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侏儒
2024-10-10 23:01:54
作者： （美）羅恩·徹諾
1932年的華爾街是個陰沉的被人遺忘的鬼城。證券公司每月有「蘋果假日」——一種無薪假日，這天窮困的經紀人可以到外面人行道上賣蘋果，以補工資的不足。蘋果小販們出現在摩根財團坐落的街角。
城裡商業區的不動產業十分蕭條，建築公司因此無法償還債務，持有這些公司債券的那些精明的投資者成了華爾街將來的主人。慘景遍及各處，河濱公園貧民的陋室——「胡佛村」連成片，中央公園內的林中本來很幽靜的場所成了窮人的破爛居地。在派克大道上，許多原來由20世紀20年代的金融家們居住的具有十個起居室的公寓現在找不到房客。新建成的帝國大廈只有一半被租用，被嘲笑為「空國大廈」。
對那些參加私人俱樂部的貴族來說，這往往是一個大禍臨頭、苦中作樂的時期。在聯合同盟俱樂部的一個房間，全部牆壁都貼滿了被股市崩潰弄得一錢不值的股票證書（當股市回升時，這些證券又被迫不及待地從牆上揭走）。在連續兩年跌落之後，股票市場在1932年7月8日跌到最低點。到這個低點時，已經有兩千多家投資公司破產，新的股票認購量只及1929年最高峰時的10%，在證券交易所，無精打采的交易人發明了一些消磨時間的新遊戲。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在大崩潰以前索價55萬美元，現在只值6.8萬美元。主要金融機構發行利息率更低的新債券來替換老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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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5億美國人中幾乎有1300萬人失業。200萬美國人搭乘棚車四處尋找工作，夜宿流浪漢營地。胡佛拒絕放棄經濟學的正統做法，奮力採取措施以對付大蕭條。他有時求助於空想出來的辦法，來解決美國的沮喪情緒問題。他多次認為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好笑話、一首好詩、一支好歌。他甚至找到習慣拿「政治」開玩笑的幽默作者威爾·羅傑斯，請他寫一個好的笑話，用以結束由恐慌引起的囤積。胡佛本人每天卻都是一副參加葬禮的表情。國務卿亨利·斯廷森一次在白宮與胡佛會談之後說：「會談像是坐在墨水浴缸里。」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評論道：「如果你放一朵玫瑰花在胡佛手裡，它會很快枯萎。」(1)胡佛有他的辦法來減少國家的苦難。1932年，他堅持說：「沒有人真正在挨餓。比如說，流浪漢們吃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紐約的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10頓飯。」(2)
那一年春天，傑克·摩根居然也受到激勵，難得地活躍起來，參加了一次公共活動。堅信人必須自立，他引用他喜歡的《聖經》「以西結書」中第二節的第一段：「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站起來，我要和你說話。」(3)傑克認為上帝對福利國家不滿。他宣揚舊時的宗教。他告訴林利思戈侯爵說，誠實、正直和節儉是「解決我們問題的真正答案。在我看來，問題主要起源於貪婪」。(4)他支持胡佛的主張，認為出路在於私人慷慨解囊，而不是政府干預。1932年3月，他參加了紐約社區組織的募捐會。他身著晚禮服，在自己的默里山莊作了呼籲幫助的廣播講話，男管家亨利·菲齊克和其他僕人在後廳從收音機中聆聽。他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盡我們的責任」，並表示支持在職工人每周捐出一小部分工資來救助失業者的計劃。傑克本來最怕在公開場合出頭露面，他的合作反映了富人們中間的一種恐懼情緒。與此同時，拉蒙特幫紅十字會為在中西部旱災中蒙受損失的農民們籌款。
以陳舊的觀念篤信古典經濟學家，這使得崩潰後的衰退變成了似乎無法解決的蕭條。在1931年底，聯邦儲備銀行在兩個星期之內將貼現率提高了兩個百分點。為了保持預算平衡，1932年的聯邦收入法案幾乎把稅率提高了一倍，這又是一劑殺害病人的靈藥。在摩根銀行，並非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反對試驗。在整個1932年，拉塞爾·萊芬韋爾，這個反傳統主義者和自稱為壞脾氣的民主黨人，把那些害怕通貨膨脹性支出的人嘲笑為「身處北極嚴冬，卻為熱帶的酷暑擔心的人」。(5)然而萊芬韋爾本人的觀點像是在疾風中旋轉的風標，不多久，他又轉為支持平衡預算的正統觀點。他告訴李普曼說，公共工程計劃只會延長蕭條，並頑固地認為金本位是必要的。
胡佛政府在1932年的主要政策舉措是組建復興金融公司，這對摩根是大為有利的事。組建這個公司的目的，是向銀行、鐵路和其他資金短缺的行業提供貸款。拉蒙特在前一年就告訴胡佛，美國鐵路的困境是「國內復甦的主要障礙」。鐵路公司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負債纍纍，無力為它們發行的債券還本付息。當范·斯韋林根兄弟對1931年為他們提供的秘密挽救貸款違約時，摩根與擔保信託公司一起和兩兄弟作了一次坦率的談話。他們告訴這兩兄弟：「事實上，我們是他們全部財產的所有者。」(6)正因為如此，在鐵路公司的問題上，摩根銀行打破常規，不反對政府出資挽救企業。奧里斯·范·斯韋林根說，他和曼蒂斯是「站在台階上等他們（復興金融公司）開門」。(7)范·斯韋林根兄弟從復興金融公司借了7500萬美元，這給那些認為復興金融公司是富人福利機構的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根據。
艱難的日子並沒有影響摩根高級合伙人的顯赫生活。即使他們的提款權——即每年作為合伙人而得到的百分比——減少一半，他們也仍然有20世紀20年代留下來的財富。現在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能夠享受這些財富而不感到內疚。傑克應該如何處置他的海盜號呢？這條新遊艇大得足以容納一個小的流浪漢村莊。為了防止不良影響，他決定先將它封存一段時間。他告訴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蘭德說：「看來讓海盜號今年夏天出航是不明智的。有這麼多人正在蒙受失業之苦，甚至在挨餓，因此不在公眾面前炫耀這樣奢侈的消遣是比較明智和仁慈的。」(8)他提出將船租給小約翰·洛克菲勒。
