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1942)

  當亨利告訴惠子昨晚他沿著南國王街的瘋狂衝刺後，惠子大笑起來。她在午餐排隊的人中搜尋，看到丹尼·布朗，又咯咯笑起來。他的臉上帶著挫敗的怒容，像一條激憤的、被鞭打的小狗。他的面頰和鼻子上，摔倒時蹭到的地方都結著痂。

  丹尼消失在飢餓的孩子群中。他們擁擠著走過來，做著他們慣常的畸形鬼臉。亨利和惠子往他們的盤子裡盛入比蒂太太所謂的「青椒蘑菇奶油罐頭肉」的灰白色玩意兒。起泡的醬汁里有些微淺綠色的痕跡，幾乎有金屬光澤，像魚眼睛一般平滑。

  一整周的時間裡，他們都在清空蒸籠托盤，把剩飯倒進垃圾桶里。比蒂太太不主張節約剩飯。通常，她會叫亨利和惠子把食物殘羹放到分開的桶里，好讓本地養豬的農民每晚來回收，拿去當泔水。然而，如今，剩飯都倒進了常規的垃圾桶里。即便是豬也有生活標準了。

  到星期一的時候，午餐回到了往常的路線。儲藏室里，亨利和惠子坐在翻轉過來的兩個板條箱上，劃開一個糖水桃罐頭，談惠子的英語老師被捕那天晚上黑麋鹿夜總會發生的事，談宵禁對每個人的影響。報紙上沒怎麼說這些。他們對於那些逮捕的提及，淹沒在了本周的大頭條中——麥克阿瑟將軍奇蹟般地逃出了菲律賓，宣稱：「我從巴丹半島出來了，我還會再回去的。」被埋沒在這條新聞之下的，是一小條關於逮捕可疑的敵人密探的消息。也許那就是亨利的父親一直在說的。過去一直好像很遙遠的衝突，突然感覺變近了。

  特別是外面還有查斯、卡爾·帕克斯和丹尼·布朗這樣的惡霸在操場上進行著戰爭。雖然根本沒有人願意做日本兵或是德國兵，他們還是能找到某個小孩來扮演敵人，無情地追擾他。不知道他們是否厭倦過這種遊戲，反正亨利從沒見過。但在這裡，在這個髒兮兮的儲藏室里，這裡有庇護，有夥伴。

  

  惠子朝亨利微笑。「我有一個驚喜要給你。」她說。

  他期待地望著她，給她最後一塊糖水桃。她用叉子刺起，兩大口吃了下去。他們分著喝掉了剩下的甜甜的、糖漿般的汁水。

  「是一個驚喜，不過要放學之後才能讓你看到。」

  今天不是他的生日，聖誕節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總之，驚喜就是驚喜。「是因為我幫你存放了你的那些照片嗎？如果是這樣，沒有必要，我很樂意——」

  惠子打斷了他：「不，是因為你帶我去黑麋鹿夜總會。」

  「而且差點讓我們倆被扔進監獄。」亨利不安地咕噥道。

  他凝視著惠子，她嘬起嘴唇，思考他的話，然後滿面笑容地打消了他的顧慮：「那是值得的。」

  半開著的門上響起敲門聲，打斷了他們正一起分享的一小會兒沉默。這是科學證據，證明有的時候，時間過得太快。

  「噓呼，噓。」那是比蒂太太讓他們動身的方式。是時候回教室了。午飯後，她通常會粗聲大氣地回到廚房，用一根新牙籤剔著牙，有時還拿著一本《生活》雜誌——卷得像一根警棍或是一條乾魚。她用它來打蒼蠅，然後讓肝腦塗地的蒼蠅屍體擺在那裡，污跡斑斑地裝點著廚房的金屬台面。

