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聖人

  德懷特·惠特尼·莫羅和湯姆·拉蒙特，要為爭奪摩根首要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殊榮而一決雌雄。莫羅在20世紀20年代的名望大大得益於他與總統的友誼。當庫利奇總統就職時，記者們向莫羅蜂擁而來，請他發表評論，並對他可能得到的高位做種種猜測。他倆是阿默斯特學院1895屆最親密的朋友，作為室友，相處一年。他倆都記得，當年他們曾坐在山頂上，縱情展望未來。據說，在大學四年級時，大家都一致推舉莫羅為「前途最輝煌者」，只有莫羅投票選了庫利奇。莫羅後來說：「庫利奇在大學是非常文靜、矜持的人。」他是能夠窺見總統內涵的少數人之一。(1)

  莫羅是學古代文明史的，他想給20世紀20年代世俗的、甚至是骯髒的世界披上濃郁的古典色彩的外衣。他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阿默斯特學院推舉庫利奇加入總統委員會」時，為他的老朋友樹立起一個光輝燦爛的形象：「庫利奇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是超驗主義哲學家和務實政治家的奇妙結合。」(2)莫羅同樣不乏溢美之詞，對拉蒙特說：「我想，產生庫利奇這樣的人來應付當前的緊急狀態，真是一個奇蹟。」(3)而庫利奇談起莫羅，同樣深表敬意。庫利奇說莫羅敏而好學，卻沒有通常的書呆子氣。「他待人友善，富有同情心，但同時又總是很有尊嚴……他毫不自私自利，也從不想出人頭地，或擊敗任何人。」(4)

  有人猜測，庫利奇巧妙地以莫羅自己所嚮往的那種學者形象來表現他。在1920年競選總統時，莫羅把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寫的四卷書寄給庫利奇。庫利奇在競選的旅途中令人難以置信地回信說，他幾乎把四卷書通讀了一遍。庫利奇說：「我認為總的來說，他的論點是對的。」但又補充說：「我不認為人類的存在像他說的那樣，建立在美元和美分的基礎上。」(5)人們說庫利奇深知莫羅的能力和特點。莫羅稱呼他為「親愛的卡爾文」，而庫利奇則通常以「莫羅先生」作答，似乎他不是在給老同學，而是在給一位年長的智者寫信。

  莫羅和拉蒙特及拉塞爾·萊芬韋爾一起，為摩根財團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從而使之成為「銀行家之家」而名聲大噪。他們舞文弄墨，發表演說，參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擔任基金董事會董事等。他屬於20世紀20年代的這樣一批信徒：相信企業家能憑其智慧，管理美國的政治事務。莫羅身材矮小，才智敏捷，奇思迭出，表現出專家的風度。他深邃的藍眼睛常常凝視遠方，似乎總能看透表象。他戴一副夾鼻眼鏡，穿著寬鬆肥大的褲子，與講究服飾、風流倜儻的摩根世界從來格格不入。摩根銀行曾經在男盥洗室的門口派一個聽差，專門提醒他在離開盥洗室時要把吊帶拉上。他在參加哈里·戴維森女兒的婚禮時，滿身散發著樟腦丸的氣味，其他的合伙人只得讓他穿上一件皮衣，以擋住氣味。摩根的紳士們身材高大，殷實富足，充滿自信，而莫羅服裝上的缺陷似乎象徵著在這個高雅豪華的摩根世界的內心深處，有心神不安之感。

  

  莫羅像許多聰明而專注執著的人那樣，都是出名的心不在焉。他有一次參加拉蒙特夫婦舉行的晚宴，拿著吃了一半的橄欖比劃個不停，直至拉蒙特的僕人梅特卡夫遞給他一個盤子，讓他把咬得溜光的橄欖核放在裡邊。莫羅坐火車的故事在J.P.摩根公司廣為流傳。列車員對他檢票，他找不到票，在各個兜里亂掏，其實車票被他叼在嘴裡。莫羅對列車員說：「我敢說，你一定認為我不知道票子就叼在嘴裡，事實上我正在把日期嚼掉。」有一次在洗澡時，他大聲叫聽差拿一塊泡沫多點的肥皂來，後來發現問題不是出在肥皂上，而是他根本沒有脫掉睡衣。

  像拉蒙特一樣，莫羅不滿足於單純的銀行業，而渴望著更加精美的東西。他聲稱對這個行業的技術方面一竅不通，自稱為「銀行里的律師」。(6)作為外交時代的銀行家，他在華盛頓如魚得水，一點不亞於在華爾街。他執著地希望在知識界實現遠大理想，他閱讀布萊斯和修昔底斯的著作，撰寫文章贊成國際聯盟，洋洋灑灑地引經據典，而且都深奧難解。他源源不斷地送書給庫利奇讀，諸如哈勒姆的《英國憲章史》。在摩根歷史上，莫羅的事跡之所以與眾不同，乃是因為他從未完全放棄年輕時追求的目標或政治抱負，而把合伙人的地位僅僅視為跳板。