湯姆·拉蒙特在他的合伙人帳戶上有2000多萬美元，他有的是機會在旅行上與傑克平起平坐。傑克喜歡與主教和醫生們一起航行，拉蒙特則願意與作家、學者和社會名流們結伴同行。1931年春天，拉蒙特與弗洛倫斯和沃爾特·李普曼及夫人，以及古典文獻學者吉爾伯特·默里一道在愛琴海做了一次漫遊。約翰·梅斯菲爾德在雅典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有不少關於在「農神」號上這次蕭條時期的歡聚的照片。其中一張是拉蒙特身著雙排扣西裝，上裝口袋裡裝著手帕，條紋背心也很時髦。他那精明的眼睛注視著鏡頭，眼角顯出了魚尾紋。他身材不高，禿頂，一雙頗具鑑賞力的眼睛，富有同情心而又十分機警，似乎把一切盡收眼底。另一張是在船長桌子旁邊攝的，大家都很有風度地站著，沃爾特·李普曼看上去精神抖擻，而拉蒙特則專注地看著桌下。在這牆壁鑲著木板、桌上鋪著乾淨桌布的環境裡用餐，這群人的奕奕神采與美國當時的陰鬱氣氛大不相稱。
拉蒙特夫婦攜帶著42件行李抵達帕特拉斯時，希臘人把他們作為外國要人來接待，小心翼翼地遵守著禮儀。省長親自把弗洛倫斯的帽盒提上岸，一個希臘內閣的代表逐個地檢查他們下榻旅館的每一個盥洗室。湯姆和弗洛倫斯喜歡裝出一種不拘習俗的天真。在這次田園詩般的旅行中，弗洛倫斯報導說：「我們的午餐幾乎總是野餐式的，因為多數旅館的飯菜都非常差。午餐後，我們在陽光下讀點關於希臘的詩歌。」(9)
如果看上去大蕭條絲毫未損害摩根的世界，這僅僅是假象。在1929到1932年之間，摩根銀行眼看著它的淨值——它的基本資本的緩衝——以令人心驚的速度下跌。在胡佛離職前，淨值由原有的1.18億美元已跌至這一數目的一半。總資產從7.04億美元跌到4.25億美元。即使是對摩根財團來說，這也是一個可怕的打擊。真正受到傷害的是低級合伙人，他們分擔了損失，但並沒有機會在當年分享可觀的多頭市場利潤。摩根銀行在錄用人時，仍然以才取人。正像一部摩根的官方歷史書所說的那樣：「另一個選擇，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本錄用更有錢，而不是更有才能的人做新合伙人。這種做法會降低銀行的質量，因而被認為是不可取的。」(10)
摩根財團銀行仍然保持著皮爾龐特的家長式作風。在薪金的削減高達20%時，職員們被告知，在合伙人完全恢復資本帳戶的提款權之前，首先需要恢復被削減的職員薪金。當銀行關閉了雇員餐廳時，它給雇員們發了午餐津貼。職員的家庭每年還可以免費在緬因州的摩根鄉村營地度假兩周。對摩根建富公司的職員來說，傑克提供的白金漢運動場可以部分地消除大蕭條帶給他們的無聊。這個運動場有一個板球場、一個硬地網球場、經過修剪的草坪和一個茶樓。這些額外優惠激勵了狂熱的效忠熱情，並使雇員間形成了一種近似於在迷信團體中的那種信徒間的親密關係。如果他們在大蕭條中真的遭受了什麼痛苦的話，與大理石牆外的人們所遭受的難以名狀的苦難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讓我們來看看1932年的政治，因為那些導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案和摩根財團分家的事件都是根源於這一年。第一個向華爾街宣戰，並推動那些最終導致有關新銀行立法的聽證會的，正是赫伯特·胡佛。胡佛在處理與他的摩根朋友的關係問題上，總是有一點臆想的味道。1931年，在白宮度過夏天后，德懷特·莫羅告訴拉蒙特，胡佛情緒低落，感到「他一直在試圖貫徹紐約的銀行的觀點，然而從它們那裡只得到冰冷的回報。」(11)拉蒙特給胡佛去了一封簡訊，想讓他的情緒好點，但在他與總統的關係中有一種不自在的潛流。
胡佛與摩根財團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他做採礦工程師的時候。1917年，他是歐內斯特·奧本海默爵士和摩根之間的中間人，前者打算把他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金礦集團公開上市。為了鞏固他與華爾街的新聯繫，奧本海默堅持在新公司的名稱中加上「美國」字樣。由此誕生了這個英美公司，該公司後來成為非洲最富有的公司。很明顯，拉蒙特認為這將開始一系列新的能夠利用胡佛才能的採礦事業。正如他告訴摩根建富的那樣，英美公司的交易是「一個綜合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主要涉及與胡佛先生一起從事的採礦事業」。(12)但胡佛在這個交易中違約，拉蒙特後來支持奧本海默攆走胡佛和威廉·哈諾爾德工程師的做法。拉蒙特通知倫敦方面說：「我們不應與奧本海默在他對哈諾爾德或胡佛的看法上有什麼矛盾。」(13)
撇開這段歷史不說，摩根和胡佛也註定會在政策上發生爭吵。胡佛感到國會對他是個大束縛，這個國會很少關注歐洲的問題，不關心支持「買美國貨」的宣傳，對取代英國掌握世界經濟領導權毫無興趣。而摩根財團要保護自己的歐洲客戶，它的國際主義對胡佛來說，正像對他的共和黨前任一樣，也是成問題的。另外還有個人風格上的衝突——胡佛粗暴而無幽默感，而摩根的那些合伙人則高雅而有貴族風度。
1932年7月，世界經濟看來像是終於要擺脫德國賠款和協約國戰爭債務這兩個包袱了。在瑞士洛桑，歐洲的首腦們達成了一項可以有效地結束債務遊戲的君子協議，如果他們可以停付戰債，那麼他們就停止索取賠款。拉蒙特興高采烈，把這視為自凡爾賽和約以來的經濟戰事的終結。他派馬丁·伊根去白宮，並非是去要求胡佛取消全部戰債，而只是請他重新研究戰債問題。
從華盛頓回來後，伊根說他從來沒見過總統為了一個問題如此激動過。總統講了一通話，其中充滿了憤怒、自憐和無能為力的沮喪。他附和著普遍的公眾情緒堅持認為：「拉蒙特在這個問題上全錯了，如果有什麼東西是美國人民不喜歡和不能容忍的話，那就是這種反對歐洲人的聯合……拉蒙特不能理解席捲這一國家的越來越大的不滿情緒……歐洲人是在聯合起來反對我們……也許歐洲人已經解決了德國賠款問題，但他們是以最糟糕的該死方式來解決的。」(14)他將不再延長為期一年的債務緩期，拒絕法、英推遲歸還即將到期的付款的請求，他迫使法國違約。這樣，就在希特勒出現的前夕，協約國還在為困擾了它們多年的陳舊金融問題而爭吵不休。
摩根和胡佛在華爾街空頭投機問題上的矛盾很大，相比之下，他們在債務問題上的不和算是很溫和的。喜怒無常而又孤僻寡言、面色冷峻的胡佛現在同意普通美國人的看法，認為華爾街是一個為專業人員所操縱的大賭場。胡佛把股票市場看作是自己的成績報告單，而這上面不斷顯示著他不及格。他逐漸相信，民主黨在搞陰謀，通過做空頭壓低股票價格，即出售借來的股份，期望將來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回而牟利。
在1930年的自殺性市場上，「大量拋空者」首先把自己搞得臭名昭著。伯納德·「拋出」·本·史密斯是其中的大師，他是20世紀20年代聯營基金投機分子，因1925年價格上升而遭受重創。那年10月他突然發跡，在大崩潰的那天大肆慶祝，大叫「統統拋出！它們一錢不值」。(15)這類故事使胡佛相信，在市場上有惡毒的勢力在起作用。他開始編擬參與空頭陰謀集團的成員名單，甚至聲稱他知道他們每星期天下午碰面，密謀一周的破壞計劃！(16)一些通風報信者使胡佛的這一偏執火上加油。康乃狄克州的參議員弗雷德里克·沃爾科特告訴胡佛，伯納德·巴魯克、約翰·拉斯科布和其他華爾街的民主黨人正在計劃「大量拋空」，以使胡佛在連任競選中敗北。
