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侏儒2

  傑克本可以利用利亞·格羅夫事件來爭取善意和同情。然而，聽證會使他憤憤不平，情緒抑鬱。他那新英格蘭人式的傲慢使他不能容忍這些照片的含義，即似乎他喜歡這次會見。他不願以這種卑劣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人情味，他認為這個事件是「異常的和令人不愉快的」。(66)對新聞界，他試圖作出略帶譏諷的反應。當被問到他當時為什麼不把那婦女從膝蓋推開時，他答道：「這個嘛，你知道，我當時不敢說她一定不是政府智囊團中的人或是內閣成員。」(67)

  人人都注意到了普約聽證會與佩科拉聽證會之間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報刊的評論對傑克的合作很讚賞，並以當年皮爾龐特的桀驁不馴的態度作對照，威爾·羅傑斯甚至預言傑克前途定將輝煌。在情緒和緩下來時，傑克承認佩科拉不像昂特邁耶那樣對人苛刻。但一般而論，他還是不饒恕佩科拉。「佩科拉的舉止像是一個企圖給偷馬賊定罪的檢察官。有的參議員使我想起那種性壓抑的老處女，她們老是認為誰都在企圖勾引她們。」(68)對像傑克這樣羞澀的人來說，被人當眾盤問是件非常可憎的事。傑克聲稱：「一個人不得不站在大庭廣眾之下，試圖以直率的回答來對付陰險的問題，並讓世界相信他是誠實的，我想這是一種在任何文明國家裡都不應發生的侮辱。」(69)

  有時傑克也會為這一段經歷而發笑。一天，他在高爾夫球場正準備擊球時，他的球童弗蘭克·科爾比對他說，他應當把球當作佩科拉的腦袋。當傑克打出漂亮的一擊時，他們兩人都會心地笑了。(70)但大多數時間，傑克想起聽證會就感到沮喪。這最終使他感情上疏遠了新政。後來，馬科醫生的女婿威廉·傑伊·希費林來拜訪他，想請傑克支持一項使窮人能在儲蓄銀行購買人壽保險的計劃。傑克不但拒絕給予幫助，還作了一番發泄性的評論：「我希望有你的本領，一種看到不公平後會感到憤慨的本領。大概是由於我自己曾經感受到太多的不公平，我現在聽到別人遭到不公平的對待時，已經感到無動於衷。」(71)這種自己是犧牲品的意識，使傑克不再支持羅斯福的計劃。他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被美國排斥的感覺，一種被自己的國家遺棄的感覺，並對他的銀行聲譽受到玷污而感到極大的憤慨。

  利亞·格羅夫一生的結局是悲慘的。她和傑克一樣敏感，對那次事件沒完沒了的嘲弄，使她在精神上備受創傷。在1935年，她決定回到她的祖國德國，儘管她有一半的猶太血統——她的真實姓名是利亞·舒瓦茨。兩年後，她被作為一個「沒用的人」被納粹逮捕，並被遣送到奧斯威辛，遇難於毒氣室。所有這一切，人們是在戰後才得知的，是凌林兄弟報社公司負責侏儒問題的經理納特·伊格爾在打聽她的蹤跡時發現的。傑克·摩根一直不知道她後來的遭遇，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的短暫會面造成了她極度的痛苦，從而使後來發生的事情最後導致了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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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佩科拉巧妙地揭穿了其他合伙人的託詞，他們的遭遇也不比傑克更好。當喬治·惠特尼宣讀一份聲明，表示支持公布在證券上市活動中收取佣金的情況時，佩科拉譏笑地指出，有關法律剛剛通過。當他重新把問題轉到1929年的事時，佩科拉向摩根方面又擲出了一顆手榴彈。在那一年，摩根銀行也加入了創建控股公司的熱潮，創辦了阿利甘尼公司，並以此為工具而謀求在鐵路和不動產領域的利益，該公司所持股份包括范·斯韋林根兄弟公司、聯合公司、電力公用事業控股公司，以及由四家食品和消費品公司合併而成的標準牌公司。

  摩根不是把股票承銷給股票交易人，而是沿用英國的先例，將股票承銷給幾十個親朋好友。這些都是摩根銀行作為承銷費而保留的一部分股票。在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由公司高級職員或有錢的個人來當承銷人並不罕見。摩根聲稱把3家股票公司的股票分配給有錢的投資者，是因為它試圖對其不使個人介入高風險股票交易的一貫政策作一個妥協。如喬治·惠特尼所說，「他們只選擇那些他們認為在經濟上和精神上能夠經受得起風險的人，不管這種風險有多大。」(72)

