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營(1942)
2024-10-10 21:44:05
作者: (美)傑米·福特
第二天,亨利裝作生病,連飯都拒絕吃。但他知道,他也只能騙這麼久——如果他騙到了她的話。也許他並沒有騙到,母親只是足夠好心,所以忍了他裝出來的那些症狀。還有他用來解釋拜查斯所賜的——青紫的眼睛和擦傷的面頰——的藉口。他告訴她,那些傷是因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沒有再詳細講。只有當母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幫凶時,他的詭計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趕走自己的好運。
所以,在周四的時候,亨利做了他整周來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開始準備回學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級課堂上,獨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親沒有問他是不是感覺好點了。她知道。父親喝著一碗粥,看著報紙,為日本在巴丹半島、緬甸和索羅門群島的一系列勝利而煩躁不安。
亨利盯著他,但一言未發。即便允許他和父親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一個字。因為惠子一家被帶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麼也沒做。但最後,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麼。不關心?既然別人也都漠不關心,那麼,他怎麼能責怪自己的父親?
父親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報紙,看著亨利,亨利還是一眨不眨地盯著他看。
「我有東西給你。」父親把手伸進襯衣口袋裡,拿出一個胸章。這個胸章上寫的是「我是美國人」,紅白藍三色的粗體字。他把它遞給亨利,可亨利瞪著他,沒有伸手去接。父親平靜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從西雅圖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還是戴上它。」母親說著,盛了一碗稠稠的、滾燙的、冒著熱氣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個詞:疏散。即便是母親用廣東話說出來的,這個詞仍然毫無意義。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疏散?惠子,從他的生活中被帶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進拳頭裡,匆匆拿起書包,衝出了門。他面前的那碗熱氣騰騰的粥一口未動。他連「再見」都沒有說。
在去學校的路上,上中國人學校的那些孩子們路過的時候,都沒有嘲笑他。他臉上的表情一定帶著警示。也許,他們也因為幾個街區外日本城的那些空無一人的、用木板封起來的建築而嚇得沉默了。
離家幾個街區後,亨利找到最近的一個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滿溢出來的垃圾堆上——那裡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戰事的碎瓶子,還有四十八小時前因為疏散事件而歡呼雀躍的人群所舉的手寫標語。
那天在學校,沃克太太沒來,所以他們有了一位代課老師,迪肯斯先生。新老師布置當天的作業時,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於猜測他們可以逃脫掉多少,只有亨利獨自一人坐在教室後面。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許他已經消失了。沒人理會他,沒人和他說話,他對此深表感激。
可是,飯堂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蒂太太對於惠子的離開好像真的很惱火。亨利並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為什麼——是認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還是僅僅因為她不得不在廚房掃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她一邊從廚房端出午餐的最後一鍋肉菜——被她稱作「卡次萊次雞肉」——一邊輕聲咒罵著。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麼意思,聽上去像是日本菜。不過,是美國化了的日本菜。裹了麵粉炸成的雞扒,帶著棕色的肉汁。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錯。聞起來也很不錯。「讓他們嘗嘗,看他們會怎麼說。」這是她拿著煙晃出門去之前,滿腹怨氣地說出的唯一一句話。
不知亨利的那些學校同學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們當中並沒有人注意到,也沒有人介意。但這個反諷像一把錘子般敲醒了亨利。他微笑起來。他意識到,比蒂太太並不只是他所見到的那樣。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們並沒有什麼驚喜可以給亨利。
「看,他們漏了一個!」亨利給一群四年級的孩子盛菜時,他們嘲笑他道,「誰去叫當兵的來,有人跑出來了!」
亨利沒戴他的胸章。既沒有戴舊的那個,也沒有戴新的那個。兩個都沒有什麼用。還會有多少這樣的日子?他想。謝爾登說過,戰爭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那我還需要忍受多少這樣的日子?