  德懷特·莫羅來自匹茲堡的清貧之家，在人生旅途中一路登上世界金融高峰，其歷程令人感嘆唏噓。他童年的經歷使人讀之悵悵。他的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含辛茹苦，維持全家生計。德懷特臉色蒼白，體弱多病，他繼承了父親對教育的崇敬和對貧困的恐懼。他14歲中學畢業以後，幹了4年雜事，直到夠年齡上大學。他靠學生貸款上了阿默斯特學院，穿的是雅各布·希夫的兒子莫蒂默給他的舊襯衣。他給別的學生輔導，以使收支相抵。他生活極其節儉，為了省錢，連菸斗都是和室友合用的。從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以後，他在華爾街的里德-辛普森-柴契爾-巴納姆公司里謀得了一個職位。這是一家擅長從事公用事業法業務的公司。不到7年時間，他成為公司的合伙人，此時該公司已經改稱為辛普森-柴契爾-巴特利特公司。他住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一天下雨時，他和哈里·戴維森雨傘相碰，一路上結識了湯姆·拉蒙特。1914年，這兩位合伙人就聘用了他。

  在當時，成為摩根的合伙人乃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莫羅的母親在匹茲堡的大街上被好事者團團圍住，受到熱烈的祝賀。但是上班第一天後，莫羅就向他妻子貝蒂表白說，他感到「整天非常孤獨、沮喪」。他向一位朋友承認，他覺得「好像是在陌生的頂樓上的一隻貓」。(7)新手一般都較為緊張，但是他卻始終沒有徹底擺脫忐忑不安的情緒。

  莫羅在華爾街23號的業績卓然超群，全憑勤奮熟諳了每一項業務。他使公平人壽保險合作社成為他們的聯合公司，監督摩根對古巴的貸款。他還策劃了肯尼科特銅業公司，這家公司是依靠阿拉斯加的摩根·古根海姆銀團和其他資產建立起來的上市公司。丹尼爾·古根海姆被莫羅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驚呆了，他說：「莫羅調查工作開始後，6個月的時間，他對銅的了解勝過我和我的六個兄弟。」(8)但是，心不在焉的莫羅卻忘記了這項肯尼科特業務活動中的一個細節。戴維森溫和地批評他說：「你忘記了算我們的佣金。」(9)

  莫羅總是在理想主義和實利主義之間左右為難。人生一次，豈能諸夢成真。擺在他面前的種種選擇把他折磨得苦惱不堪，因而心神不定。他和夫人出入在有產階級的圈子裡，是皮埃爾·杜邦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長木花園中的常客，一路會經過噴泉、花房、萬管形管風琴。但是，他們感到在這個富裕的世界裡無所適從。德懷特還在辛普森-柴契爾公司的時候，就因常有清教徒的罪惡之感而心中陣陣刺痛。他會說：「貝特西，這不是你或我該過的生活。」(10)他們一起夢想如何能積蓄10萬美元，那樣德懷特就可以去教歷史，而貝特西可以去寫詩。貝特西·莫羅畢業於史密斯學院，是一位詩人。她的作品發表在《哈潑斯周刊》和《作家》雜誌上。他們永遠沒法認識到自己不可抗拒的理想。

  莫羅的矛盾甚至在睡夢中也折磨著他。他從噩夢中恐懼地驚跳起來，他解釋說：「貝特西，我夢見我們發財了，但是這財可是發得不得了。」(11)據他的傳記作者哈羅德·尼科爾森爵士說，他得到了摩根合伙人資格的聘請後，經受了「好幾個星期精神上的危機」。他在百慕達考慮取捨時，看到一幅惡毒的漫畫，描繪像兀鷹一般的傑克·摩根正在吞食紐哈芬股民的內臟。他說，這種誹謗促使他接受摩根的工作，而且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為摩根銀行對紐哈芬的融資進行辯護。莫羅以其高雅的辯解表明，摩根的行動完全正當，並非那麼貪婪。他在接受摩根合伙人的地位後，告訴阿默斯特學院的一位老教授，吸引他到摩根財團去的是服務工作，而不是年薪100萬美元收入的前景。

  莫羅老是有意無意地產生回到與世隔絕的大學世界的念頭。他在阿默斯特學院事務上花費很多時間，據說傑克·摩根有一天對他說：「德懷特，如果你從阿默斯特託事會上脫出身來，我就給你10美元的禮金。」(12)在1921年，他必須攤牌了——擬請他當耶魯大學校長的初步打算擺在他面前。他拒絕了，並說自己不是耶魯大學的校友，缺乏特殊的訓練。但是，這個藉口是很站不住腳的。此後，有好幾個月他的情緒一直很壓抑。阿默斯特學院和芝加哥大學想請他，也一樣沒有成功。