胡佛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官員們應該公開譴責這些罪犯。1932年1月，他把證券交易所主席理察·惠特尼召到白宮當面命令。他說做空頭的人是在阻止經濟回升，並警告說，如果惠特尼不對他們加以制止，他將要求國會對交易所進行調查，甚至可能要求對之施加聯邦管制。惠特尼拒絕承認做空頭有任何危險。私下裡，摩根合伙人們嘲笑胡佛的固執念頭是荒唐和臆想的，但他們不能平息胡佛那深深的仇恨。
儘管害怕公開聽證會可能會挖掘出「令人泄氣的污穢物」和破壞經濟復甦的活動，胡佛還是在1932年要求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開始對賣空行為進行調查，這使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感到非常不快。為了阻止調查，拉蒙特去白宮與胡佛和國務卿斯廷森共進午餐。胡佛說具有破壞性的空頭投機者抵消了他那些具有積極作用的措施，他的這個觀點在聽證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拉蒙特說：「我力圖明確地向總統說明，如果這種調查得到鼓勵而無法無天，那麼只會在全國導致不安，並使他正在引導我們為之努力的所有建設性目標不能夠實現。」(17)
在4月間，理察·惠特尼是第一個證人，他把胡佛的指責稱再「純粹荒唐」。即使聽證會已經開始，胡佛和拉蒙特私下裡對賣空問題仍在唇槍舌劍。胡佛把一切都歸咎於空頭市場，比如公眾信心低落，商業停滯，還有物價下跌。拉蒙特直率的回答具有喜劇性的刻薄。針對胡佛關於「真實價值」正在被拋空所毀滅的觀點，他問道：「如果證券不能盈利並且不分股息，那麼它還有什麼『真實價值』呢？」(18)他認為經營不善的商業應該對股市下降負99%的責。
報界有極好的時機來嘲笑參議院對空頭行為的圍剿，這些行動的結果沒有揭露出任何民主黨的陰謀。然而在4月底，一個分委員會把聽證的範圍擴大到包括20世紀20年代的聯營基金和市場操縱。關於美國無線電公司聯營基金的策劃被公之於眾。高盛公司的沃爾特·薩克斯不得不對埃迪·坎托和其他4萬多投資者在高盛交易公司的損失作出解釋。奇怪的事發生了，當聽證會從現在轉向過去時，關於大崩潰的記憶在公眾心目中又變得清晰起來。最初，小城鎮的居民還傻笑著把大崩潰看再是當時總統加爾文的霹雷對大城市罪人的打擊。只是到了現在，當人們意識到股票市場的崩潰是蕭條的前導時，對銀行家的普遍怒火才真正燃燒起來。
在爭論期間，胡佛不得不對付債券市場的嚴重不景氣，在這個市場上賣空是絕對被禁止的。美國公司界無法應付20世紀20年代累積的債務，其中很多是用來接管公司的。很多債券無力還本付息，在極端的例子中，債券隨著每次易手，股價向下跌落10點、20點甚至30點，這威脅著銀行制度。如果儲蓄銀行不能將債券換成現金，它們可能會沒有錢來支付儲戶，因而可能造成擠兌和銀行破產。結果是由摩根牽頭採取行動，制止了債券市場進一步下滑。35家銀行拿出了1億美元來購買高質量的債券，這筆聯營基金綽號為「星條旗永不落」。拉蒙特任這個基金的主席，他在這一時期比日本天皇有更多的頭銜可以炫耀。摩根銀行稱讚這個行動的愛國主義性質，然而這又正是摩根的拿手好戲——從公眾服務中牟利。摩根銀行認為債券的價值是被嚴重低估了，而它同時又有多餘資金在手。J.P.摩根公司告訴它的巴黎合伙人說：「如果公司的組織……可以在消除公眾疑慮方面起一點作用的話，那麼這種作用是越大越好。」(19)
拉蒙特一直將基金的情況通報給胡佛。從債券市場的運作中，一些玩世不恭的人發現，可以設法增加共和黨在秋季競選獲勝的機會，似乎胡佛會以難以駕馭的公牛去與熊來對陣。如果真是這樣，這一策略對胡佛來說正好事與願違。拉蒙特以這種基金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威脅要解散這個基金，除非取消關於賣空的聽證會。最後，基金還是繼續了下去，並獲得了一大筆利潤。聽證會一直拖下去，最終在1932年初發展到人們始料未及的範圍。這些聽證會最後被稱為「佩科拉聽證會」，得名於新的分委員會在1933年1月任命的律師費迪南德·佩科拉。佩科拉聽證會直接導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及摩根財團的肢解。
1932年秋天，胡佛蒙受了任期內最後一次羞辱——全國範圍內的銀行危機。歷時3年的通貨緊縮已經大大減少了許多貸款背後的附屬擔保品的價值。當銀行收回擔保時，生意的不景氣更為嚴重，並造成更多銀行擠兌和破產。1932年以前，幾千家關閉的銀行主要限於農村小銀行。然而在那年10月，內華達州州長關閉了該州的銀行。隨之而來的是州銀行關閉的可怕浪潮日甚一日——「關閉」一詞被美化為「放假」。這一浪潮由2月份密執安州銀行關閉8天而達到高潮。這一勢頭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在羅斯福宣誓就職時，已經有10個州關閉了它們的銀行。
從11月選舉到1933年3月的就職典禮，是一個癱瘓的時期，胡佛和羅斯福彼此怒目相視，情緒對立。胡佛備受刺激，四面受敵，怨氣衝天，拒絕在沒有羅斯福合作的條件下採取任何新的措施，而羅斯福則要一切等他上任之後再說。對摩根財團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時期。經過連續三任共和黨政府，摩根銀行與白宮的聯繫在美國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銀行都更緊密。在胡佛任內，總統只不過是電話之遙。有時摩根銀行的權勢看上去正像赤裸裸的左翼所宣傳的那樣可畏。現在政治的輪盤轉了一圈，摩根銀行不得不為生存而搏鬥。
早在1929年，胡佛就提出了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開的想法，而這個主意現在得到了支持。它早在1930年就出現在卡特·格拉斯參議員提出的銀行法案里，並在1932年成為民主黨政綱的一部分。在競選中，羅斯福認為胡佛應對1929年的投機狂潮和那些留下一連串違約劣跡的大量外國貸款負責。在1931年玻利維亞成為第一個違約的拉丁美洲債務國之後，幾乎每一個拉美政府都紛紛效法。
在胡佛對「大量拋空」進行討伐之後，摩根財團沒有人為總統的離職感到難過。拉塞爾·萊芬韋爾和帕克·吉爾伯特組成了投羅斯福票的摩根少數派。事實是，萊芬韋爾對李普曼表白說：「我無法為一個絕望的人投票，這個人希望繼續以絕望的措施來補救絕望的形勢。」(20)再說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說明羅斯福將成為一個敵人。溫文爾雅的羅斯福嚴厲責備胡佛花錢大手大腳，而他則提倡預算平衡。他看上去平淡，不那麼大膽。萊芬韋爾對羅斯福有點倚老賣老，稱他為「一個面帶可愛笑容、舉止文雅、和藹和有善意的傢伙。」(21)