仿佛一名禱告者得到的是一個殘忍、復仇心重的上帝的回應,查斯出現了。他把托盤滑到亨利面前:「他們把你的女朋友帶走了,亨利?也許現在你要學會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敵人混在一起。骯髒的、背後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們的食物里下毒了。」
亨利舀起滿滿一大勺雞肉和肉汁,彎起胳膊,盯著查斯那凸起的、猿猴般的額頭。就在這時,他感到粗粗的、臘腸般的手指握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後拽去。他抬頭一看,比蒂太太正站在他後面。她從他手中拿過大勺,盯住查斯。「一邊去,今天的飯不夠了。」她說。
「你什麼意思?還有這麼多……」
「今天廚房不對你開放。給我走開!」
亨利抬起頭,他所看到的只能形容為比蒂太太的「戰爭臉」。表情嚴厲,就像你在新聞紀錄片所看到的正在接受訓練的士兵,以屠戮為業的他們臉上才有這種冷酷無情的神態。
查斯看上去就像是一條犯了錯被抓現行的小狗——灰溜溜地拿起空托盤走開,還故意把一個小孩擠到一邊。
「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小子。」亨利回去給隊伍里最後幾個孩子盛午餐時,比蒂太太說。那些孩子似乎很高興看到學校惡霸被挫了威風。「你想在星期六掙點錢嗎?」這個臃腫的廚娘問道。
「誰?我嗎?」亨利問。
「沒錯,你。你星期六還有別的活兒要幹嗎?」
亨利搖搖頭表示沒有,他有點迷惑,又有點怕這個坦克般的、剛剛在查斯的粗棉褲上蹬了一腳的女人。
「我被叫去幫忙建一個餐廳——當軍隊的民間承包商——我可以帶一個肯幹活而且知道怎麼做事的人幫我。」她看著亨利,他似乎還不能確信自己聽到的是什麼,「有困難嗎?」
「沒有。」他說。他確實沒有。她做飯,亨利做準備工作並分發食物、打掃衛生。這份工作很辛苦,但他已經習慣了。雖然她讓他這麼辛苦地在學校飯堂里工作,但她從沒對他說過一句刻薄話。當然,她也從不會說出什麼好聽的話。
「那就好。星期六早上九點,我們在這兒見。不要遲到。我會付給你每小時十美分。」
有錢掙當然好,亨利想,他的腦子裡還暈乎乎地想著查斯灰溜溜夾著尾巴離開的樣子。「我們去哪兒工作?」
「和諧營——在塔科馬附近的皮阿拉普露天集市。我覺得你應該聽說過這個地方。」她盯著亨利,和往日一樣面無表情。
亨利精確地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那天他回家後已經在地圖上找到了它。我會準時到的,星期六上午,九點整。就算錯過全世界,我也不會錯過這個點——亨利本來想這麼說,但最終他只說了聲「謝謝」。
不知比蒂太太是否了解這對於亨利來說意味著什麼,反正她沒有表現出來。「他們在那兒……」她抓起一本書和火柴,帶著她的午餐走出了門,「幹完了這裡的活兒叫我。」
星期六到來的時候,亨利樹立了一個目標,一個任務:他要找到惠子。然後呢,誰知道該怎麼辦?他會想出辦法的。
亨利並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比蒂太太的意圖,但他也絕不敢開口詢問。她是一個如大山般令人生畏的女人,而且少言寡語。不過,他還是十分感激她。他告訴自己的父母,她付錢給他,請他星期六到廚房幫忙。他所說的並不完全是事實,但也並不是謊話。他將在南邊四十里外的和諧營廚房給她幫忙。
