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與浦東的對話

  1990年11月，在湖南張家界一間簡陋的招待所里，來自新華社十幾個分社的記者，正在參加一個「南方片記者座談會」，大家熱烈地議論起當時的社會熱點問題。

  那年，上海浦東開發已成為海內外注目的一個焦點，而「改革開放的全面試驗區」廣東的新動作，無疑也為人們所關注。「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似乎已取代了過去那種「學廣東熱」。廣東人是否有失落感，而上海人又是否真的有能量？

  圍繞著這些問題，記者們不由自主地爭論起來了，由於工作所處角度不同，見仁見智，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之中難免言語走火。

  也許是由於所處地域的關係，上海分社的陳毛弟成了「浦東」一方的代表，而廣東分社的王志綱則當然地成了「廣東」方面的代言人。

  聰明人立即搬來了錄音機。

  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時間，王志綱已把自己的寫作視點轉向「全方位開放」這個主題。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加快了開放的步伐，從深圳羅湖橋到甘肅的絲綢古道，從北國綏芬河到廣西的友誼關，「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已經形成。

  在全國四面八方打開國門的背景下，廣東也出現了外商投資的新熱潮。

  王志綱在《人民日報》上評述：這「潮」波及範圍廣，使廣東對外開放地帶擴大到54個市縣，形如展翅的大鵬，頭是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兩翼是廣東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面積達8.37萬平方公里。

  這次外商投資浪潮一改20世紀80年代「人多、勢眾、規模小」的態勢，連片開發成為引人注目的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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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對投資大陸猶豫不決的海外華人、商業巨子，紛紛在廣東大規模投資。有的從事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礎設施的開發建設，有的興建化工、建材等超級企業。

  同20世紀80年代外資多以散兵游勇形式、自然為陣進入廣東不同，現在外商投資出現了成建制、行業性移師大陸的新態勢。王志綱的結論是：廣東正成為吸引外資的巨大磁體。

  如果說，四年前，他的「衝擊波」調查還偏重於精神文明方面，那現在，他對經濟改革的發言權顯然具有了一定的權威。

  於是，他從容地回答上海方面對廣東的質疑。

  上海分社的陳毛弟提出，廣東至少有兩點是不可取的：「第一，享受了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廣東靠中央的政策和兄弟省份的資源發了家，但每年上交國家財政的不過20個億，而上海每年實際上交130個億。第二，廣東物質文明上去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卻容易在那裡找到溫床，繁衍滋生。」

  王志綱回答道：「對你提到的第一點，我曾經進行過調查，廣東在開放之前，國家在廣東的投資基本上是一個空白，沒有大型項目，在江浙一帶的投資卻很大，所以比較起來，基礎相對比較差的廣東在開放初期投入大是可以理解的。第二，關於廣東上交中央財政，你的了解有偏頗，實際情況是開放之初，廣東上交中央財政是11.7億元，到了1990年，已增加到38.3億元，增長幅度不算小。第三，中央在廣東的企業，開放初上交中央財政只有4.4億元，1990年已猛增到109.6億元，上述兩個數字加起來，中央從廣東得到的錢並不比上海少。第四，全國有兩三百萬打工仔在廣東打工，解決了廣泛的社會就業問題暫且不論，打工仔每年匯回家鄉的款項就有數十億元，由此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不可低估。」

  對第二個問題，雙方展開了唇槍舌劍的爭論，「火藥味」十足。王：你認為廣東一個很大的失誤在於「黃源」問題嚴重，也就是說「窗子打開了，蒼蠅也飛進來了」。現在有人說是「五湖四海名妓下廣東」，其實這其中上海占了很大比例。

  陳：問題是廣東「氣候宜人」啊！

  王：這也要具體分析。廣東是經濟最活躍的開放地帶，外資企業占的比重很大。另外，廣東是當前中國流動人口量最大的區域，一年上千萬人次進入這一地區，為「黃害」泛濫創造了條件。所以，廣東「黃害」問題實際上是個全國性的問題。回頭看上海，伴隨其開放規模的擴大，也存在「黃害」泛濫的危險性。外資企業多了，流動人口多了，社會「繁華」了，國內暗娼就會奔上海來的，將心比心，到那時你再來評論廣東「藏污納垢」的因由就會客觀多了。還是馬克思那句話，存在決定意識！這種情況要處理好確實有很大難度。因為既然開了窗，蒼蠅望洋興嘆不可避免地要飛進來。

  陳：按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論，國家沒錢，靠走私發展經濟也算合理的。要吸引外資，默認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也算合理的。

  王：「存在就是合理」不是我的觀點。承認歷史、重視歷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作為借鑑，倒是我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廣東就是這麼走過來的。開放之初，大家對外部世界眼花繚亂，而我們在工作上缺乏經驗，廣東一些人採用不正當的手段發了財，按我的說法是當過「流氓」，可我並不認為「流氓」是好的。重要的是在幾年的實踐中，人們看到那樣發財靠不住，日趨完善的管理措施也發揮了扶正祛邪的作用，有些人正在由「流氓」變成「紳士」。這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原始積累」過程。上海能不能避免這種「由流氓到紳士」的發展道路？誰給你起步錢？廣東的起步階段中一些邪門歪道是不可取，那正道到底該怎麼走？這是我為浦東擔心的。圍繞著「廣東的開放得失給浦東提出了什麼」，兩位記者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這篇對話刊發之際，正值全國人大召開之時，它在人大代表中間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成為不少分組討論的熱門話題。

  上海與廣東兩地，為此也發生了強烈的共鳴，爭論持續了兩個多月。當時的廣東省省長葉選平在北京公開對新聞界發表了對這次對話的看法。他說：「浦東的開放對廣東是個激勵、促進。至於廣東對國家的貢獻該怎麼看，我覺得新華社記者的觀點是客觀的、辯證的，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廣東。」

  塵埃落定，在當年的新華社好稿評選中，「對話」獲總社級一等好稿。更有意義的是，它形成了一種「對話體新聞現象」，並開闢了一種新聞「十八武藝」之外的又一個新天地——對話新聞的新嘗試。

  新華社曾有新聞文體「一枝多花」的提法，意即要全面掌握消息報導之外的通訊、特寫、評論、調查、小故事等多種手段。王志綱則認為，「一枝多花」要進行新解，不僅是指記者對現有新聞手段的運用，而且要不斷超越。他說：新聞、調研、政論，不論何種體裁，提出問題、解答問題均為其核心。傳統的新聞採訪中，記者一般只能作為一個傳聲筒的角色，為採訪對象鳴鑼鋪墊，為什麼不能在某種條件下，讓記者與採訪對象平起平坐，進行探討，進行交流，進行碰撞，產生1+1＞2的效果呢？

  《廣東與浦東的對話》就是一個成功的實例。王志綱在此前後，熟練地運用他的滔滔辯才，與政府官員、學者、專家、作家、畫家、廠長、經理、記者等進行了上百次對話，相互撞擊，思想互補，彼此有營養，彼此有提高。在這個基礎上，甚至結集出版了一本《王志綱社會趨勢對話集》，洋洋灑灑30萬言，在新聞體裁的武庫中獨樹一幟。

  但是，王志綱自己卻將「對話新聞」稱為「海邊偶然撿到的一個漂亮的貝殼」，「僅此而已，並非先知先明」。但是他又聲明：「要撿到這個漂亮的貝殼，你必須是天天趕海的孩子，不要只坐在家裡天天去想，想是想不出來的；再就是要敢於在潮水沒有退完時就去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