從社交角度來講，羅斯福遠比胡佛更合乎摩根的標準。萊芬韋爾在財政部工作時就認識羅斯福，那時他在海軍部工作。萊芬韋爾興奮地為摩根建富的維維安·史密斯列出羅斯福的名門身世。他提到羅斯福在格羅頓和哈佛受過教育，在哈得遜河成長，祖先是很早就移居紐約的荷蘭移民，以及他曾就業於華爾街的卡特-萊迪亞德-米爾本公司——該公司曾在反托拉斯案件中為公司客戶作辯護。他最後諷刺地說：「按照胡佛這個外國採礦工程師的標準，具有上述背景的這個人將危及美國各家公司企業。」(22)拉蒙特也認識羅斯福，他曾租用過羅斯福在東六十五街的房子。在宣誓就職前，他給羅斯福打了電話，並匆匆草就了幾封給親愛的「弗蘭克」的信。
如果在政府交替的冬季預示了將來的良好關係，那麼同時也有一些具有警告性的跡象。1932年夏末，萊芬韋爾和羅斯福交換過一次意見，這件小事預示著日後巨大的衝突。8月間，萊芬韋爾給「弗蘭克」寫了封信，嘲笑卡特·格拉斯正在努力推進的銀行改革。在這封信里，他試圖用一種具有同志情誼和一致看法的口吻說：「你和我都知道，我們不能用懲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頭十年的惡棍——不論他們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的辦法來解決目前的通貨緊縮和蕭條。我們也知道，在這些禁令和法規下，到頭來誰也不會有多大發展。」(23)羅斯福不但沒有迎合萊芬韋爾，反而對他大潑冷水：「我希望銀行家能向我承認，在1927至1929年期間存在著嚴重的舞弊行為，並能看到銀行家們現在全心全意地支持防止這種狀況重演的措施。難道銀行家們就看不到他們在這一進程中自身的利益嗎？」(24)摩根財團看不到它在這一進程中的利益，這是摩根的悲劇。公眾要求有人為了1929年發生的事道歉，銀行家們不願承擔這個責任。萊芬韋爾告訴羅斯福：「銀行家們實際上不能對1927到1929年間發生的事情負責，有責任的是政治家們；既然如此，為什麼銀行家要做虛假的認罪呢？」(25)然而，由於萊芬韋爾十分厭惡胡佛的關稅、孤立主義和賠款政策，他還是十分樂意地投了羅斯福一票。
摩根銀行為了給萊芬韋爾在財政部弄到一個位子而進行活動，這也被視為羅斯福金融政策是否健全的試金石。一切跡象都令人鼓舞，蒙塔古·諾曼告訴拉蒙特：「我要等著聽到萊芬韋爾入選的消息後，才能愉快地休息。」(26)當卡特·格拉斯參議員被問及關於再次擔任財政部長職務一事時，他說他將雇用兩個摩根的人和過去的副手：萊芬韋爾和帕克·吉爾伯特。(27)沃爾特·李普曼也加入了這個「樂隊」。但羅斯福向後退縮：「我們就是不能和23號綁在一起。」(28)這個縮寫表露了一種對摩根銀行不利的意向。儘管沒有得到財政部的職位，萊芬韋爾仍繼續是羅斯福所信任的朋友和顧問；由於他部分地支持政府，他又被華爾街看作「不肖之徒」。
打掉萊芬韋爾試探氣球的可能是費迪南德·佩科拉——來自紐約的53歲的前地區檢察官助理。佩科拉在1933年1月接管了參議院對華爾街的調查。他抽短粗的雪茄菸，總是衣袖高卷。具有頑強意志的佩科拉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在大約6個月的時間裡，聽證會陷於僵局。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態度非常微妙，不偏不倚，其實都是害怕兩黨大亨的名字在聽證會上出現。他們聯合起來，共同保持沉默。有佩科拉作律師，聽證會獲得了一種新的、無法抗拒的勢頭。這些聽證會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場崩潰的秘史，一個關於20世紀20年代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報告，並使一代銀行家因此名聲掃地。從那時起，銀行家們就被稱為「銀行強盜」。
在羅斯福宣誓就職之前，佩科拉就已經將調查的注意力集中於國民城市銀行，揭露了它的一些著名銀行家的利慾薰心的面貌，特別是該銀行的負責人查爾斯·米切爾——一個「黑色星期四」搶救隊的成員。通過佩科拉，公眾得到了對銀行家們這樣一種看法，就是他們在「保護公眾」的幌子下算計公眾。佩科拉揭露，摩根為了保持國民城市銀行與穀物交易銀行的合併而提供的1200萬美元貸款，已經超過了摩根淨資產的5%，使得銀行蒙受了重大損失。同時還揭露，為了緩和國民城市銀行在大崩潰中的損失，100個高級官員從一個特殊士氣貸款基金會借了240萬美元無息貸款，這筆貸款後來並未歸還。
佩科拉還研究了國民城市銀行的業務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國民城市銀行的1900多個推銷員將大量風險很大的拉丁美洲債券推銷給大眾。被揭示出的事實還有，就在向投資者兜售巴西、秘魯、智利和古巴債券的同時，該銀行已經有了有關這些國家問題的內部報告。就在銀行的審查人員批評了其母公司銀行的糖業貸款之後，該銀行的證券分支機構把這筆貸款以證券的形式賣給了投資者。這是商業銀行如何通過其證券分支機構將壞貸款塞出去的一個例子。佩科拉還舉了賓夕法尼亞波茨維爾的埃德加·布朗作為例子，國民城市銀行的推銷員使他處於「一個面對維也納、德國、秘魯、智利、萊茵河流域、匈牙利和愛爾蘭政府債券的令人迷惑的境地」。(29)
另一個所謂的「黑色星期四」「英雄」是大通銀行的艾伯特·威金。威金是一個玩撲克的教士的兒子，在59個董事會中有席位，他被揭露是個專搞陰謀詭計的人。在1929年的6個星期里，他做大通銀行股票的空頭，賺了幾百萬美元，而支持這一投機活動的就是從大通銀行本身借的800萬美元貸款。為了錦上添花，威金還在加拿大建立了一個證券公司，以逃避聯邦稅。大通銀行和國民城市銀行的情況表明，在20世紀20年代，儲蓄和投機之間的傳統區別已不復存在，而這區別正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試圖恢復的。
佩科拉的發現掀起了「反對華爾街」的怒潮。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羅斯福否決了對萊芬韋爾的任命。隨著對聽證會的關注，不論是在農場、辦公室，還是在領湯的隊列里或胡佛村中，人們開始確信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被人坑騙了。往日的一些「神」不過是一幫貪婪的小鬼。即使是華爾街的大部分人也對聽證會的這種形勢大為震驚。蒙大拿的伯頓·惠勒說：「恢復人們對銀行信心的最好辦法，是把這些欺詐的銀行總裁從銀行驅逐出去，用我們在奧·開彭不付所得稅時的辦法來對待他們。」連摩根的好朋友卡特·格拉斯也惡劣地開玩笑說：「我的州里有一個銀行家試圖與一個白種女人結婚，結果人們對他處以私刑。」(30)
當羅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任總統之後，他打起了獨立於華爾街的旗幟。就在那天上午，赫伯特·萊曼州長關閉了紐約的銀行，理察·惠特尼登上講台宣布關閉證券交易所。金融大屠殺幹得十分徹底，在1929年的25000多家銀行中，7000家左右倒閉了。在這種金融毀滅的氣氛中，冷酷無情的羅斯福把銀行家們推向了審判台，他說：「貨幣兌換商們已經從我們文明聖殿的高座上逃走了，我們現在可以使這個聖殿復歸於古老的真理。」(31)