比蒂太太開著一輛紅色的普利茅斯敞篷小貨車過來的時候,亨利正坐在廚房門外的長凳上。看上去這輛古舊的車剛剛洗過,但因為街上是濕的,所以它巨大的白壁輪胎上濺滿了泥點。
比蒂太太把一個菸頭扔進最近的水坑裡,看著它發出噝噝的響聲。「上車。」她噼噼啪啪地搖上窗戶,整輛貨車都隨著她粗壯多肉的胳膊而咯吱作響。
你也早上好,亨利一邊繞過貨車的頭部一邊想,心裡盼著她的意思是讓他坐到副駕駛座上,而不是坐到後車斗里。他朝貨車車斗里偷偷瞟了一眼,只看到一塊油布遮蓋著一些盒子形狀的東西,用一條粗繩子捆在一起。亨利迅速地跳到了車位上。亨利的父母雖然總算攢夠了買一輛車的錢,但他們終究沒有買車。現在汽油正實行配給制,買車沒有什麼意義,這是亨利父親的觀點。於是,他們還是乘坐交通馬車,或是公共汽車。在極少數情況下,他們會搭金嬸嬸的車,不過如果是去參加誰家的家庭活動,比如婚禮、葬禮或是黃金生日[1],或是某個老親戚的紀念日,那通常都是搭金嬸嬸的車去了。坐在車裡總讓人感覺時髦和興奮,無論車將駛向何方,或是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抵達目的地——都會讓他心跳加速,像今天一樣。或者,是因為將見到惠子的念頭讓他變得如此激動?
「路上的時間我不付費給你。」
亨利沒搞明白這是個問句還是陳述句。「好的。」他說。只要能去我就很高興了。事實上,我願意義務勞動。
「軍隊的人不付給我差旅費,只是每次都給我加滿油。」
亨利點著頭,好像完全理解。亨利感覺,比蒂是受僱於那個食堂,好像還是兼職。
「你是軍人嗎?」亨利問道。
「商船隊。我爸在那裡,不過,是在它被海事委員會稱作這個名字之前。他是弗林特城市號汽輪上的首席廚師——只要他在港內,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給他幫忙。採購清單、菜單設計、準備,還有儲存。我甚至在一次他們去夏威夷的時候跟著去了兩個月。他過去總叫我『小影子』。」
亨利真難想像比蒂太太跟「小影子」能扯上什麼關係。
「後來我就很擅長這一切。他那艘舊船停在港內的時候,他總要叫我過去幫忙。他最好的朋友,那艘船的乘務員——他其實是我的叔叔,你會喜歡他的——他也是中國人。那些船上都是這樣,所有的廚師,不是黑人就是中國人,我感覺是這樣的。」
這吸引了亨利的注意:「你常見到他們嗎?」
比蒂太太盯著前方,咬了一會兒嘴唇。「他以前總是從澳大利亞、紐幾內亞這樣的地方,給我寄來明信片。現在我再也收不到了。」她的嗓音因哀傷而顫抖,「我爸的舊船兩年半前被德國人逮住了。我收到過他從某個戰俘營的紅十字會寄來的一張照片,開始還收到過幾封信,現在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他的消息了。」
我很難過,亨利想,但他沒有說出來。比蒂太太有自說自話的本事,他已經習慣了做安靜的一方。
她清清喉嚨,鼓鼓腮幫子,然後把抽了一半的煙扔到窗外,又點起一支。「總之,那裡有人知道我擅長給一大群人做飯,而且我能掌握好為小孩子做飯的分量,所以他們就給我打了電話,我可不能說不。」她看看亨利,好像這是他的錯一樣,「所以,我們就去了。」
他們就這樣去了。在比蒂太太的小貨車裡,沿著高速公路顛簸向前,經過塔科馬南部連綿不絕、塵土漫天的農場耕地。亨利琢磨著比蒂太太和她那失蹤的父親,盯著那些土地上的奶牛、馱馬,它們都比他所見過的更大、更壯。這才是真正的傳統農場,可不是西雅圖許多人家的房子前院和角落裡的戰時菜園。