  莫羅真正熱衷的是政治。他對當摩根合伙人有所顧忌，是怕這個經歷成為從政的阻力——事實說明這個擔心還真沒錯。英國報界巨頭比弗布爵士曾經對他說，他要是英國人，早就是內閣成員了。這句話常在莫羅耳邊響著，折磨著他。(13)開始，卡爾文·庫利奇的當選似乎是天賜良機，莫羅也曾被徵求過擔任財長或其他職務的意見，但是都未成為現實。他的女兒說：「我媽媽非常不安，感到很難受。她認為我父親並沒有開口有求於人。」(14)莫羅曾經教導子女服從「第六條規則——對自己的事不要太介意！」(15)可是，莫羅夫婦對遭受的每個挫折，都難於處之泰然。

  人們猜測庫利奇對莫羅保持一定的距離，是為了自我保護。摩根銀行和洛克菲勒的公共關係諮詢專家艾維·李寫道：「自從庫利奇當上總統以後，莫羅先生理所當然成為白宮的常客。總統經常徵求他的意見，這是公開的秘密。」(16)相反，哈羅德·尼科爾森聲稱在1923年至1929年期間，總統只給莫羅打過一次電話。莫羅的檔案表明，實際情況介乎兩者之間，而尼科爾森的說法較為準確。庫利奇曾經想請莫羅而不是帕克·吉爾伯特當德國的總代理，只是在美國駐德國大使提醒他以後才未堅持。顯然，庫利奇的某些顧問擔心他會沾上與摩根合伙人有關係的污名。

  也許是為了緩和輿論，庫利奇在1925年任命莫羅主持一個委員會，研究飛機在國防中的應用問題。庫利奇是在1925年就職數天後給莫羅的信中第一次提及的，但是莫羅是9月份在星期日的報紙上正式看到的。莫羅委員會為陸軍和海軍使用飛機制定了計劃。1925年，丹尼爾和哈里·古根海姆建立了一個300萬美元的特別基金，來推動航空業。他們是德懷特在搞肯尼科特銅業時的老朋友。他們通過莫羅使庫利奇代表政府接受了這些錢，以加速飛機的發展。

  德懷特·莫羅在航空委員會任職期間，和年輕的小查爾斯·林德伯格交上了朋友。事實上，莫羅的檔案表明，林德伯格乘坐「聖路易斯精神」號飛往巴黎的歷史性旅行，最後都是摩根合伙人付的錢。根據原來的方案，林德伯格計劃競爭25000美元的奧泰格獎，這是為獎勵紐約和巴黎之間首次直達飛行而設立的獎金。這一航程的費用本來應該是自己支付的。林德伯格出資2000美元，聖路易斯的許多贊助者每人加了1000或500美元。在聖路易斯一家銀行提供的15000美元貸款的基礎上，他們一共認捐了8500美元。後來，林德伯格為了搶先第一個越過大西洋，他決定不能按照奧泰格獎的要求再做推遲，放棄了機會。1927年6月，聖路易斯的一位贊助者——經紀人哈里·奈特告訴莫羅，這次歷史性飛行的實際費用在16000和17000美元之間。摩根合伙人捐了10500美元，不僅償還了銀行貸款，而且還允許林德伯格拿回他本人的2000美元投資。

  林德伯格旗開得勝，來到華盛頓，庫利奇邀請他到杜邦環形交道口的臨時白宮作客。總統看到，林德伯格名聲大噪，因之可以成為新興航空工業的主要力量，故而也把莫羅夫婦一起請來。莫羅和林德伯格一見如故。作為丹尼爾·古根海姆航空促進基金的託管人，莫羅向哈里·古根海姆引見林德伯格。古根海姆贊助過林德伯格乘坐「聖路易斯精神」號進行為期3個月的旅行。莫羅成為林德伯格的私人財務顧問。

  當莫羅夫婦在臨時白宮下榻時，庫利奇試探過德懷特是否願意當墨西哥大使。德懷特在華爾街23號已經心煩意亂，顯然已經告訴庫利奇他願意離開。一個月以後，聘請他出任大使一事正式確定。這個位置不只是對老朋友一種姍姍來遲的表示，而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任命。庫利奇後來說：「很難想像還有比這個任命更加困難的了。但是，除非是真刀真槍的實戰，否則莫羅先生從來就感到索然無味。」(17)

  美國天主教徒和石油業人士都煽動要和墨西哥斷絕外交關係，有些人主張軍事入侵。國務卿凱洛格早已譴責普盧塔科·埃利亞斯·卡列斯政權為「布爾什維克式威脅」。(18)在美國人的眼裡，墨西哥已是罪行累累。它把教會的財產收歸國有，關閉天主教學校，拒絕外債還款違約，堅持要求石油公司交出產權，以換取政府的特許權，而且還沒收美國所有的土地而不給補償。報上認為墨西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頭號問題。