  亨利為惠子拉開門。惠子把頭髮放下來，朝教室走去。亨利跟在後面，回頭看去，比蒂太太正拿著她的雜誌坐下來。那是上周的一期，封面寫的是「時尚泳裝」。

  放學後，他們磕黑板擦，擦桌子，拖廁所。亨利一直問惠子到底是什麼驚喜。她害羞地推延：「等一會兒。回家的路上你就知道了。」

  惠子帶著亨利往北走去，走向西雅圖商業區的中心，而不是往南，去日本城。每次亨利問他們去哪兒的時候，她都只指向第二大道上的羅茲百貨公司。亨利和父母去過那裡幾次——都是在他們需要某個重要的東西，或是在唐人街買不到的東西的特殊情況下去的。

  羅茲是本地人最喜歡去的地方。走在那座巨大的六層建築里，就好像來到西爾斯商品目錄中做活生生的參觀一般，而且更有吸引力，更具真實的豪華感。特別是在午餐和晚餐時間演奏的巨大的管風琴，是為飢餓的購物者們提供的特殊的音樂會——至少在幾個月前，它被拆散後運到美世公司的市民溜冰場之前，確實是這樣。

  亨利跟著惠子來到二層角落的音響部門。櫥櫃裡放著收音機和留聲機。有一條過道，長長的雪松木架子上放著圓盤唱片——亨利感覺它們比蟲膠唱片更輕、更脆和易碎。顯然，蟲膠漆的供應被限制了——這是戰時的另一個動員——所以黑膠現在成了最新的音樂載體，比如格倫·米勒的《珍珠鏈》以及阿蒂·蕭的《星塵》。亨利熱愛音樂，但他的父母只有一台老式的維克多牌留聲機。我懷疑這些新一點的唱片它一張都放不了，亨利想。

  惠子在一排唱片前停了下來。「閉上你的眼睛。」她說，拉著亨利的手，放到他的臉上。

  亨利先是朝周圍看了看，然後照做了。他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站在唱片過道的中間。他聽到惠子在架子上翻動，於是忍不住從手指縫中偷看，從後面看著她翻那一排排的唱片。當她握著什麼東西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又趕緊閉上眼。

  「睜眼!」

  他的眼前是白色封套裝著的一張閃亮的黑膠唱片。貼著簡單、平展的標籤「奧斯卡·霍爾登與午夜藍調，貓行巷弄中」。

  亨利說不出話來。他張著嘴，卻沒有聲音。

  「你能相信嗎？」她得意揚揚，「這是我們的歌，他為我們演奏的歌!」

  亨利握著唱片，還是不敢相信。他從沒結識過出唱片的藝術家——從沒親自見過一位。他見過的唯一一位名人是倫納德·科茨沃思，他是塔科馬海峽吊橋拱起、彎曲然後斷裂撞進水中前，橋上的最後一個人。科茨沃思出現在了新聞短片上，正從扭曲的橋的中間往下走。亨利在海洋節遊行中見過他從身邊騎車經過，認為他只不過是個長相普通的傻瓜。他不是奧斯卡·霍爾登這樣的表演者。

  當然，奧斯卡在南傑克遜街已經很有名了，但這是真正的聲望，你可以買到並握在手裡的聲望。他斜過這張完美的唱片，看著那些溝槽，努力想再次聽到那音樂，小號的活潑聲響，還有謝爾登的薩克斯。「我簡直不敢相信。」亨利敬畏地說。

  「這是事實。我攢夠了錢來買它。為了你。」

  「為了我們，」亨利糾正道，「另外，我都不能播放它。我家連一台留聲機也沒有。」

  「那就來我家吧。我父母正好想見你。」

  她父母想見他，這讓他感到受寵若驚。就像一名業餘拳擊手在職業拳賽上露臉一樣。興奮，慣例性地懷疑和焦慮，還有害怕。他的父母可能與惠子毫無干係。她的父母就那麼不同嗎？他們可能會怎麼看他？

