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縱橫家

  其實，策劃，並非現代才出現的新概念，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

  「策劃」，在古籍中又作「策畫」。「策」，在古代是一種趕馬用的棍子，一端有尖刺，能用來刺激馬身，催馬奔馳。由此而生「策動」、「策應」、「策論」、「策士」。「策」字的另一解為「籌」，是一種計算的工具，由此又引申出「籌策」、「計策」、「策劃」等。

  古之「策劃」，指籌謀、計劃，也指一種謀略之術，有上策、中策、下策之分。

  最早的謀略大家應首推被民間稱為姜太公的呂尚。《史記》記載：周西伯（即後來的周文王）「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另一說是周西伯被商紂王拘於蚞里，太公與另二人「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太公又佐武王伐紂成功。「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奠定了周王朝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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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尚的兵法、謀略等著作早已失傳，後人卻依託太公之名著了《太公》、《太公六韜》等二百餘篇。

  稍後的一個傑出策劃大師是春秋後期越國大夫范蠡。當越王勾踐聽說吳王夫差「日夜勒兵」欲伐越報仇，因而要搶先伐吳的時候，范蠡極力勸阻。可是勾踐不聽，招致大敗，而當勾踐被吳王圍困於會稽山上，請降不得許，「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的時候，范蠡又與大夫文種定計使勾踐得救，並隨勾踐赴吳為質3年。歸國後，他佐勾踐臥薪嘗膽，「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就在這時，他作書辭別勾踐，勾踐堅決不讓他走，並說「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但他還是毅然偷偷攜西施與他的徒屬泛湖浮海到了齊國，並從那裡帶信給文種說：越王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未聽其言，結果不久因受讒言之害，被越王賜劍自殺。

  諸葛亮的「空城計」、「七擒七縱」，都是策劃高手的傑作。

  曹操也重策劃，《晉紀》載：「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司馬懿）為文學掾，每與謀策劃，多善。」

  西漢的曲逆侯陳平，曾經是一個「策士」，「起為策士，輔成帝國」。

  因而，古人說：「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人物誌?接識》）

  然而，中國歷史上策士英雄大展身手、縱橫捭闔、聲名顯赫、爭奇鬥智的年代，最為光彩的要算是春秋戰國了。

  那是一個策劃家的時代。

  據《史記》與《戰國策》等古籍記載，中國的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你爭我奪，互相征伐，後來又出現了「七雄」爭霸，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鬥爭激烈，錯綜複雜。基於形勢需要，讀書人中出現了一個專門做說客和為人出謀劃策的所謂「策士」、「謀士」階層，謀略之學也發展到了奇妙精微的程度。他們穿梭奔走於各國之間，「巧言飾辨，詐為權變」，運籌策劃，出謀定計。其奇才俊士，往往憑著一篇遊說詞或者某項計謀，就可左右局勢的發展，決定一國的安危存亡。

  七強相爭時的謀士們因大體上分為「合縱」與「連橫」兩派（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合縱派主張六國聯合抗秦，連橫派主張六國分別事秦），被後世稱為「縱橫家」，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是蘇秦與張儀。

  蘇秦、張儀，這兩位「合縱」、「連橫」的發明者，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策劃大師。他們在七國之間穿梭來往，向各國君主進行眼花繚亂的巡迴演說，使那些庸碌無能的君主們頭暈眼花，無所適從，甚至唯唯諾諾，跪而求教。

  特別是蘇秦，簡直成了智能的化身、計謀的代號。「合縱六國」，就是他的一大策劃，結果是六國聯合結盟抗秦，蘇秦還當上了「合縱長」，即「聯合國秘書長」，「佩六國相印」，「總轄六國之民」。他「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延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於是「天上之大，百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可見，策士的謀智在當時是關係一國之生死存亡的。

  《戰國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強調了知識分子在政治鬥爭與社會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歌頌了那些從窮鄉僻壤衝殺出來的縱橫捭闔之士，公然提出「士可貴，王者不貴」，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策劃家在當時社會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縱橫家當時已經把智力當做商品一樣出售，所謂「待價而沽」。為了昂其「值」，他們大力吹噓「口舌之功」。過去的儒家重「義」而非「利」，甚至在說教時斥「利」而頌「義」。縱橫家則勇敢地撕開了這一層虛偽的面紗，旗幟鮮明地提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他們以「名利雙收」為追求的目標，載「千金」為遊說的資本，以「實利」為誘人的釣餌，求「揚名」為殺身的報償。「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幾乎成了策士們的口頭禪。

  縱橫捭闔之計，長短傾側之術，是縱橫家的武器，他們在策劃中十分重視審時度勢，蘇秦曾提出「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這種尊「時」的思想在《戰國策》中比比皆是，所謂「百世之一時也」、「百代之一時也」、「務興於時」、「時不可失」之類的策論，隨處可見。

  戰國時代對智能、策劃的崇尚以及策士尊貴的社會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構成一種奇觀，它標誌著人們的初步覺醒。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生產力的提高，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較量和蠻力相搏，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力的較量。因此，人的價值、智能的價值、策劃的價值就不能不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