  對莫羅的任命是一個富有靈感的選擇。庫利奇壓力很大，必須做出驚人之舉，他果然這麼做了。沃爾特·李普曼盛讚此舉，稱之為「近年來最不同尋常的任命」，並且出力使之獲得參院外交委員會的通過。(19)作為對拉丁美洲貸款的專家和美元外交的反對者，莫羅曾緩和了華爾街對拉丁美洲債務國慣常的粗暴態度。在1921年的食糖大災難期間，古巴威脅對國外債券違約，這一災難幾乎使擔保信託公司垮台。莫羅的功勞是沒有讓海軍陸戰隊捲入。他寫道：「難道有人認為要是別人欠他錢而還不起，把那人殺了就會有利可圖嗎？」(20)莫羅主張做外交工作而不是武裝干涉，這在當時是很開明的態度。

  貝蒂·莫羅對這一任命既激動又不快。莫羅夫婦剛剛決定在恩格爾伍德建造一幢新房子，她不希望他們的生活遭此折騰。她本人不認為庫利奇是一位超驗哲學家。「打擊來了！庫利奇總統今天寫信請德懷特出任駐墨西哥大使，而他準備接受。這是一份苦差事，沒有多少榮譽，而且為時已晚。……庫利奇不再競選，但是德懷特卻去為他幹這份苦差使，並且沒有得到報償的機會。真有趣！」(21)貝蒂挖苦地告訴朋友們說，庫利奇就像一個父親那樣，把值錢的禮品都給了別人，而最後把一個小小的馬口鐵口哨扔給了德懷特。

  莫羅對墨西哥十分悲觀，私下說，他最多也只能做到不讓墨西哥成為頭版頭條新聞。拉蒙特勸他不要接受這個職位，說總統大選將臨，局勢動盪，此時受命時機不好。朋友們意見都很一致，德懷特居然丟掉摩根合伙人的地位而去接受這個危險的職務，大家為之大驚失色。連林德伯格也疑慮：「就我在邊境上有限的所見而言，這個工作是相當困難的。」(22)

  墨西哥人對莫羅也存有戒心，認為他將充當紐約銀行的代理收款人。他們哼起順口溜：「莫羅先行，大兵將臨。」可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拉蒙特領導的「墨西哥問題銀行家委員會」感興趣的不是軍事行動，而是和平談判，以便使它恢復還款。他們希望墨西哥穩定，而不是更加動亂。最後，德懷特令墨西哥人是大喜過望，而摩根財團則感到被出賣了，心中很不是滋味。

  作為駐墨西哥大使，德懷特獨創了在拉丁美洲的英美派使節的新風格——熱情、健談、視墨西哥人為同僚，而非任性的兒童。他一到那兒就對當地美國商會說，他們應該尊重墨西哥的主權（他不無尷尬地寫信給白宮，要一幅庫利奇的像掛在他的書桌後面的牆上——這又暗示了他和總統之間的「親近」）。莫羅和卡列斯總統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時常去拜訪他，就像老朋友一樣。他們經常在卡列斯的牧場共進早餐，或者一起參觀墨西哥的大壩和灌溉設施。莫羅友好信任的態度和他的前任詹姆斯·謝菲爾德形成鮮明的對比。謝菲爾德對非白種人擺老資格，對墨西哥採取咄咄逼人的入侵架勢，刻意為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服務。

  莫羅不僅尊重墨西哥的文化，而且喜歡這個民族悠閒自在、不拘禮節的習慣。他和貝蒂在亞熱帶小鎮庫埃納瓦卡的別墅卡薩馬紐納度周末。這座別墅俯視兩座火山，裡面擺滿了墨西哥的陶器和印第安人的工藝品。莫羅委託墨西哥左翼壁畫家迭戈·里維拉在科爾特斯宮畫壁畫，包括一幅革命家薩帕特的畫。為了改善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關係，他甚至把威爾·羅傑斯請來，和他以及卡列斯一起旅行。羅傑斯來了以後，莫羅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唱的跳的是清一色的墨西哥歌曲和舞蹈。席間熱情洋溢的莫羅對羅傑斯說：「你能想像和這樣的人民打仗嗎？」(23)

  有時候莫羅在墨西哥人中間似乎比在美國人中間還受歡迎。1927年下半年，在美國關於墨西哥的公眾辯論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對卡列斯總統心懷不滿，因為總統部分地占用了他廣袤的巴維科拉牧場。那年11月份，赫斯特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聳人聽聞的文章，刻意渲染墨西哥陰謀反對美國。有些觀察者認為，赫斯特不僅在發泄對卡列斯的怨恨，而且故意給德懷特製造麻煩。赫斯特這個孤立主義者向來厭惡親英的摩根財團。1927年12月9日，赫斯特在26家報紙載文，煞有介事地概述了墨西哥企圖以100多萬美元賄賂4個美國參議員。後來被揭露出來這些文件是偽造的，但是在當時卻損害了美國與墨西哥的關係。