拉蒙特給羅斯福打電話，就銀行業的危機勸告他，敦促他避免採用激烈措施。這一建議不僅反映了他對市場機制的信心，也反映了他對政治權術的信心。J.P.摩根公司致電倫敦說：「看來我們頗不願意考慮任何形式的聯邦干預，因為這種干預一旦發生，將來便很難擺脫。」(32)羅斯福漠視拉蒙特提出的溫和的補救措施，宣布了一個毫無例外的為期一周的銀行假日。500多家銀行就此再也沒能重新開業。與一個銀行緊急法案一道，這個強硬政策恢復了公眾的信心，並且揭示了公眾對緊急措施更易接受的態度。在整個新政期間，摩根財團不斷重犯同一政治錯誤——一直宣傳小改小革，而這些建議又總是被認為只是為其自身的利益考慮而未被採納。摩根銀行沒能提供一套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而只是用了恐嚇策略。
儘管羅斯福一開始就給了他們一個下馬威，但是胡佛的暗淡政績使得連摩根的銀行家們也覺得有必要進行試驗。傑克·摩根開始對羅斯福很歡迎，「當然，他的一些對策很可能是錯的；但從總體上看，情況實在太糟糕，因此任何措施大概都不無好處。」(33)從1933年3月摩根檔案中的通信可以看出，合伙人們對羅斯福的頌揚非常像其他受驚的美國人——他們也需要一個救星。他們不是已經看到自己的處方失敗了嗎？在羅斯福3月12日爐邊談話和銀行重新營業之後，華爾街23號鬆了一口氣，它向摩根建富通報說：「所有國民都十分欽佩羅斯福的作為，他在僅僅一周內所取得的成就實在不可思議，我們過去從來也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34)證券交易所行情大漲，在1933年價格上漲了54%。
然而摩根財團沒能看到，像是天際邊的一個小點，佩科拉聽證會的風暴正向自己的方向逼近。在這個虛假的蜜月中，摩根財團幹了一件著名的變節的事，它為羅斯福在4月份使美國脫離金本位一事而叫好。摩根希望這一措施可以導致美元貶值，提高商品價格，扭轉致命的通貨緊縮。若在平時，這是一個激進的措施；但在1933年，它並沒有引起多大爭議。重新回到綠背紙幣（即沒有貴金屬支持的貨幣）和自由鑄造銀幣的老路，農民和其他負債者使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年代的老的通貨膨脹靈丹妙藥重新復活。羅斯福受到一定的壓力，必須採取一些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黃金正在大量外流，人們害怕這將減少貨幣基礎，從而加重通貨緊縮。
摩根財團為支持退出金本位出了不少主意。拉塞爾·萊芬韋爾與沃爾特·李普曼共進午餐，為他在一個報刊專欄撰文支持結束僵硬的金本位制度提供建議。萊芬韋爾認為有必要提高商品價格。他同時感到歐洲貨幣不斷貶值，已經導致美元定值過高，對美國的出口不利。午飯後萊芬韋爾說：「沃爾特，你必須向人們解釋為什麼我們再也擔負不起把自己束縛在金本位上的後果。在這之後，也許羅斯福就能夠採取行動。我相信羅斯福也會同意這一點。」(35)李普曼讓萊芬韋爾審閱那篇文章，並請他加強文章中的要害論點。
萊芬韋爾在新政派中具有大知識分子的形象。當羅斯福後來指責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說話腔調像萊芬韋爾時，摩根索反詰道：「我希望我有他一半的智慧。」(36)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一個更激進的智囊人物，注意到了萊芬韋爾在金本位問題上對羅斯福起的決定影響。「在廣泛地與他認為熱心公益的紐約相識們——摩根財團的拉塞爾·萊芬韋爾可能是其中最受信任的一個——磋商之後，他得出結論，黃金必須全部封存，必須禁止囤積和海運國外。」(37)就在李普曼的專欄見報的第二天，羅斯福公開主張結束使用黃金。通過一系列行政命令，他禁止黃金出口和囤積。眾議院6月廢除了關於證券發行的一個條款，這一條款規定支付必須使用金幣。甚至連傑克·摩根也高興地為這一舉措喝彩。對那些仍然記得皮爾龐特·摩根在1895年是如何挽救金本位制，以及摩根銀行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是如何將很多國家重新置於金本位制度下的人們來說，這些言論是驚人的，它們證明19世紀新古典經濟學的太平世界已經被徹底顛覆。
很多金融家感到非常震驚，猶如國家的船舵被猛烈地扯掉。預算委員會主席劉易斯·道格拉斯拖長音調說：「這是西方文明的終結。」(38)伯納德·巴魯克對這突如其來的金融政策的改變同樣感到驚恐：「這只能用盜賊的準則來辯護。可能國民們還沒有認識這一點，但我想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比法國大革命更為激烈的革命。」(39)在歐洲，銀行家們對之更感困惑，為什麼美國在貿易順差和有充裕的黃金儲備情況下要使它的貨幣貶值。當聽說蒙塔古·諾曼認為這一舉措將會使全世界步入蕭條時，羅斯福——他稱諾曼為「粉色的老威士忌」——只是笑笑而已。黃金禁運表明，美國和英國都是為了國內目標而放棄了世界領導地位。世界在高漲的經濟民族主義戰爭中隨波逐流，競爭性貨幣貶值是戰鬥的武器。
對受過老式經濟學教育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摸不清方向的新世界。巴黎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伯納德·卡特告訴J.P.摩根的合伙人，有一個羅馬尼亞銀行家走進摩根在旺多姆廣場的辦公室，破口大罵：
世界上有三個金融大國，它們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在對我們說教，告訴我們合同是多麼神聖。但一旦事到臨頭，它們都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自食其言，先是英國脫離了金本位，接著是法國拒絕償還對美國的債務，現在則是美國脫離金本位。我想我們羅馬尼亞人好歹不是這種騙子。(40)
到了夏天，羅斯福譴責金本位和其他「所謂的國際銀行家偶像」，稱讚管制的國家通貨的新世界。(41)儘管就背景而言，羅斯福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和國際聯盟的堅強後盾，但他為了國內經濟復甦而犧牲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領導地位。儘管比胡佛更具世界主義的傾向，但他對為英國融資還有一點餘悸。正像萊芬韋爾建議的那樣，他結束了英國的戰債還款；但他不免認為英國銀行家是一群狡猾的人，他們存心要騙美國佬。他解釋說：「問題是，當你和一個英國人打交道時，他通常從交易中得到80%，而你只得到剩下的那部分。」(42)
因此，新政在早期從兩個方面威脅著摩根財團。一方面，佩科拉聽證會所揭露出來的問題可能導致政府對華爾街制訂新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白宮對歐洲融資的立場預示著摩根財團在20世紀20年代的那種特殊的外交作用的終結。經過20世紀20年代與華盛頓的一段曖昧關係之後，摩根銀行將遭受永遠被流放的厄運。
