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高地的誘惑

  1992年夏，《大潮湧珠江》由中央電視台向國內外播放之後，正在和廣東較勁的山東轟動了。那時，王志綱正在進行「一個夏天的訪問」，路經煙臺市，血性的膠東漢子發現來採訪的「王記者」，原來就是《大潮湧珠江》的策劃人與主持人。膠東人如獲至寶，當即就想把這個高手「截留」下來，拍一部《大潮湧膠東》。雖然是採訪中的一次「走馬觀花」，王志綱也想對中國北方這塊新崛起的經濟高地進行更深入的挖掘，雙方一拍即合。然而，為了把「王記者」從廣東「借」到山東幾個月，山東人使出牛勁，前前後後也用了一年時間，動用了許多內部關係，最後才感動了「上帝」。

  如果說王志綱的第一部片子是針對時弊，矯枉過正，用攝像機進行隨機的紀實採訪；那第二次「觸電」就不能再重複這種技巧，王志綱決定「嘗試用電視攝像機搞社會調查報告」。他一頭扎進膠東3個月，力求為以「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為特色的北方社區，找尋和總結一條被實踐證明了的致富新路——他稱之為「第二條富路」。

  農業文明與現代化的衝突曾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焦點。然而在王志綱看來，把農業文明、傳統文化一概放到現代化的對立面，只能導致宿命論和悲觀主義。12億人口9億農民，這是中國的國情。只有在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中找到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結合點，傳統才能走向新生，農村才能走向現代化。

  可喜的是，在膠東半島的經濟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相嫁接，結出碩果、創出奇蹟的事例和趨勢。

  在這裡，崇尚「數馬爭先」的帶頭致富，也崇尚「萬馬奔騰」的團體精神，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一批新型農民，更願意「全村人都富」而不是「一枝獨秀」。

  在這裡，「合資首先要合心」，重情感溝通的經濟道德代替了爾虞我詐的經濟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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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人們並未簡單地拋棄「以農為本」，他們在「農」字頭上做文章，按企業化經營，加入海內外市場分工網絡的果樹工業、蔬菜工業、海洋工業。在他們眼裡，農業同樣可以搞「三來一補」，農業之「業」同樣可以形成產業、產業利潤。

  在膠東半島的海陽縣，王志綱遇見一位傳奇人物——年已63歲的姜老太，她有個外號——「姜老二」。

  「姜老二」是「二好漢」的意思。她12歲當兒童團長，15歲入黨，淮海戰役時是支前模範，組織互助組、合作社也是領頭人。奇就奇在開放以後，她又成了「引進外資」的大能人，經她一人的手創辦了7個中外合資企業，總共3000萬元固定資產。1993年上半年，她又一手引進外資八千多萬美元。

  按縣委規定，引進8000萬美元，應獎勵「姜老二」80萬美元。結果她一分錢也沒要，捐獻給農村辦學校，辦養老院。

  「姜老二現象」——一個人富，更要集體富。在膠東，人們最推崇的道德觀是：致富不忘大家。另一位農民企業家如是說：「物質富有不是真正富有；物質加精神，才是最大的富有。」

  在採訪中，一位縣委書記給王志綱講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農民在外村犯了法，他所在村的黨支部書記聞訊竟找到縣委書記，痛哭失聲直檢討自己辜負了黨的重託。這位村支書對集體的責任感，絕不亞於做父母的對子女的責任心。

  在很多村里，村支部書記以「全村沒有一個個體戶，整個村子都在集體企業上班」為自豪，以帶領全體人共同致富為自豪。村民們則深深體會道：「是村幹部們領導我們過上好生活，過去都說，等將來咱們吃麵包、喝牛奶。那時我們懷疑能有那麼一天嗎？現在呢，牛奶和麵包都不願意吃了，這主要是領導得好。」

  王志綱認為，團隊意識的物質基礎就是共同富裕問題。正是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態，由團隊意識而產生的強大張力和吸納力，使本為船長之人更以當好船長為榮，不是船長之能人則競相出任船長。由此，更強化了這裡的團隊實力和精神。

  那麼，膠東農村這種重集體發展，同以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的南方重個體經濟的活躍，兩種發展模式之間有什麼發人深思的東西呢？王志綱在調查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煙臺市市委書記杜世成說：「我個人認為，在膠東這個地方，經濟發展是和村鎮政權建設混為一體地向前推進，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就是『細胞和軀幹一同生長』的模式，而在珠江三角洲某些地方，是先長細胞，後長軀幹。我想，不管目前他們有什麼區別，最終還是會殊途同歸的。」

  王志綱就是這樣帶隊用攝像機搞調查，他採取一般電視人不可能也不願採取的方式，在沒有腳本的情況下，帶著攝像搶先採訪，直到採訪完三分之一的地方，拍下十幾盒帶子，腳本的思路才形成，最後，在27天內採訪了80盒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才動筆寫腳本。這種「笨功夫」帶給觀者最大的益處就是真實性。在此之前不少電視片標榜紀實性，其實有一些只是刻意排練後的「真實」。

  最初，王志綱把電視專題片的主題定為「奔市場」，總結出三部曲:離土不離鄉(勞力輸出)——離鄉不離土(管理輸出)——離土又離鄉(資金輸出)。後來，經反覆考慮、深化，定為「北方的躁動」。這個躁動的定位一方面是心態的，相對「先行一步」的廣東，整個北方差不多都有這種「躁動」的心態，就是想學、想趕、想富起來；另一方面是狀態的，象徵著今天剛步入市場經濟的整個中國的狀態。在這裡，「躁動」是生機、希望、緊迫感等多種含義的集合。

  因此，「北方的躁動」，是市場經濟進入北方、進入傳統、進入歷史而引發的躁動。這個片子與《大潮湧珠江》不同，顯然不滿足於原汁原味，而是圍繞著許多尖銳的問題，如市場經濟與政府調控的「兩隻手」、孔孟文化能否與市場經濟相對接、農村「以工補農」之外還有沒有「第二條富路」等，尋找明確的答案。中央電視台審片組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十多年來不可多得的關於農村題材的好片子，發人深思，令人振奮。」

  又一個電視專題策劃打響了，《北方的躁動》獲中國電視長紀錄片二等獎，「野牛」變成了一匹電視「黑馬」。

  1993年在山東煙臺主持拍攝8集電視專題片《北方的躁動》

  山東人表示真誠謝意的方式是十分獨特的。一次在採訪農村市場時，王志綱對南方所沒有的櫻桃表示了一點好奇，陪同的同志就記在心裡。當王志綱臨回廣州的前一天，山東人開了一輛車到農村跑了幾十公里，才在一條公路邊發現了兩棵尚未摘完的櫻桃樹（當時櫻桃已下市）並全部買下，裝了兩大筐，一直送到飛機場，「讓王記者帶上，給廣東的兄弟嘗嘗鮮！」煙臺市委還專門發了一個文件，號召膠東人學習王志綱「不為名利，不講報酬，全心全意，精益求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