  這些辯解並不符合1929年的實際情況。在被炒得行情看漲的市場上，在公開發行之前提供給摩根的親朋好友的股票，已經按極高的溢價在發行後交割的基礎上買賣了（發行後交割的銷售是在公開發行之前進行的，並估計到交易開始後的市價）。在摩根對其幸運的朋友們確定的價格和預期價格之間有很大的差額時，這一差額可以立即帶來一筆橫財。例如，摩根銀行按照20美元一股將阿利甘尼的股份出售給它的朋友們，這些股份很快就可以以35美元一股出手；75美元一股的聯合公司股票很快可以賣到99美元，32美元一股的標準牌公司股票60天以後可以賣到41美元。在扶搖直上的1929年的股市上，在公開發行前持有這些股票沒有什麼風險，而且潛在的收益異乎尋常。這些股票看上去簡直就是直截了當的饋贈——一種只有摩根財團才能給予的高貴饋贈。僅僅阿利甘尼股票發行一項，摩根銀行就有800餘萬美元的利潤可供分配，這一套做法被稱為「賺輕鬆錢」。

  摩根財團所謂優惠客戶名單的披露，證實了普通人對華爾街的挖苦話——華爾街是一塊可以輕易致富、又可以盡情作樂之地。對抨擊摩根的人來說，這個名單使他們終於抓到了鐵證，一個腐敗的物證。這個令人吃驚的名單包括美國商界和政界的精英，從最高層開始，卡爾文·庫利奇在離開白宮以後，一直由摩根的合伙人湯姆·科克倫擔任他個人的金融顧問，並得到3000股標準牌公司股票。此事披露後，他感到有些羞愧，並對朋友們說，他自己被列在優惠客戶名單上，而他們則被列在接受福利接濟的名單上，他為此感到難過。(73)共和黨的其他受惠人中還包括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查爾斯·希爾斯、胡佛的海軍部長、傑克小兒子哈里的老丈人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

  為了減少賭注的風險，摩根也在民主黨人身上下了工夫。這部分名單更使受益者們難堪，其中包括前財政部長拉塞爾·萊芬韋爾的良師益友威廉·麥卡杜。由於麥卡杜作為參議員，是佩科拉委員會的成員，這種窘困就更加使他沒有臉面。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拉斯科布也在這個名單上。這個名單直接涉及新政自身內部的人物。威廉·伍丁在1929年任美國汽車和鑄造公司總裁時，曾接受過摩根的好處，而他現在是羅斯福的財政部長。

  在政界之外，優惠客戶名單揭示了令人吃驚的摩根公司關係網。這裡面包括企業界的巨頭們，通用電氣的歐文·揚、美國鋼鐵公司的邁倫·泰勒、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沃爾特·蒂格爾、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沃爾特·吉福德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索斯特內斯·貝恩；金融家包括大通的艾伯特·威金、第一國民銀行的喬治·貝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理察·惠特尼和伯納德·巴魯克；另外還有戰爭英雄約翰·潘興將軍、民族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知名律師包括約翰·戴維斯和艾伯特·米爾班克；知名的家族有古根海姆、德雷克塞爾、比德爾和伯溫茨。

  此事披露以後，摩根財團受到行為不誠實的譴責，因而大為震驚。過去每當雇用合伙人時，不論是皮爾龐特還是傑克，總是作同樣的陳述。他們會將手舉在半空說：「我的生意要在那上面做。」然後指著地說：「而不是要在這下面做。」(74)傑克告訴別人，一旦發現不道德行為的蛛絲馬跡，他們應該馬上直接向他報告。而現在銀行不得不面對以下指責，它曾無恥地求寵於大批商界和政界的頭面人物。怎樣才能為這些無法辯解的行為進行辯解呢？