那年春天，羅斯福催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執行一個更廣泛和徹底的任務，以調查「惡劣銀行行為的所有影響」。這無異於頒發了一個全面調查華爾街的許可證。銀行委員會於是轉向私人銀行家——按照佩科拉的定義，這是一些「自己制定規則而不受任何檢查的人」。J.P.摩根首當其衝，指望美國最富有的銀行家可以逍遙法外是非分之想。對20世紀20年代的回憶如果遺漏了作為那十多年權力縮影的摩根銀行，難道會是全面的嗎？正像一位前共和黨主席說的那樣：「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像現在的摩根銀行所具有的，這種對金融、工業生產、信貸和工資的強大的集中控制。」(43)現在是華盛頓向華爾街的巴士底進攻的時候了。
費迪南德·佩科拉這位月薪255美元的委員會律師，是歷史為摩根的銀行家們提供的最好陪襯。佩科拉出生在義大利的西西里，是一個反對坦慕尼協會式的腐敗政治的民主黨人。他一頭厚厚的波浪形的黑髮中夾雜著一些白髮，笑容斯文，下齶堅毅。在1912年競選中，他是堅定的公麋黨人，在1916年則轉而支持威爾遜的進步民主黨人。作為紐約的地區檢察官助理，佩科拉多次承擔艱難的使命——從買空賣空的投機商到狡詐的銀行，從警察局到保證金擔保人，他有著使80%的案子被判有罪的記錄。即使是在他以較緩和的方法起訴時，他也有著奚落和使人感到羞愧的才能。他無畏又清廉，曾拒絕了幾個來自華爾街法律事務所的就業機會。當他接手參議院的調查時，他以為他的工作在羅斯福就任前就會結束。然而，這一調查一直繼續到1934年5月，並且他寫出了長達一萬頁的證詞，整整八大厚冊。
摩根財團一開始譏笑佩科拉聽證會，把這些聽證會看成是一場馬戲。拉蒙特認為這些聽證會是一個政治策略，「旨在使獵奇的公眾得以熟悉我們自己的銀行機構的性質和範圍」。(44)出於不事張揚的信條，摩根銀行試圖限制這一調查的範圍。1933年3月22日，拉蒙特和約翰·戴維斯律師——192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綽號「摩根檢察官」——一起到麥迪遜大街那間破舊的臨時辦公室里拜訪了佩科拉。戴維斯努力保護摩根作為一家私人銀行的權利，他還引用了一條紐約州法律，這條法律豁免私人銀行受到州政府的檢查。佩科拉攻擊紳士銀行這個對其資本帳目保守秘密的特權。依照戴維斯的勸告，拉蒙特拒絕披露摩根的資本狀況，反對檢查銀行帳目，堅持為客戶帳戶保密。作為傑克·摩根的密友、近鄰、拉廷敦聖約翰教區的教友，戴維斯對任何關於摩根不誠實的暗示都非常憤怒。他很快地將問題上升到名譽和憲法權利的高度。兩天之後，他告訴佩科拉，他對佩科拉要求得到J.P.摩根公司過去五年的資產負債表一事感到「非常寒心」。
拉蒙特還與帕克·吉爾伯特一起，拜訪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喬治·哈里森，試圖利用他的影響，使摩根的年度報告不至於被公開。哈里森不僅拒絕了這一要求，而且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這一要求所感到的震驚。佩科拉把摩根拒絕回答他的問題解釋為露骨的藐視，於是他在報界和國會山與摩根銀行開戰。他促使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授權委員會調查私人銀行——這是對摩根的一個及時提醒，告訴摩根銀行其之所以沒有受到整頓，完全是出於政府的容忍。佩科拉取得了勝利。他的偵探們在華爾街23號的一個房間裡工作了六個星期，仔細審查外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記錄。作為對摩根名聲的讓步，調查在每晚六點結束，而他們的同事則每天在華爾街的其他地方一直干到半夜。
作為銀行形象塑造者，拉蒙特力圖淡化似乎他在妨礙調查的印象。4月11日，他給羅斯福寫了一封聰明的信，保證給予合作——摩根銀行要把不可避免的屈服變成一個機會。他寫道：「就讓委員會的人看到資產負債表這一具體事項而言，我們從未有過絲毫猶豫。我想我可以加上一句，你會認為它是非常令人滿意的。」(45)最後一句話暗指雙方存在著共同見解，拉蒙特似乎是在提醒羅斯福他的顯貴背景。
傑克·摩根對佩科拉格外惱火。他深深地堅信摩根的職業道德，並認為任何調查按其定義來說就是民族仇殺。他抖出了一堆色彩十足的道德形容詞；到了66歲的年齡，他不打算再學習容忍。佩科拉被貶為一個「骯髒的小義大利鬼子」「一個狡猾的小刑事律師」和「一個二流刑事律師」。(46)傑克從未想過也許佩科拉可能會揭露出什麼毛病來。他同時認為炮製這些聽證會只是為了迎合公眾的下流口味，他告訴林利斯戈侯爵：「說實在的，發現我們有什麼欺詐行為的風險是不存在的。但是，此事卻要占去所有合伙人以及一個事務所全部律師的時間，去搞清銀行的全部歷史並準備回答委員會的問題。」(47)拉蒙特告訴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對在華盛頓進行的「西班牙宗教審判」和那個「年輕的西西里律師費迪南德·佩科拉」的行為感到遺憾。(48)帶著這種自負的道德感，摩根的合伙人們盲目地向聽證會進軍了。
就在合伙人們為5月出席聽證會作準備的時候，聽證會出現了新的緊急情況。由維吉尼亞的卡特·格拉斯參議員和阿拉巴馬州的亨利·斯蒂格爾眾議員聯合提出的一個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提案，渴望在眾議院得到通過。這將迫使商業銀行放棄它們的證券公司，儲蓄和信貸業務將同證券業務分離。懲罰華爾街的政治運動變得不可抗拒。誰也沒料到證券業務改革會成為早期新政的首要任務。但佩科拉驚人的調查結果迫使羅斯福政府對華爾街採取行動。
在平民主義感高漲的1933年，左派和右派蠱惑民心的政客們發現摩根財團是一個合適的打擊對象。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作了題為「我們的永恆統治者」的演講，以響應佩科拉的調查。在這個講話中，他不顧事實地說羅斯福在財政部任用了大批摩根的人。他聲稱，羅斯福像胡佛一樣對摩根感恩戴德，並說：「帕克·吉爾伯特來自摩根銀行，萊芬韋爾……哼哼哈哈有什麼用？我們知道誰在指揮。」(49)