亨利不知道會看見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裡會和比蒂太太的父親被關押的那種地方一樣嗎?不會那麼糟糕。他聽說和諧營只是一個臨時的安置點,等軍隊在更靠近內陸的地方找到修建永久性營地的地方和方法之後,就會搬走。永久性。他不喜歡這個詞的聲音。而且,他們一直把那種地方稱作「營」——這是聽起來很好的一個詞,但連亨利都知道這種「好」可能是假的。不過,美麗的風景和鄉村讓他又燃起了希望。他從未參加過夏令營,但他曾在《男孩生活》上看到過一幅照片——落日時分,鏡子般平靜的湖面旁,立著一座小屋。有篝火,有人在釣魚。人們盡情歡笑,無憂無慮,樂在其中。
皮阿拉普是個極其少見的精緻小鎮:一個小小的農耕社區,周圍環繞著大片的綠地和水仙花。金色的田野上零星點綴著綠色的溫室,遠處地平線上是覆蓋著積雪的雷尼爾山脈。他們駛上主幹道,經過一排排工藝風格的住宅[2],朝先鋒公園駛去。他們看到許多商店櫥窗里都有標語:「小日本滾回老家去!」這些標語清楚地說明,和諧營不是夏令營。沒有人能夠想什麼時候回家,就什麼時候回家。
亨利搖下車窗,聞到了刺鼻的馬糞味道,或者是奶牛?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區別嗎?就他判斷,這樣的惡臭也可能來自山羊或公雞。總之,這和西雅圖清爽的、帶著鹹味的空氣大相逕庭。
在接近皮阿拉普鎮中心的地方,他們駛進一片寬闊的碎石路面停車場。亨利敬畏地看著這個華盛頓州露天集市上那些長長的馬廄和穀倉。巨大的穀倉讓他可以判斷出這裡完全屬於農村。他從沒來過這樣的集市,這地方比他想像的大得多。整個露天集市區域,可能等於甚至大於整個唐人街。
他看到一座需要重新漆油漆的木製大型露天競技場,又似乎是進行馬術表演或某種牲畜展覽的地方。在那後面,是一片開闊地帶,成百上千個雞舍般的小屋排列成整齊的一隊一隊。而那整片區域四周,是用帶刺的鐵絲網圍欄圍起來的。
然後,他看見有人從這些小房子裡進進出出。深色的頭髮,黃褐色的皮膚。隨後他注意到了圍欄附近的高塔。即便是從遠處,他也能看到那裡的士兵和機槍。暫時關閉的掃射燈,正對著下面開闊的場地。亨利已經不需要再去看那布有帶刺鐵絲網的、有士兵守衛的大門上方的標誌。這裡,就是和諧營。
亨利從沒去過監獄。他只陪父親去過一次市政廳——為了拿一個集會許可。那裡的肅穆氛圍驚駭到了他。大理石的外牆,冰涼的花崗岩地磚——每樣東西都富有質感,既給人以鼓舞,又讓人感到震懾。
當他們從兩扇巨大的金屬大門之間駛進圍欄時,亨利又有了那樣的感覺。兩扇門上都覆蓋著嶄新的帶刺的鐵絲網,還有一排線圈,上面的突起像廚房用的尖刀一般鋒利。亨利僵直地坐在那裡,恐懼不已。當一個軍警走到車窗邊檢查比蒂太太的證件的時候,亨利一動也不敢動。他甚至沒敢低頭看看「我是中國人」胸章是否足夠顯眼。這個地方,有些像我這樣的人進去了,就不能再出來了,他想。即便我是中國人,也只不過是又一個日本戰犯。
「這個小孩是什麼人?」士兵問道。亨利看著這個穿軍裝的男人。他其實還不太能被稱作男人——更應該算是男孩,滿臉長著青春痘。對於被發配到這樣的一個地方,他看上去似乎並不緊張。
「他是廚房雜工。」不知道比蒂太太對於把亨利帶進和諧營是不是感到擔心,至少她沒有表現出憂慮,「我帶他過來打下手,幫我搬搬上菜托盤之類的。」