  這個任務落在了喬治·惠特尼身上。由於他文人雅士的外貌和黑得發亮的頭髮，惠特尼在同時期摩根合伙人中是出色的典型。他自己也受惠於阿利甘尼的饋贈，在出售他的8000股股份時，他淨賺了22.9萬美元。惠特尼是一個強硬不屈的證人。他一口咬定銀行是為了使小投資者免於風險。他在談到那些受惠的客戶時說：「他們有獲利的機會，也有虧本的風險。」佩科拉後來反詰道：「有很多人當時是非常願意幫助這些客戶來分擔那駭人聽聞的風險的。」(75)在有些場合，連自信的惠特尼似乎也感到困惑，一次他期期艾艾地說：「我不知道，卡曾斯參議員。很難說我們當時為什麼這樣或那樣做，但更難說為什麼我們當時不這樣或不那樣做。」(76)

  儘管摩根合伙人們否認分發那些股票是為了施加影響，佩科拉公布了用傳票獲得的銀行記錄，證實了此舉的初衷並非天使般的純潔。1929年，摩根合伙人威廉·尤因曾寫信給威廉·伍丁，半遮半掩地承認提供了發財的機會。

  我相信這種股票在市場將賣到35到37美元一股，這本身並沒有多大意思，除了人們想投機以外。我們按20美元一股，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願意要的話。這些股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你隨時可以將其出售……我們只是想讓你知道，在這方面我們是一直想著你的，想到你可能願意以我們支付的相同價格得到一些這種股票。(77)

  其他一些文件表明，股票的分配是秘密進行的。合伙人阿瑟·安德森告訴艾伯特·米爾班克：「也許無須我加上一句，我希望你不要對別人提起這件事。」(78)有些通信採用了巧妙的暗示。前杜邦的財務主任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約翰·拉斯科布在棕櫚灘打高爾夫球時，感謝喬治·惠特尼讓他得到了那些股份，並真誠地希望「將來我能有機會報答」。(79)

  拉蒙特對銀行被指責為以兜售股票來施加影響而感到憤慨。然而他自己的檔案里存有一份1929年2月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可能是所有文件中影響最壞的一個。給阿瑟·安德森的附言說明了股份的分配是如何在內部進行討論的：「今天早晨我想到要向你詢問，在我們分配阿利甘尼普通股時是否也分了一些給弗雷德里克·施特勞斯。他在去華盛頓就股票發行問題作證一事上，對我們幫助非常之大，並且作出了相當的犧牲。即使現在已經很遲了，我認為我們還是應該為他做點什麼。」(80)很清楚，優惠客戶名單更是為了酬謝重要的朋友，而不是為了保護小投資者。

  對羅斯福政府和摩根銀行來說，優惠客戶名單的揭露實在不是時候。高額融資正在受到質詢，國會的小人物由於提出證券改革提案而名聲大噪。內閣用了一個鐘頭討論伍丁是否應繼續留任財政部長。副總統約翰·南斯·加納主張他辭職，以表明政府不受摩根的影響；但羅斯福不願意拋棄受責難的朋友。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總統認為，我們中的很多人在1929年以前做了我們現在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的道德準則發生了根本變化。」(81)伍丁一直留任到1933年11月，才因病重去職，由摩根索接任。內閣同時也為它的巡迴大使諾曼·戴維斯的名字出現在那個「優惠朋友名單」上而感到不安。有人擔心，如果羅斯福政府向國際聯盟或英國政府靠攏，那麼在公眾的眼裡，這是摩根對戴維斯施加影響的結果。儘管如此，戴維斯在20世紀30年代仍然作為華盛頓的代表，參加了好幾個高級別的歐洲會議。

  公眾對優惠客戶名單醜聞的反應像是如夢初醒，華爾街最光輝的「天使」聲譽掃地。摩根銀行曾經避免了其他銀行的那種胡作非為——連佩科拉也把它稱之為一家「保守」的銀行，但優惠名單把摩根銀行與其他銀行拋到了同一個泥坑中。為之震驚的沃爾特·李普曼告訴摩根的朋友們，任何人都不應享有如此之大的不受公眾監督的私人權利。這對經常與拉蒙特共同進餐的李普曼是一粒苦藥。他的傳記作者羅納德·斯蒂爾認為，李普曼和其他記者都被拉蒙特催眠；拉蒙特的「魅力和對交易的諳熟，使他能夠說服很多新聞工作者，對摩根的行為不採取比他自己更具批評性的立場」。(82)