  莫羅在去墨西哥赴任之前，曾邀請查爾斯·林德伯格到他在東六十六街的公寓裡做客。根據沃爾特·李普曼的建議，莫羅提出請這位年輕的航空家駕駛著「聖路易斯精神」號飛到墨西哥，作為友好的姿態。林德伯格覺得這個主意很好。他在春天飛過巴黎，在把飛機獻給博物館之前，他想證明夜間和冬季飛行的可行性。為了強化政治信息，林德伯格建議做一趟連結華盛頓和墨西哥城的飛行。

  於是在1927年12月14日，林德伯格帶上來復槍、大砍刀和熱帶藥品，在狂風暴雨之夜騰空而起。這是在赫斯特「揭露陰謀」之後數天，美國和墨西哥關係正處於危險關頭。第二天早上太陽升起時，林德伯格穿過墨西哥萬里無雲的晨空，但是他搞不清自己的方位。他儘量降低高度，看清了旅館和火車站的名字，一閃念認為所有墨西哥的城鎮都叫「卡瓦耶羅斯」，因為他在火車站總是看到這個名字。接著他發現了托盧卡的標誌，距離墨西哥城50英里的小鎮。

  在酷熱得令人大汗淋漓的瓦爾比納機場，莫羅和卡列斯總統分享著野餐三明治和檸檬，等待著林德伯格的到來。在機場上還為顯貴專門搭了一個觀禮台。莫羅心神不定地來回踱步。當林德伯格在比預定時間晚了6個小時到達時，大約有15萬之多的墨西哥人興高采烈地奔跑過來。當林德伯格在莫羅和卡列斯的陪同下走向汽車時，狂熱的旁觀者簇擁著他們，歡呼著。貝蒂回想當時的情形，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驅車駛向大使館，大街上車子喇叭亂響，馬兒騰起前蹄，人們「爬在樹上、電線桿上、汽車頂上、屋頂上，甚至是教堂的頂上。鮮花和彩色的紙片一路撒過去。」(24)

  林德伯格在大使館和莫羅夫婦一起度過聖誕節，還讓卡列斯平生第一次坐了飛機。他還注意到德懷特的女兒安妮。她是史密斯學院四年級學生，正在那兒度假。她是一位靦腆、漂亮的女詩人。查爾斯又高又瘦，而安妮則身材嬌小苗條，眉毛像貝蒂一樣濃密。林德伯格感到高興的是，他第一次坐在她身旁時，她沒有問任何問題。這兩個羞怯的人碰到了一起，結成了牢固的紐帶。

  莫羅對他的女兒們所交的男朋友並不太喜歡——安妮和伊莉莎白交的朋友中有科利斯·拉蒙特。他稱讚查爾斯·林德伯格是個「一塵不染的好小伙子」，不喝酒，不抽菸，不找女孩子。(25)但是當安妮宣布她和查爾斯要結婚時，莫羅似乎驚得目瞪口呆。「他要和安妮結婚？我們對這個年輕人了解多少？」他問道。(26)他堅持他倆應先訂婚，更多地互相了解。儘管莫羅有點措手不及，但他還是非常喜歡查爾斯，每當談起查爾斯的飛行冒險記，他總是帶著驚奇的神色，樂呵呵的。

  1929年5月27日，安妮和查爾斯在莫羅的宅邸結婚了。這是在恩格爾伍德的一幢新的喬治亞大房子，叫明日山。這件大事使全世界都懷著極大的興趣，莫羅夫婦不得不騙一下報界，謊稱是婚禮前的招待會。甚至對客人都只說是請他們隨便來吃個午飯，打打橋牌。突然，安妮身披白色薄綢婚紗出現了，接著便是輕快活潑的儀式。直到安妮和查爾斯換了衣服，從後門溜走以後，德懷特和貝蒂才向記者發布新聞。這對年輕的新人在度蜜月期間，在牡蠣灣萊芬韋爾家小住了數日，僕人都得到警告，凡是向城裡的交易者提到他倆在此者，即行解僱。

  這是緊密、高度結合的婚姻，但是又充滿著矛盾。安妮是前摩根合伙人的女兒，吸收了她父親的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查爾斯的父親是明尼蘇達人民黨國會議員，在1924年去世。他曾煽動了普約聽證會，猛烈攻擊貨幣托拉斯以及摩根和聯儲銀行結成陰謀小集團，指責銀行家們把美國拖入戰爭。這位議員的兒子繼承了父親對東部銀行家的猜疑，並始終沒有徹底擺脫掉。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查爾斯的孤立主義使他和摩根財團常常發生爭執，弄得安妮左右為難，痛苦不堪。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和莫羅與古根海姆兩家過從甚密，當戴維森夫婦在孔雀角開海濱招待會時，他讓客人們乘坐他的水上飛機在空中兜風，使他們夫婦倆樂不可支。