「你有證件嗎?」
他們就是要這樣拿住我,亨利想,他看看那帶刺的鐵絲網,想著自己會被分配到哪間雞舍里。
亨利看著大胸脯的女廚師從座位下面拉出一小張文件。「這是他的入學註冊書,證明他是廚房雜工。這是他的注射記錄。」她看看亨利,「這裡的每個人都必須先打傷寒疫苗,但我查過,你已經打過了。」亨利並沒完全聽懂,但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對自己被送到那所愚蠢的學校突然生出感激之情。感激這幾個月來被發配到廚房去勤工儉學。如果不是必須在廚房工作,他永遠走不到這一步——離惠子如此之近。
士兵和比蒂太太爭執了一陣,強大的那個人——或者應該說,那個女人——勝利了,年輕士兵朝她揮揮手,讓她通過了大門,來到下一個等候區,在那裡,其他的貨車正在卸貨。
比蒂太太把車倒進一個上貨點,拉起手剎。亨利下車後,踏進了一片深及腳踝的泥潭裡,每次提腳和落腳都發出吧咂吧咂的聲音,最後終於走到一排臨時充作跳板的小板子上。他一邊走,一邊在板子上擦腳,竭力想甩掉腳上的泥巴。他跟著比蒂太太走進最近的一棟樓里,每走一步,濕襪子和濕鞋子都發出咕嘰咕嘰的聲音。
一路上,亨利聞到了做飯的味道。那味道並不太令人愉悅,但確實是做飯的味道。
「在這裡等著。」比蒂太太說,然後她走進了廚房裡。一會兒,她又走出來,身後跟著一個穿制服的職員。他們去到車邊,解開油布,露出下面的醬油、米醋以及其他的日本餐食必需品。
亨利和幾個圍著白圍裙、戴著白帽子的年輕人——被分派到烹飪崗的士兵們——幫著他倆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他們把東西放在一間大約有四十英尺長的餐廳里,餐廳里擺著一排排桌子和棕色的、布滿劃痕的摺疊椅。地面上鋪的織毯,斑斑點點全是在泥地里踩過的靴子留下的痕跡,還有油脂造成的髒污。亨利竟然感到舒適,他自己也覺得驚訝。和諧營令人感到壓抑,但是廚房,廚房是家。他在這裡如魚得水。
他揭開蒸屜蓋子偷看,那一排排的蒸屜有學校食堂的兩倍那麼多。顯然午飯已經準備好了。他望著裡面一堆堆潮濕的食物,有些是棕色的,有些是灰白色的——罐裝香腸、煮馬鈴薯、乾乾的不新鮮的麵包——光是那油膩的味道就讓他懷念起了雷尼爾小學的食物。比蒂太太帶來的那些調味品至少還是能起點小小的作用。
亨利看到比蒂太太和另一個年輕的士兵在核對證件和訂單表之類的。他被分派的工作是和一個繫著圍裙的士兵一道分發食物。那士兵先是看了亨利一眼,然後又驚訝地看了他一眼。是亨利的年紀還是他的種族讓這個穿軍裝的年輕人變得躊躇?不過沒什麼大不了,士兵只是聳了聳肩,然後就開始工作了。他已習慣了遵從指令,亨利猜想。
日本囚犯們排著單列縱隊進來了,他們的頭髮和衣服上都有被雨淋濕的痕跡。當他們看到亨利往他們的盤子裡所放的東西後,有幾個人急切地竊竊私語起來,有些人則陰著臉,大部分人則是皺起了眉頭。亨利感到抱歉。候餐隊伍一點點前移,亨利能看到外面有小孩子趁著父母候餐在泥地里玩耍。
「你好……」一個年輕男孩把自己的盤子滑到亨利的上菜托盤前的金屬檯面上,用日語說道。
亨利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胸章,一次又一次。每一個和他打招呼的人看上去都高興而充滿希望,然後又轉為失望,接下來是困惑。也許這是好事,也許他們會談論我,也許惠子就知道到哪裡來找我了,亨利想。