對摩根銀行的威脅遠遠不止來自南方的政治蠱惑家和羅斯福的智囊團中的教授們，威脅也來自銀行界自身。1933年，大通銀行與公平信託銀行合併，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小約翰·洛克菲勒的一個連襟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在1933年早些時候接替了大通當時名譽掃地的總裁艾伯特·威金，並準備重振該銀行的聲譽。為此，他暗中推動分割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1933年3月，他採取措施收回大通在其證券子公司大通-哈里斯·福布斯的全部股本，使之脫離大通銀行。同樣，在國民城市銀行接替查爾斯·米切爾的詹姆斯·珀金斯，相信該銀行不計後果的股票子公司幾乎毀了這家銀行，因此他也支持分割銀行功能。銀行界在20世紀20年代的團結為背後中傷和損人利己所代替。按照小阿瑟·施萊辛格的說法：「奧爾德里奇的做法被解釋為洛克菲勒對摩根財團的攻擊；他一度幾乎獲得階級叛徒應得的禮遇。」反擊來自擔保信託公司的威廉·波特，他抨擊奧爾德里奇的建議是「有史以來從金融界成員那裡聽到的最具有災難性的」。(50)銀行界的分裂加速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通過。
摩根財團是第一個受到佩科拉調查的私人銀行。在不停頓的三個月準備之後，摩根一行儀態萬方地住進麗思卡爾頓飯店2000美元一天的套間，隨行的還有由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律師的一小隊人馬。傑克將是第一個證人。頭一天晚上進行預演，約翰·戴維斯向他提出了許多尖銳的問題。戴維斯認為當初皮爾龐特在普約委員會上的高傲不利於摩根財團，他勸告參加聽證會的人不要迴避問題，也不要爭論或急於辯護。後來他回憶道：「我把合伙人們集合起來，每天給他們上課。」(51)人們早就狂熱地等待著傑克這個明星證人的出場。那天上午，人們紛紛打電話給國會山，希望在那悶熱、人滿為患的參議院會議室得到座位。在路上，傑克對他的司機承認，他怕自己會沉不住氣。查爾斯·羅伯遜不以為然地說：「噢，你不會對那幫人發脾氣的。」(52)傑克冷靜了下來，他決心不和他們一般見識，絕不。他的舉止要有尊嚴。在幾個強悍保鏢的陪伴下，他步入了國會大廈。
5月23日星期二上午，離10點還差幾分鐘，幾個警衛人員為傑克·摩根進入聽證會會場開路，湯姆·拉蒙特和約翰·戴維斯走在傑克的兩側。在閃光燈泡的炸響和旁觀者的嘈雜聲中，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銀行家在枝形吊燈和科林斯式的壁燈下走過。儘管他的名字帶有傳奇色彩，66歲的傑克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仍然是個謎，像幽靈一樣虛幻。他看上去並不可畏。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以上，他是一個有著寬闊的肩膀和雞蛋形禿頭的白髮黑眉老人。他內心可能感到膽怯，但仍帶著和藹的笑容。他身著做工精細的三件套的西裝，金表鏈露在外面，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他和佩科拉形成典型的鮮明對比——冷靜的極端保守派面對十分自信的移民。
沒有人比傑克更不願意從半退休狀態被拖出去。在此危機時刻，他沿襲三代摩根所遵循的傳統，也就是朱尼厄斯60年前灌輸給皮爾龐特的紳士銀行家準則。傑克的開場白追溯到皮爾龐特在普約聽證會上的陳述，稱人格是信譽的基礎。
私人銀行家是自中世紀起就存在的職業，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了一套職業道德和習俗準則，銀行家聲譽、力量和對其所工作的社區的幫助，都依賴於他對這些準則的遵守……這一準則永遠也不能為任何法律所完全闡明，但它有遠比任何法律都強大的威力。一個私人銀行家如果在從事這項職業時無視這一準則，那麼他就會喪失他的信譽。這種信譽是他最寶貴的財產，是他多年的正直和誠實交易的結果。但這種信譽可以很快地喪失，而且一旦喪失，它就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恢復，也許永遠也不會恢復。
如果允許我提及我有幸作為其高級合伙人的這個銀行，我則要說，我們頭腦中自始至終的一個念頭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從事第一流的業務。(53)
這個陳述是傑克所能表述的最清楚的原則聲明，什麼是他天生的權利，以及做個摩根銀行家意味著什麼。可是他的這種坦率的說法在美國人聽來是異常的不合時宜。傑克是一個老派銀行家，就像鍊金術士在原子時代不合時宜一樣。歷史學家威廉·劉赫旦伯格寫道：「在證人席上，摩根像是從狄更斯筆下的帳房中復活過來的。」(54)這一點兒也不言過其實，因為傑克是在維多利亞晚期的倫敦受訓的，並且從未放棄過那時候銀行業的社會習俗。
佩科拉的黑髮向後高高地梳起，下齶抬起，雙手揮動，不斷提出咄咄逼人的問題，使室內空氣很緊張，有時他甚至用他的雪茄指點傑克。依照戴維斯的勸告，傑克並不與他對陣。他神經質地微笑著，稱佩科拉「先生」，簡直不像是個鯨吞世界的大亨。他既不發火，也不暴跳如雷。公眾看到了一個對他的朋友和同事來說很熟悉、但鮮為公眾所知的人物——一個直率、和藹而又靦腆柔弱的銀行家。「我希望把我結結巴巴說的那一部分從我對那個問題的回答中刪去，」傑克在回答完一個問題後提出這樣的請求，「我不習慣這種形式的盤問，佩科拉先生。我往往詞不達意。」(55)
與塞繆爾·昂特邁耶在普約聽證會上一樣，費迪南德·佩科拉將注意力集中在摩根財團的地位上——它被稱為銀行家的銀行。傑克不認為摩根合伙人參加擔保信託公司和銀行家信託公司的董事會有什麼不對。他也不認為摩根銀行貸款給其他銀行的60多個官員和董事是一種羞恥，這些人中包括國民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擔保信託公司的蘇厄德·普羅瑟、銀行家信託公司的威廉·波特。傑克否認這會給摩根帶來什麼特殊的好處，他說：「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知道他們是可靠、穩當和正直的人。」(56)傑克不但不為摩根作為華爾街俱樂部的角色而感到愧疚，反而吹噓它為私人銀行提供了一個中立的場所，在那裡股份化的銀行可以「在沒有敵對和競爭的情況下聚會，並討論普遍關心的問題」。(57)
傑克的證詞向蕭條的美國展示了一種很多人甚至不知其存在的批發和私人銀行的業務形式。當佩科拉索要公司的合夥制協議時，約翰·戴維斯抗議這種當眾展示的方式。因此，在一次委員會的內部會議上，佩科拉打開了這卷甚至連有的摩根合伙人也沒有見過的、漂亮的手工書寫的協議。協議揭示了傑克有絕對的權力來仲裁爭端，調配未分配的利潤，直至解散銀行。傑克以行事嚴守秘密為榮。他說：「在我看來，我們與客戶間的關係，遠較股份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關係更具有保密性。」(58)
在崇尚強行推銷的文化中，不露聲色的摩根公司是一個令人好奇的謎。作為紐約一家私人銀行，它不登GG，不主動徵求一般公眾的存款，也不給少於7500美元的存款付息。很明顯，在摩根銀行得到一個帳戶，就像是被一個顯貴的鄉村俱樂部吸收為會員。就連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主席鄧肯·弗萊徹也對以下談話感到困惑。
弗萊徹：「你是在為公眾服務，不是嗎？」