  亨利和惠子拿著唱片來到收銀台。一個戴著店員帽、一頭長金髮攏在腦後的中年女人正忙著在收銀機那裡數零錢，將其歸類放入一個大一些的匣子裡。

  惠子伸出手去，把唱片放在櫃檯上，然後打開一個小錢包，拿出兩美元——那是一張新唱片的價格。

  金髮店員仍在數錢。

  亨利和惠子耐心地等著店員數她錢箱裡的錢。她詳細地為帳目做了標記，在一張紙上寫下來。

  兩人等待的時候，另一個女人從他們後面走上來，拿著一個小小的擺臂式掛鍾。亨利困惑地看著那個店員越過亨利和惠子的頭頂，接過掛鍾，錄入機器。然後收下錢，遞迴找零，還有放在一個大大的綠色羅茲購物袋裡的掛鍾。

  「這個收銀台開嗎？」惠子問。

  店員只是朝四周張望有沒有別的顧客。

  「對不起，女士。我想買這張唱片，麻煩你。」

  亨利變得比那個翹起屁股、緊閉嘴巴的店員的樣子更生氣。她斜下身子，輕聲對他們說：「那麼你們為什麼不回到你們自己的社區附近買它呢？」

  亨利過去也受過冷遇，但他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他聽說過南部有這樣的事情，像是阿肯色州或是阿拉巴馬州那樣的地方，但不是西雅圖，不是太平洋西北岸。

  店員站在那裡，手戳在髖部：「我們不賣東西給你們這樣的人——另外，我的丈夫正在國外作戰……」

  「我買，」亨利說，把他的「我是中國人」胸章放到櫃檯上惠子那兩美元旁，「我說，我買，麻煩你。」

  惠子眼看就要哭出來，或是要氣沖沖離開了。她握著拳頭撐在櫃檯上，兩個指關節發白，像充滿挫敗感的小球。

  亨利瞪著有些困惑、繼而生氣的店員。她妥協了，抓走那兩美元，把他的胸章彈到一邊。她把唱片遞給他，沒有袋子和收據。亨利堅持兩者都要，因為擔心她喊來商店保安，說他們偷了唱片。她在一張黃色的收據上草草寫下一個價格，蓋上個「已付款」的章——推給亨利。亨利拿起來，還是向她道了謝。

  他把胸章和那張紙條一起放進衣袋裡。「好了，走吧。」他對惠子說。

  回家路上，惠子目光空洞地瞪著前方。她的驚喜所帶來的歡愉好像氦氣球一樣爆炸了——聲音大而尖厲，除了一條軟塌塌的繩子之外，什麼也沒剩下。亨利拿著唱片，竭盡全力想讓她平靜下來：「謝謝你，這是一個絕妙的驚喜。這是我收到過的最好的禮物。」

  「我沒有體會到給予或是感激。只有憤怒。」惠子說，「我在這裡出生，我甚至不會說日語。可是，無論我去哪裡，所有的人……他們恨我。」

  亨利擠出一個微笑，在她面前揮動唱片，遞給她。他看到，唱片讓她忘掉了一點不快。「謝謝你。」她說。

  他們邊走，她邊看唱片。「我以為我習慣了學校里的嘲弄。無論如何，我爸爸說，他們只是不懂事的孩子，他們會欺負弱小的男孩和小姑娘，而不管他們是從哪個社區來的。我們作為日本人或者中國人，只是讓這樣的質問變得更容易些——我們是易攻擊的目標。但離家這麼遠，在成年人的社區……」

  「你以為成年人的行為會不一樣。」亨利補充完了她的話，他從自己的經歷中已經了解到，有時候，成年人只會更惡劣。惡劣得多。

  至少我們還有張這唱片，亨利想。它會讓你想起一個地方，在那裡，人們似乎不在意你的樣子，你在哪裡出生，或是你的家人來自哪裡。音樂響起的時候，無論你姓阿伯內西還是安茹、孔或是小林，似乎都不會有任何區別。無論如何，他們有音樂來證明這一點。