  李普曼不是唯一感到震驚的新聞工作者，《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輓歌式的社論，似乎公眾的巨大信任被背叛了：「這是一個由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強大的銀行家們組成的公司。它完全沒有必要採用小經營者的種種小手段。然而，它未能經得起對其自尊和名譽的考驗……他們使他們最熱心的朋友們感到整個社會，包括一些大家都樂意對之表示敬意的人，都被捲入了一樁社會災禍中。」(83)

  讀了這篇社論，拉蒙特受到極大的刺激。在摩根合伙人中，他最需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他寫信給他的朋友，《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道夫·奧克斯，力圖淡化發生的醜聞。他說摩根銀行以為名單上的人不會再在政府中任職。他提到擁有普通股票的風險，把名單上的人說成僅僅是家庭成員和朋友。他的解釋牽強附會：「我們很自然地去找那些經濟優裕和懂得普通股票性質的人，即那些準備拿他們自己的錢來冒風險的人。」(84)他的所有這些伎倆都不能掩蓋那些已經成為醜聞的確鑿事實。這個醜聞為導致摩根財團肢解的法案準備了條件。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由一個維吉尼亞參議員提出的。這個參議員對華爾街23號的友好感情，超過他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其他任何同事。身材短小而又暴躁的卡特·格拉斯過去是林奇伯格報紙的編輯，他所受的正規教育不多。他在作為眾議員時，已經參與起草聯邦儲備法案，並擁護強有力的銀行管制。作為威爾遜的財政部長，他曾經是拉塞爾·萊芬韋爾的上司。在1933年初期，他經常自相矛盾，在支持羅斯福競選之後，他這個善於辭令的人很快就變成了羅斯福的批評者。他拒絕了總統要他擔任財政部長的要求，並從傑弗遜主義的立場批評新政。他是反對黃金貶值的唯一一個民主黨參議員。格拉斯提出了他的著名提案，但他對華爾街並無敵意。事實上，他和萊芬韋爾經常彼此懷舊，懷念那些他們在財政部一起共事的日子。儘管萊芬韋爾把他們的關係稱為他最珍惜的關係之一，他在那年春天想利用這一關係而沒有成功。當時為制定銀行改革法案進行工作的分委員會成員們曾宣誓，不對外人透露有關情況，格拉斯不得不加以遵守。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命運的產物。休伊·朗和其他一些國會人民黨成員要求把聯邦存款保險和限制跨州開設銀行列入法案。這兩項都使羅斯福感到不快。羅斯福支持一個全國性的銀行系統，這個系統會迫使小城鎮上的共和黨銀行家關門停業，而不是幫他們繼續維持下去。同胡佛一樣，他擔心存款保險會使得虛弱的銀行把強大的銀行拖垮，認為存款保險「為經營不善的銀行設立了獎賞，對健全的銀行則是懲罰」。(85)羅斯福一直讓新聞界猜測他是否會支持格拉斯-斯蒂格爾的法案。佩科拉聽證會自然促進了公眾對該法案的支持。但真正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雪片般飛到國會的支持存款保險的信件。存款保險被列入法案之所以重要，還在於沒有人會同意為銀行經營證券的分支機構提供保險。如果銀行得到聯邦保險，它們就有義務遵從保守的貸款-存款的銀行活動。最後，法案還是限定儲蓄存款的上限。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1933年6月16日由總統簽字生效，儘管總統不認為公眾非常熱衷於銀行改革。從這時起，銀行或者從事貸款和接受存款，或者從事證券買賣，但不能同時兩者都做。