傑克：「是的，但是我們只為由我們自己選擇的顧客服務。」
弗萊徹：「但是你們是不是不回絕一個人，是不是不挑選你們的顧客，也不給你們的顧客入場券？」
傑克：「是的，我們正是這樣做的。」
弗萊徹：「你們這樣做了？」
傑克：「是的，我們的確是這樣做了。」
弗萊徹：「我想，假如我去你們那裡，即使我沒見過你們商行的任何人，但我有10萬美元要存入銀行，你們大概會接受，是不是？」
傑克：「不，我們不會接受的。」
弗萊徹：「你們不會？」
傑克：「不會。」
弗萊徹：「那麼我相信你不會……」
傑克：「不會的，除非你進來時帶著什麼人的介紹信，參議員。」(59)
那麼，誰在這個地方存錢呢？佩科拉列出一批在摩根銀行存入100萬美元的公司名單，它們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西蘭斯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通用磨坊公司、英格索爾-蘭德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約翰斯-曼維爾、肯尼科特銅業公司、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北太平洋公司、標準牌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德克薩斯海灣硫磺公司以及美國鋼鐵公司。這些公司的經理們也常常選擇J.P.摩根作為他們個人的開戶銀行。佩科拉用圖表說明，摩根合伙人在89個擁有200億美元資產的公司中擁有126個董事席位。佩科拉後來稱「這種私人的權力所達到的極限，在我們整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0)傑克解釋說，只有在「公司的懇切要求下」，合伙人才會參加它們的董事會。對此，佩科拉看來深表懷疑。
如果說傑克進入聽證會場時很沉著，並有信心，他不久就陷入一個在整個新政時期一直糾纏著他的問題——所得稅。佩科拉揭露傑克在1930、1931和1932年沒有繳納所得稅，摩根的所有20個合伙人在1931和1932年也分文未繳（這幾年傑克在英國付了稅）。佩科拉也揭露，由於使帕克·吉爾伯特在1931年1月2日才成為合伙人——而不是按照接納合伙人的慣例在1930年12月31日——公司在1931年申報了3100萬美元的資產虧損。傑克結結巴巴，回憶不起他納稅的細節；這種事情他說不清楚，對他的合伙人來說可以理解，公眾卻是疑竇頓生。雖然傑克和大部分合伙人沒有違法，而只是從股票虧損上大量沖銷了他們的收入，但在大蕭條時期沒有納稅，這在政治上是一個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在稅收上鑽法律的空子，當時還沒有成為美國人所喜歡的消遣，而且政府極需要錢。第二天，報紙上用大字標題大肆宣揚摩根合伙人「逃稅」。
還有一些揭發出來的情況更使人難堪。這時已是摩根合伙人的拉蒙特的兒子湯米曾用以下辦法製造了一項114000美元的資本虧損：他先將跌價股票出售給他老婆，3個月後又把它們買回——這種做法被稱為「虛拋」的做法。小拉蒙特不得不補交3949美元的稅來了結此事。此事也同時揭露了國內稅務局在查閱摩根納稅申報單時是出奇的馬虎；不知是由於銀行的盛譽，還是它的令人生畏的權勢，這些檢查員從來也不仔細地審查一下摩根的納稅申報單。正如佩科拉後來所說的：「聖經告訴我們，寧要好名聲，不要大錢財。但J.P.摩根的成員被同時賜予了兩者。」(61)
由於摩根的證詞激起了一種狂亂的氣氛，肯塔基州的參議員阿爾本·巴克利叫看門人把後門關上，並要求攝影師停止使用刺眼的閃光燈。走廊里傳來的人聲和椅子的聲響，有時淹沒了傑克柔和的聲音。好鬥的卡特·格拉斯——他認為質問「誠實」的摩根合伙人是浪費時間——感到越來越生氣。格拉斯身材矮小，一頭亂髮，臉蛋瘦小。他認為聽證會是「羅馬假日」，分散了人們對他的銀行提案的注意力，他因不滿佩科拉對待摩根合伙人的做法而對他進行攻擊。「我不想看到對摩根財團的任何不公平的做法」，他臉氣得通紅地說，「這是我的態度。」(62)他對傑克出席聽證會所引起的騷動十分反感，他脫口而出：「我們現在像是在看馬戲，唯一缺少的只是花生米和五顏六色的檸檬水。」(63)
這種嘲弄改變了傑克·摩根此後的生活。這一夜，這種嘲弄不斷地在林林兄弟報社代理人查爾斯·李夫的腦海中迴響。第二天上午，他把一個名叫利亞·格羅夫的32歲侏儒帶到了國會山。她身著藍色緞子服，頭戴紅草帽。她僅有27英寸（70公分）高，長著一張柯尤派洋娃娃般的臉，明亮的眼睛和圓圓的臉蛋。聽證會沒有按時開始，為了活躍氣氛，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社的新聞記者雷·塔克從走廊上把李夫和利亞引入議會會議室，去見那位著名的銀行家。「摩根先生，這位是格羅夫小姐」，塔克介紹說，「她是在馬戲團工作。」格羅夫的臉色一陣蒼白，但出於禮貌的本能，傑克站起來與她握手。當他坐下時，李夫就勢將格羅夫放在他的膝蓋上，摩根合伙人及律師對此大吃一驚。很明顯，傑克起初以為她是一個小孩。
「我有一個比你大的孫子，」傑克說，這時十幾個閃光燈突然亮起來。
「不，我比他大。」
「你多大了？」
「32歲。」李夫突然插話道。
「不，我只有20歲。」格羅夫反駁說。
「是嗎，真看不出來你有20歲，」傑克答道，「你住在哪兒？」
「住在一個帳篷里，先生。」
「利亞，脫掉你的帽子！」李夫說。
「不！不！」她說。
「用不著脫，」傑克說，「這帽子很漂亮。」(64)
華爾街最有權勢的人們——湯姆·拉蒙特、約翰·戴維斯、理察·惠特尼——痛苦地看著這場他們認為是很庸俗的把戲，這種旨在使傑克難堪的手段甚至是殘酷的。當時議員們正魚貫而入，他們對眼前發生的事大為生氣，並要求報界不要刊登這些照片。只有《紐約時報》一家照辦了。第二天，美國各地報紙頭版都刊登了傑克和利亞·格羅夫在一起的照片。這些照片屬於整個蕭條時期最為有名的一些照片。
它們的確拍攝得很漂亮，鮮明而有奇趣。它們所塑造的摩根形象比1915年以來摩根的任何照片都更成功。在這個端莊的銀行家和坐在他膝上的捲髮侏儒之間有著一種動態的和諧。當格羅夫使自己坐穩時，傑克以極大的興趣瞧著她；他對這侏儒很親切，像是一個自豪的祖父。對一代美國人來說，這是令他們難忘的傑克·摩根的形象。這些圖片被認為是在金融界公共關係史上開創了一個新世紀。
摩根其他合伙人在傑克之後作證，其間傑克一直在打瞌睡。一次傑克突然醒來，詢問現在是哪一年了。在這悶熱的聽證會會議室里，一個議員建議大家脫去外衣。老派的傑克拘謹地遲疑了—下，然後匆忙地脫去他的淺灰短上衣，露出了他的白色背帶。他笑著和保安人員開玩笑，問其中一個是否需要他的手槍，以防備這些參議員們。他給記者們看著名的皮爾龐特家傳的雞血石戒指，但他已遠不如剛到場時那樣冷靜和從容。當一個記者對他說，自從林德伯格綁架事件以來，他還未見過有如此嬉鬧的事。傑克私下說，他對這一評論「感到噁心」。(65)他表面上很鎮靜，但內心深處卻因當眾受審查而感到蒙受了莫大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