  凡是把莫羅大使看做摩根財團在墨西哥的代理人的人，勢必遭到當頭棒喝。這位大使早已另有一個單獨的政治日程，他向沃爾特·李普曼透露，他十分渴望在參議院得到一個席位。因此，他需要和銀行保持一定的距離。在1928年的總統選舉中，在共和黨的晚宴上，人們已經把他視為有希望的參議員候選人，向他祝酒。現在，莫羅如能在解決墨西哥的糾紛中，起到一個敏感的公平的仲裁人的作用，是符合其政治利益的。

  莫羅在曠日持久的石油糾紛中很快取得了成功。他為美國石油公司制定了一個巧妙的「永久特許權」方案。該方案規定就1917年以前的油井給予美國石油公司新的特許權，而墨西哥也不丟面子，保留了理論上的所有權。這種充滿理性的政治家風度使沃爾特·李普曼非常高興，他事後對莫羅說：「有些方面的人把這點歸功於你可以運用自如的某種獨特的魔術。」(27)對李普曼來說，莫羅是同代人中最有才華的社會活動家，遠遠勝過一般的政客。

  另一個重大的糾紛涉及天主教會。卡列斯曾試圖把教會的土地收歸國有，結果發生了暴力的天主教民兵運動，表示抗議。墨西哥的部分地區處於戰爭狀態，千千萬萬的人在教會的旗幟下遊行。莫羅悄悄地讓沃爾特·李普曼入境，進行秘密的外交活動。雙方經談判達成了妥協，卡列斯同意不干涉教會，而墨西哥的牧師也同意停止抗議活動。莫羅和李普曼把這個交易兜售給了梵蒂岡，問題得到解決，教堂重新開放。一天早晨，在庫埃納瓦卡，貝蒂和德懷特被教堂的鐘聲喚醒了。德懷特笑著說：「貝蒂，我已經把教堂打開了。現在你可能希望我把它們重新關閉。」(28)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莫羅最感頭痛的事情是外債。到1928年，墨西哥拖欠還款已有14年，由於石油收入減少，預算情況惡化，各銀行都完全失去信心，不知道墨西哥將如何來滿足所有的債主。這個國家拖欠由拉蒙特代表的外國債券持有人的錢，以及美國西部鐵路和國內貸款者的款項。拉蒙特認為他所代表的20萬債券持有人應該具有優先權。他的理由是，他們耐心地等待還款已經有好多年了。相反，莫羅贊成根據破產清算的模式，對所有的債權人採取綜合解決的辦法。他擔心如果墨西哥對個案單獨處理，則其承諾的付款數額會超過兌現的能力。對拉蒙特來說，一次性的大動作是不切實際的夢想，只能損害他的債券持有人的利益。而且做起來如此複雜，以致誰也拿不到錢。

  莫羅和拉蒙特頓成冤家，情緒激昂。雖然拉蒙特永遠不會承認，但是他對莫羅私下懷有保留意見。他後來把莫羅抬得很高，稱讚他為「才華橫溢，異想天開，招人喜愛」，然而他認為莫羅的「聖人」名聲卻名不副實。這裡或許也有嫉妒的因素，拉蒙特感到莫羅威脅到他自己作為領銜自由派銀行家的形象。對於哈羅德·尼科爾森寫的莫羅傳記，拉蒙特擺出他是莫羅朋友的架勢，交給尼科爾森一份125頁的關於初稿的評論，批評他對主題的理想化處理。莫羅和拉蒙特也許太相似了，互相之間誰也完全騙不了誰。他們誰也不想承認自己有多麼老於世故，多麼雄心勃勃。

  很難弄清楚的是，拉蒙特究竟是認為莫羅在墨西哥債務問題上的立場是使他擺脫和華爾街23號關係的政治策略，還是只有脫離現實的教授才會支持的堂吉訶德式的計劃。無論如何，到1929年，拉蒙特決定和由莫羅倡議的國務院的債務綜合解決方案決裂。他在華爾街23號散發了尖刻的備忘錄，譏諷地稱莫羅為「大使」。他警告說，國際墨西哥債權銀行委員會「決不會滿足於在一年中無所事事，而讓大使去完善政府的索賠」。幾天以後，他告訴合伙人，他將「無視大使的態度」，(29)計劃單獨和墨西哥達成交易。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法律顧問、莫羅的好朋友喬治·魯布利後來說：「拉蒙特先生寧可碰運氣，搶在別人前頭抓住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也不情願在總體解決上合作。」(30)