  在回家的路上，亨利和惠子就誰來保管這張唱片起了爭執。

  「這是我給你的禮物。即便你現在不能播放它，也應該由你來保管。總有一天你可以播放它的。」她堅持道。

  亨利認為應該由惠子保管，因為她有留聲機，可以播放這張新的黑膠唱盤。

  「另外，」他爭論說，「我母親總在家裡，我不確定她是不是贊成——因為我父親不喜歡現代音樂。」

  最後，惠子妥協了，接受了唱片。因為她的父母喜歡爵士樂，也因為她意識到如果他們還不回家，就太晚了。

  他們儘可能快地沿著景色秀麗的碼頭海岸區往前走，腳下偶爾踩到人行道上散落的蛤蜊殼。在空中盤旋的海鳥把整個的貝殼扔到路面上摔裂開來，這樣，它們就可以俯衝下來，享用殼裡那濕軟的、香噴噴的肉了。亨利覺得那些四下濺開的貝類生物很讓人噁心。他小心翼翼地繞過骯髒的地方，以至於有些分心了，沒有注意到輪渡碼頭附近的那隊士兵。

  他和惠子走到碼頭北側的時候被攔住了去路，和他們一樣的還有一些汽車和在人行道上亂轉的一些人。大部分人好奇大於氣憤，有幾個看上去還挺高興。亨利不知道這場騷亂是怎麼回事。

  「一定是遊行，我想。希望是這樣。」亨利說。「我熱愛遊行。海洋節的遊行比主幹道上舉行的中國新年遊行還要棒。」

  「今天幾號？」惠子問，她把唱片遞給亨利，取出放在書包里的速寫本，坐到路沿上，開始用鉛筆畫眼前的場景。那裡有一隊身著軍裝的士兵，肩上掛著帶刺刀的來復槍。他們看上去乾淨利落、客氣、有禮貌。還很能幹，亨利想。後面是停泊在碼頭的科霍羅肯號輪渡，隨著普吉特灣冰涼的墨綠色潮頭的漲落，幾乎不為人察覺地移動著。

  亨利琢磨著：「3月30號——據我所知不是什麼節日。」

  「他們為什麼在這裡？那是班布里奇島的輪渡，對嗎？」惠子迷惑地用鉛筆敲著自己的面頰。

  亨利同意她的看法。他低頭去看惠子畫的畫，心裡對她更佩服了。她很優秀。不只是優秀，她真的很有天分。

  然後他們聽到了汽笛聲。

  「一定是開始了。」亨利說。朝四周望去，他看到街道兩旁站了更多的人，都一動不動，好像在等一盞壞掉的紅燈變成綠燈。

  又是一聲汽笛聲，輪渡上開始走下長長的隊伍。亨利聽到鞋子踏在金屬舷梯上發出的有節奏的叮叮噹噹聲。他們排著整齊的隊伍穿過街道，朝南走去——去哪兒呢，亨利猜不到。他只能看出他們是在朝著唐人街或是日本城的方向走去。

  隊伍無窮無盡。隊伍里有抱著小孩子的母親。老人們步履蹣跚，跌跌撞撞跟著隊伍，往同樣的方向走去。十幾歲的孩子們跑到前面，看到四下里的士兵，才又轉為行走。他們所有人都攜帶著行李，穿著雨衣，戴著帽子。直到這時，亨利才意識到惠子早已知道的東西。從他們偶爾的對話中，他意識到了這些人都是日本人。班布里奇島一定被宣布為軍事區域了，亨利想。他們在疏散所有的人。成百上千。每組人後面都跟著一個士兵，好像母雞一樣清點著人數。