  由大通銀行總裁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支持的一個條款在最後一分鐘令人吃驚地被列入法案，這一條款強迫私人銀行在存款和證券生意之間作出選擇。這對摩根財團是致命的一擊。卡特·格拉斯後來告訴萊芬韋爾，奧爾德里奇起草了這一條款，羅斯福則把這一條款硬塞給了他。佩科拉關於摩根合伙人們逃避所得稅的披露，使得刪除這一條款成為不可能，因為公眾對此非常憤怒。(86)大通放棄其證券分支的決定增加了這種壓力。大通的難民與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的逃兵共同成立了第一個現代美國投資銀行——第一波士頓。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欲置摩根財團於死地。不論怎樣，摩根畢竟是最引人注目的將兩種形式的銀行業務融於一體的銀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摩根證明了兩類業務是可以被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庫恩-洛布和雷曼兄弟存款業務不多，而國民城市銀行和大通銀行的證券分支都有醜聞發生。由於有以百萬美元計的公司存款和第一流的承銷業務，摩根財團是一個活躍的雙重威脅。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背後的理論是什麼呢？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美國金融界恢復清醒。在20世紀20年代，銀行家從冷靜、正直的人變為鼓動人們在高風險的股票和債券上賭博的販子。正像佩科拉指出的那樣，小額投資者們認為商業銀行是安全的，於是國民城市銀行的股票推銷商就「以具有魔力的『國民城市』的全部權威和聲望作為包裝，出現在這些小額投資者面前」。(87)也有人認為儲蓄和證券銀行業務的結合導致了潛在的利益衝突。銀行可以把壞貸款拿來重新包裝成債券，然後推銷給投資者，正像國民投資銀行用拉美貸款做的那樣。他們甚至可以借款給投資者，用來購買債券。銀行的證券交易分支的最後問題，是它們迫使聯邦儲備體系同時支持儲蓄者和投資者。如果一個證券分支垮了，聯邦儲備系統為了保護其母銀行，必須出手相救。換句話說，政府可能不得不為了挽救儲蓄的人而保護投機者。

  從根本上說，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不僅是一個銀行業務的改革措施，同時也是懲罰銀行業的一種做法。它是普通群眾因為1929年的災難而對華爾街作出的反擊。法案也得到那些小投資銀行的支持，它們希望把大商業銀行從它們的領域排除出去。很多經濟史學家指出，股票市場的崩潰和後來發生的銀行倒閉之間關係不大。銀行倒閉主要集中分布在全美的數以千計的縣級銀行，而有證券分支的華爾街大銀行在大蕭條中相對地比較穩固。儘管如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其他新政改革方案仍以華爾街作為目標，並使街頭巷尾的小銀行免受城市大銀行的競爭。這種做法只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經濟上有意義。20世紀20年代的投機狂熱已經感染了所有證券公司，不論它們是否是儲蓄銀行的分支。即使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早就存在，爵士樂時代的華爾街可能也不會更清靜。

  摩根財團持有十分有力的論據反對這個法案，但是沒有人願意聽。在佩科拉聽證會之後，連金融精英們十分有道理的論點，聽起來也像是只顧自己利益的胡言亂語。拉蒙特指出，20世紀20年代特大醜聞與零售投資分支有關。那麼，為什麼像J.P.摩根這樣的批發銀行不能將證券分配到交易商和大機構而不是債券投資的個人？摩根合伙人們同時爭辯，1933年新證券法案的規定，將迫使銀行公布其代發債券的國家或公司的任何未償債務，這是在20世紀20年代不存在的對債券投資者的一個保險措施。

  拉蒙特爭論道，美國銀行系統之所以脆弱，與其說是因為規模過大，倒不如說是因為整個系統過於分散。美國有2萬多家銀行機構，這導致了一部充滿恐慌、倒閉和擠兌的金融史。相比之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龐大的國民銀行數量很少，這些銀行較為順利地經受了大蕭條。因此，為什麼不鼓勵更大、資本更雄厚的銀行？為了使銀行免於依賴單一的行業——不論是德克薩斯的石油，還是堪薩斯的農業，拉蒙特支持跨州銀行業務。拉塞爾·萊芬韋爾也認為將大的商業銀行排斥在承銷業務之外，將導致投資銀行資本短缺——這個預言直到幾十年後才得到充分認識。

  但在1933年，沒有人關切這種前景。公眾要看到大銀行被拿來開刀，而對那些由於運氣不佳或管理不善而步履蹣跚、毫無生氣的小銀行不感興趣。美國的雲霧般的銀行體系可能是造成它暴風雨般的金融史的因素之一，但政治上對這些風暴的反應，又總是將這一體系進一步加以分割。藉助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美國把自黑色星期四以來一直憋著的氣發泄了一下。正如萊芬韋爾所說：「有著這麼多飢餓和貧困，人們很自然要責怪銀行家們，並遷怒於美國銀行業中最偉大的名字。」(88)摩根的合伙人們一直認為他們在為其他人的罪孽代受困苦。喬治·惠特尼後來評論說：「當我還在摩根銀行負責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做零售生意。但麻煩也是從這裡開始的。新政人士足夠聰明地認識到，如果他們能夠把證券生意分割零碎，他們就能從我們手裡剝奪這種力量。他們正是這樣做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