  拉蒙特儘管可親可愛，但是如果誰觸怒了他，他也會很不客氣。他試圖想以一個漂亮的辦法來「搞掉」莫羅，同時卻顯得在幫助他。1929年11月，他讓馬丁·伊根向胡佛總統面呈一信，推薦莫羅擔任國防部長。拉蒙特強調莫羅對此要求一無所知，言外之意是要胡佛對這個建議保密。但是，他也懷疑此計是否能夠成功，因為面對莫羅的足智多謀，胡佛會立足不穩。拉蒙特說：「德懷特如此聰明，他會在（總統）周圍的圈子裡遊說。」(31)卡爾文·庫利奇先前已曾要求胡佛任命莫羅當他的國務卿，遭到拒絕。胡佛並沒有上拉蒙特的鉤。總統和莫羅相當接近——他們每周會晤好幾次——他不想提攜一位潛在的政治對手。

  就在當月發生了兩件事，拉蒙特的努力也就沒有必要了。11月12日，胡佛任命莫羅代表美國出席即將在倫敦召開的海軍會議。當月下旬，新澤西州州長拉森問莫羅是否願意臨時接替沃爾特·埃奇參議員，因為他在參議院的任期未到，而剛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後來達成協議，由戴維·貝爾德占據參議員的席位，但是如果莫羅意欲在春天競選共和黨的提名，貝爾德將退出。這就更加刺激莫羅在債務問題上反對拉蒙特，從而消除了他先前的摩根合伙人身份為競選帶來的隱患。

  在12月份，莫羅和拉蒙特之間一直十分燙手的政治糾紛開鍋了。此時，自由派行善者莫羅已經達到這個地位，自命為墨西哥財務問題的老大。這位曾經阻止海軍陸戰隊捲入的人現在已經在仔細審查墨西哥的預算。當拉蒙特的助手弗農·門羅碰到莫羅，他看到這位大使竟想如此深入地左右墨西哥的金融政策，不禁大吃一驚。據門羅說，莫羅要削減墨西哥的預算，辦法是「徹底取消法院，從教育撥款中削減250萬比索，公共衛生削減100萬比索，統計削減250萬比索，交通大約削減400萬比索」。(32)德懷特似乎在幫助墨西哥兄弟的幌子下，屈從於干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幻想。

  五六月間，在新澤西州舉行的共和黨參議員提名的角逐中，莫羅仍然是墨西哥大使，並且以此身份跟蹤債務問題。後來，競選中的失誤急劇地削弱了他在這個職務上的影響。他在出席倫敦海軍會議期間，墨西哥的武官亞歷山大·麥克耐伯上校發表了一番演說，大肆稱讚莫羅在墨西哥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他實際上講出了拉蒙特的觀點——莫羅對墨西哥國內事務上的干預，超過任何一位華爾街的銀行家。麥克耐伯談起莫羅說：「墨西哥沒有哪個政府部門未得到莫羅的諮詢和指點。他把財政部長放在他的翼下，向他傳授金融知識。」(33)這使墨西哥的官員顯然成了大使的傀儡，墨西哥的報界把這個講話當成醜聞。從此以後，莫羅在墨西哥的影響便大大遜色了。儘管如此，他還是贏得了共和黨的提名。

  在1930年夏天，莫羅還是經常飛到墨西哥去提供債務上的諮詢意見。莫羅和拉蒙特的分歧引起了彼此間言辭刻薄的攻擊。莫羅不斷地敦促拉蒙特教訓墨西哥財政部長，注意日益增長的預算。拉蒙特真的這麼做了，過後又很後悔。在7月24日的信中，他壓抑心中對莫羅的鄙視，寫道：「我有一個感覺，你有點討厭我們這裡的思維過程，我們無法完完全全地採納你的觀點，這使你真的感到非常不快。」他提到他和財長的一次談話：「他很客氣地回敬我說，此事我管不著……親愛的德懷特，你可能有什麼手段迫使財長把他今後幾年的預算的準確情況都告訴你，但是我得承認本人在這方面無能為力。」最後，拉蒙特不客氣地警告莫羅躲得遠一點，不要干預他對墨西哥債務問題的處理：「我希望你讓開，此事任其如此，而不要讓人感到你的使命是破壞這個計劃。」(34)莫羅冷冷地答覆說墨西哥已經破產，應當平等地對待各個債權人。他警告拉蒙特說，如果他一意孤行，他最終必須和國務院去交涉。(35)