  亨利往四下里看去，發現大部分圍觀的人都和他一樣驚訝，差不多一樣。也有少數的幾個人看上去很氣憤，似乎他們晚到了一步，被一輛長長的、沒有盡頭的火車擋住了去路。還有些人看上去很愉快，有的還在鼓掌。他看看惠子，她的畫只畫了一半。她的手握著鉛筆，放在紙上，筆芯斷了，她的胳膊就像雕塑般一動不動。

  「好了，走吧。現在，我們該回家了。」他說，然後從她的手中拿下速寫本和鉛筆，放到一邊，幫助她站了起來。他用胳膊摟著她的肩膀，轉過身，不讓她再去看那場景，並竭力溫柔地勸她回家：「我們不要再待在這裡了。」

  他們穿過街道，從那些等待著日本人隊伍走過的汽車前面經過。我們不能在這裡。我們得回家。亨利意識到，他們是這街上僅有的兩個手裡沒拿行李的亞洲人，他可不想被來來往往的士兵給清理掉。

  「他們要去哪裡？」惠子悄聲問道，「他們要把他們帶到哪裡去？」

  亨利搖搖頭：「我不知道。」但他其實知道。他們去的是火車站方向。那些士兵們要帶他們離開。他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但他們會被一起送走。也許是因為班布里奇島距離布雷默頓港的海軍造船廠太近了。也許是因為那裡是一個島嶼，住在那裡的人更容易被集中起來。西雅圖則不同，這麼無序，人這麼多，以至於不可能完成那樣的任務。這樣的事情不會在這裡發生，亨利想。這裡他們的人太多了。我們的人太多了。

  亨利和惠子一路擠過人群，回到第七大道，日本城和唐人街的中間地帶。消息先於他們到達了這裡。街上到處都是各種膚色的人。人們紛紛交談著，望向火車站方向。在這裡，看不到士兵的影子。沒有問題。

  亨利看到了謝爾登，他正站在一群圍觀者中，薩克斯盒子掛在身側。「你在這裡做什麼？」亨利拽拽他的衣袖說。

  謝爾登低下頭，愣了一下，然後咧嘴笑起來，露出金牙：「我正在中場休息——奧斯卡的夜總會在那次突襲後暫時關閉了，所以在他們重開之前——我希望那會很快——在他們重開之前，我回街上來討生活。而這對我的生意可不會有什麼幫助。」

  亨利伸出手去，把那隻裝著唱片的羅茲百貨公司袋子遞給他看。謝爾登笑了，沖他眨眼：「我也有一張。」

  謝爾登把胳膊放在亨利的肩頭上，和他一起看著眼前的場景。他們倆都不想談音樂。「他們疏散了整個島嶼。據說是出於他們的安全。你相信那樣的胡說八道嗎？」謝爾登說。

  惠子撥開擋住眼睛的頭髮，拉住亨利的胳膊。「他們要把他們帶到哪裡去？」她問。

  亨利很為惠子擔心。他不想知道答案。他斜過頭去，用額角靠著她的額角，用外套裹住了她。

  「我不知道，小姐，」謝爾登說，「我不知道。加利福尼亞，我估計。聽說他們在靠近內華達州的地方建起了某種戰俘營。他們下了什麼命令，說他們會集中起所有的日本人、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可你在那人群里看到德國人了嗎？你看到他們集中起喬·迪馬喬[1]了嗎？」

  亨利朝四周看去。人群里的少數幾個日本人都在朝家走去，有的甚至在跑。「你最好還是回去吧，你的父母可能正在為你擔心。」他把唱片遞給她。

  謝爾登同意他的話，他看著亨利：「你也最好回家去，小伙子。你的家人也會一樣擔心你的。有沒有那胸章都一樣。」

  惠子抱住亨利，久久沒有放開。亨利抬起頭來，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懼。不是為她自己——而是為她全家。他也感受到了。他們無言地道了再見，然後分開來，朝著不同方向各自往家跑去。

  [1]　喬·迪馬喬(Joe DiMaggio)：當時美國著名的義大利裔棒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