他很肯定他會在隊伍中見到惠子。每一個年輕女孩進來的時候,他的希望就會升起又落下,他的心臟像氣球一般膨脹又泄氣——但她始終沒有出現。
「你認識岡部家的人嗎?岡部惠子?」亨利偶爾這樣問道。大部分情況下,回應他的只是困惑或者不信任的表情;畢竟,中國屬於同盟國一方,正和日本在打仗。但一個老人微笑著點點頭,興奮地說著什麼。可他說的是什麼,亨利聽不懂,這個人只會說日語。老人可能確切地知道惠子在哪裡,但他沒有辦法幫到亨利。
從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一點半的兩個小時內,亨利一直在分發食物。他所站的地方是一個裝蘋果的板條箱,他站在上面才夠得到分菜托盤。快到換班時間時,他變得煩躁不安,在箱子上前前後後移動著重心。他始終沒有見到岡部一家的影子。一眼也沒有看見。
他看著走進來的人群,有的人看上去充滿希望,但食物把他們的樂觀精神清除了個乾淨,就像他們所處的環境現實已經做到的那樣。即便如此,也沒有人抱怨食物,至少沒有向他抱怨,或是向在他旁邊分菜的那個年輕人抱怨。亨利想知道這個白人士兵有什麼樣的感受,因為在這個餐廳里,他成了少數族裔——但是,在他的輪班結束後,他就可以離開了。而且,他還有一把來復槍,頂端是長長的刺刀。
「走吧,我們還要去下一區準備午餐。」正當他分好最後一份餐,開始收拾四散的托盤時,比蒂太太出現了。
亨利在廚房裡已經習慣於聽從指令。他們開著車來到和諧營的另一個區,這裡的牲口棚少一些,有更多的樹蔭和空曠的野餐區。在比蒂太太的地圖上能看到整個營地的樣子,一共分四個區——每個區都有自己的餐廳。還有找到惠子的機會,或者說,還有三個機會。
在下一處餐廳,午餐已經結束了。比蒂太太讓亨利洗乾淨和擦乾所有的托盤,她則去和廚房經理協調需要的供給和菜單計劃。「如果做完了時間還早,就出去玩會兒,」她說,「不要走丟了,除非你想在這裡一直待到戰爭結束。」亨利猜她並不是在開玩笑,於是有禮貌地點點頭,做起他的工作。
據說,非用餐時間裡,日本人不能踏進餐廳一步。大部分人只能待在雞舍般的小屋裡,但他看到過人們涉過泥地,走進走出公共廁所。
幹完活後,亨利坐在後門的台階上,看到那些臨時搭建起來的家園的屋頂上,火爐煙囪里滾滾騰起濃煙——匯聚而成的煙霧飄蕩在營地上空潮濕的灰白色天空里。木頭燃燒的味道縈繞在空氣中。
她在這裡。在這裡的某個地方。在這裡的多少人當中?一千?五千?亨利不知道。他想叫她的名字,想挨家挨戶去找她,但高塔里的士兵似乎並沒有玩忽職守。他們站在那裡,監視著,保護著這裡被拘禁的人們的安全——他是這樣聽說的。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他們的槍是指著營地裡面的?
沒關係。亨利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感覺好多了。他還是有機會找到她的。在這些悲傷、震驚的面孔中,也許他會再次看到她的笑容。但天已經開始黑了。也許,太晚了。
[1] 黃金生日(golden birthday):指年齡數和生日序數一致的那個生日,如生日為二十五日的人的二十五歲這年生日。
[2] 工藝風格的住宅(Craftsman home):美國建築設計上的一次革命,1905—1930年間在美國十分流行。該風格主張擺脫古典建築的束縛,建造「田園式」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