  拉蒙特寫信給莫羅的次日，不等回信，就和墨西哥商會的代表在華爾街23號簽了一個單獨的協議。這使墨西哥的債務將近減少了一半，一下子就從5.08億美元降至2.67億美元。莫羅的威脅亦非戲言，他叫墨西哥推遲認可，但是他對卡列斯的繼任者——帕斯卡爾·奧爾蒂斯·魯維奧總統的影響已經大大減弱了。結果是，這兩位摩根人白白爭執了一番。墨西哥一再推遲償還日期，後來整個笑劇到1932年就徹底倒台了。要不是此事把拉蒙特搞得精疲力竭，使墨西哥的小額債券持有人一貧如洗，結局也不會如此可笑。到1941年，墨西哥的債務已經縮小至4960萬美元，為原來數額的十分之一。

  雖然莫羅此時已經和摩根財團徹底脫鉤，但是他與摩根的關係在那年秋天的參議員競選中仍然騷擾著他。新澤西州一家報紙這樣描繪其對手的策略：「要把大使在新澤西州選民面前表現為大企業利益的工具和傀儡，把他的候選人資格描繪成華爾街通過美國參議院來奪取總統位置的陰謀。」(36)

  莫羅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他失眠、頭痛，競選搞得有氣無力。尼科爾森暗示他有酗酒問題。無獨有偶，禁酒成為競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莫羅毫不迴避問題，成為主張乾脆撤消第18條修正案[26]的第一個聯邦官員。

  他似乎又一次被雄心驅使而動，參議員的競選令他如坐針氈。貝蒂在日記中記載說：「德懷特太累了，太沮喪了，也因為陷入參議員競選的圈套而狂怒。他精疲力竭，他不想當了，但願他會輸。」(37)命運設計了新的辦法來懲罰他，使他在11月份以壓倒多數的選票，大獲全勝。

  莫羅當上參議員以後，似乎被幾年來積累起來的沉重的負擔壓彎了腰。他很快就使自由主義的崇拜者大失所望。他不顧大蕭條，投票反對食品救濟、軍人的獎金法案和強化公用事業的法規。一位新聞記者不禁宣稱，他不到3個月就把一生自由主義的名聲喪失殆盡。(38)這種評論刺痛了莫羅，他處理問題徹底而執著，但在其複雜性中不能自拔。他通宵達旦地讀關於失業的大卷著作，貝蒂提醒他睡得太少了。他說：「廢話，大多數人把睡眠的作用擴大了。如果我能足足地睡上兩個小時，就行了。」(39)1931年，他們在家慶祝7月4日獨立日，莫羅注視著他那恩格爾伍德宅邸的草坪，悲哀地對他的女婿說：「查爾斯，千萬不要讓自己憂慮。憂慮傷神哪！」(40)

  9月，莫羅和貝蒂在緬因州的遊艇上與報紙出版商羅伊·霍華德共進午餐時，發生了輕度的中風。但是，他無法中止必不可免的活動，或者放慢他疲憊的步伐。1931年10月2日，他乘火車從華盛頓到紐約，徹夜未眠，他對一位旅客說：「我老是醒著想，這個世界真是一團糟。」(41)那天，他在恩格爾伍德宅邸舉行了一次政治招待會。他和4000人一一握手。他的右手起了水皰，只得用左手。三天以後，德懷特·莫羅發生腦溢血，一眠不起，享年不到60歲。這個曾經因為夢見自己豪富而坐立不安的人，光是對慈善事業的遺贈就達100萬美元。

  哈羅德·尼科爾森寫的墓志銘模稜兩可，但頗為得體：「他表現出瘋狂或是癲癇之態，或是某種異乎人情和有悖常理的東西……他有超級罪犯的心態和聖人的特點。毫無疑問，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42)然而，尼科爾森又用遠非如此寬容的判斷，把上面這番定論打了個折扣：「莫羅是個狡猾而自私的暴發戶，他酗酒而亡。」(43)

  從一個方面來說，命運對德懷特·莫羅是仁慈的。莫羅死後5個月，他的孫子小查爾斯·林德伯格被人在他新澤西州的霍普韋爾附近的家中綁架了。摩根財團設法幫助解決這個有名的案子。傑克·摩根探聽出一個地下合同，摩根銀行掌握了各個來源的消息，包括一個看手相者。銀行還捆好了贖金，標上號碼，林德伯格的同事約翰·康滕醫生通過一堵黑暗的墓地的牆，把錢給了綁架者。兩個月以後，小孩的屍體在一個樹林裡被發現了，此時安妮和林德伯格已搬到莫羅在恩格爾伍德的房子裡，即明日山。報界和痛苦回憶的騷擾，使他們在1939年移居英國。他們住的房子「長穀倉」，是安妮父親的傳記作者哈羅德·尼科爾森擁有的一幢肯特式茅草屋頂的別墅。

  林德伯格綁架案使摩根財團大駭。此後，一支由250名保鏢組成的隊伍保護著摩根合伙人的家屬，他們的許多孫子孫女都記得，他們是在魁梧的武裝警衛的包圍里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