姻生活雖然平淡但仍很開心。瓦萊莉和我從不出門，節日時我們會去她家吃晚餐，或去我哥哥亞蒂那兒。我上夜班時，她和住同一棟公寓的朋友會拜訪彼此。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夜晚，她會去她們的公寓參加小派對，我便留在家裡照顧孩子、寫我的書。我從未參加過派對。當輪到她舉辦派對時，我反感極了，我猜自己掩飾得並不好，而瓦萊莉痛恨我這樣。記得有一次，我走進臥室看看孩子們，然後留在那兒讀幾頁手稿。瓦萊莉離開客人進來找我。我永遠忘不掉當她發現我在看書，那麼明顯地不願回到她和她朋友身邊時，她那副受傷的表情。

  就在其中一個派對結束後，我第一次覺得不舒服。凌晨兩點我醒過來，發現腹部和背部正劇痛著。

  我看不起醫生，所以第二天我去了復員軍人醫院。在那裡的一星期，他們照了很多X光片，還做了些檢測，卻查不出任何問題。但我又復發了一回，根據症狀，他們診斷是膽結石。

  一周後，我又復發回到醫院。他們給我打了很多嗎啡，我得請兩天假。然後，到聖誕節前一周，正當我準備結束晚上的兼差時，一陣突如其來的疼痛擊中了我。（我沒提那時我晚上在銀行里兼差，為聖誕節多賺點錢。）我痛極了，但認為自己能去二十三街的復員軍人醫院，便叫了輛計程車把我送到離大門半街區遠的地方。那時已經過了午夜。計程車開走後，疼痛狠狠擊中了我的太陽神經叢。我在漆黑一片的街上跪下來，疼痛擴散到我整個背部，只能讓我平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周圍連個鬼影都沒有，沒人能幫我。醫院大門在三十多米外，我卻疼得完全無法動彈。我甚至不害怕，其實，我當時只想就這樣死了算了，好讓疼痛消失。我才不在乎我的妻子、孩子或者我哥哥，我只想逃離這一切。我想了一會兒傳奇的梅林。該死的，我才不是魔法師呢。我記得滾到一邊想要阻止疼痛，卻滾下人行道的路沿滾到了陰溝里，馬路牙子磕著我的頭。

  那時，我能看到聖誕彩燈裝飾著附近的一家小店。疼痛減輕了點，我躺在那裡，想著我就跟個他媽的動物沒什麼兩樣。我是個藝術家，出了一本書，一個批評家把我稱作天才，美國文學史的希望之一，而我卻像條狗一樣在陰溝里奄奄一息。這完全不是我的錯，只是因為我銀行里沒存款，只是因為沒人真的在乎我的死活。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自怨自艾簡直跟嗎啡一樣好用。

  我不知花了多久才爬出陰溝，又不知花了多久才爬進醫院的大門。當我終於爬進一圈光弧中，我記得有人把我抱進輪椅，推我到急救室，我回答了一些問題，然後，魔法般的，我就在一張溫暖的白色床上躺著，愜意地昏昏欲睡。沒有疼痛，我知道他們給我打了嗎啡。

  我醒來時，一名年輕醫生正在看我的脈搏。上次也是他給我看的病，我知道他叫孔恩。他咧嘴沖我一笑，說：「他們通知你老婆了，孩子們上學後她就會來看你。」

  我點點頭，說：「我猜我是等不到聖誕節就要做手術了。」

  孔恩醫生看上去琢磨了會兒，然後輕快地說：「既然你已經拖了這麼久了，何不等到聖誕節後呢？我會把手術安排在27號。你可以聖誕夜住進來，讓我們幫你準備一下。」

  「好。」我說。我相信他。他說服醫院把我當非住院病人對待。他似乎是唯一明白我為什麼想在聖誕節後才做手術的人。我記得他說：「我不知道你想做什麼，但沒問題。」我不能向他解釋我必須一直打兩份工到聖誕節，這樣才能給我的孩子們買玩具，讓他們仍然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也不能向他解釋我背負著整個家庭和它的幸福，而這個家就是我的全部。

  我永遠記得那名年輕的醫生，他長得就像你在電影裡看到的醫生那樣，不過完全不裝腔作勢，而且好說話。他給我打了嗎啡後，把我送回家，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手術後幾天他告訴我那個理由時，我能看出來他能講出理由有多麼開心。「聽著，你得膽結石也太年輕了些，但檢查沒什麼異樣，我們完全依靠你的症狀診斷，僅此而已，就是膽結石，大塊的結石。但我想讓你知道，那裡沒有其他任何問題。我仔細地看過了。你回家後別擔心，一定會完好如初的。」

  那時我根本不明白他該死的到底想說什麼。跟我往常的風格一樣，直到一年後我才理解過來，他一直在擔心我其實得了癌症，所以才不想在聖誕節前一周做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