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旅館(1986)

  年老的亨利·李怔怔地站在那裡，巴拿馬旅館那裡的騷亂令他有些困惑。原本只是一群好奇的看客在圍觀電視新聞節目組，漸漸地，人越聚越多，逛街購物的人、遊客，甚至幾個朋克打扮的街頭少年都加入了圍觀。大家都想知道出了什麼大事。亨利站在人群中，手裡的購物袋垂在身側。他感到自己好像正在從舊夢中醒來——一場年少時的夢。

  這一生中，他來過這個古老的西雅圖地標兩次。第一次是在他只有十二歲的時候，那是1942年——他喜歡將那些年頭稱作「戰爭年月」。在那時，這座古老而又孤獨的旅館已成為西雅圖的唐人街和日本城的分界處。那是兩個展現著舊日仇怨的地方。中日移民幾乎從不相互交談，可他們那些出生於美國的孩子卻總在街頭一起玩踢罐子的遊戲。這座旅館一直是一處絕好的地標，一處上佳的見面地點——正是在這裡，他曾與一生摯愛相會。

  第二次就是今天，1986年。什麼，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隨著歲月無聲地沉入回憶，他已經停止了對時間的計算。總之，這兩次對巴拿馬旅館的造訪就如書擋般矗立兩端，而中間，已是他一世的光陰。結婚。生了一個不懂感恩的兒子。癌症。葬禮。他思念六個月前辭世的妻子埃塞爾。但是，他對她的思念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強烈，也並非乍一聽上去那麼痛苦，那更像是靜靜地鬆了一口氣。她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好——應該說很差。生在她骨頭裡的癌，有著徹底擊垮人的力量，不是擊垮她一個人，而是擊垮他和她兩個人。他這樣想。

  

  過去七年裡，他餵她吃飯，給她洗澡，帶她去廁所，再帶她回來。他沒日沒夜地服侍著她，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他的兒子馬蒂認為早就應該把母親送進療養院，但亨利絕對不能接受。「除非我死了。」亨利反對道。這並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人(儘管這是他反對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是亨利這一代人無法輕易丟下的文化遺存。他從小受到的教育已經根深蒂固：要親力親為地照顧自己所愛的人，絕不能把他們送進療養院。亨利的兒子馬蒂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是，沒有了埃塞爾，亨利的生活會裂開一個大洞，冰涼的孤寂之風將從那裡吹出來，刺得他痛入骨髓，讓似水流年變成永不癒合的傷口中汩汩淌出的鮮血。

  如今，她已一去不返。亨利認為應該用中國傳統方式安葬她，有齋供，有壽衣，做幾天幾夜的法事。而馬蒂卻打算讓她火化。他真是夠現代。因為母親的過世，他一直在見輔導老師，並加入了一個什麼互助組織。和陌生人說話，聽起來就好像是沒人可說話一樣。關於這一點，亨利在現實中有著切身的體驗，那就是孤寂。幾乎和他安葬埃塞爾的湖景公墓一樣孤寂。她現在有著觀賞華盛頓湖的絕佳視角，比鄰的是西雅圖的一些知名華人，比如李小龍。但最終，他們每個人所得的，不過是一塊僻靜的墓地，還有永恆的孤寂。你的鄰居是誰已經無關緊要。反正他們永遠也不會和你交談。

  夜幕降臨的時候，亨利會和妻子說說話，問問她這一天過得如何。當然，她永遠不會回應。「我可沒有瘋或怎麼樣，」亨利自言自語地說，「開明一點。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有誰在聽。」然後他就忙著修剪起他的蒲葵和萬年青。從這些盆栽的棕黑色葉子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好幾個月疏於照料它們了。但現在他又有時間了，有時間去照顧一些東西，使之重新茁壯生長起來。

  偶爾，他也會關心統計數字。倒不是關心奪走了他親愛的埃塞爾的癌症死亡率，而是他自己。在人壽保險公司的精算表格上，他還有多少時間？他才五十六歲，在他自己看來，他還年輕。但他曾在《新聞周刊》上讀到，他這個年紀的喪偶者，身體狀況會不可避免地下滑。也許，生命的倒計時已經開始了？他並不能肯定，因為自從埃塞爾離去之後，時間似乎變得異常緩慢。

  他此前已同波音公司簽署了提前退休協議，所以現在有著大把時間，卻找不到人和他共度。在涼爽的秋天傍晚，再沒有人陪他一起走到萬喜餅屋去買胡蘿蔔口味的月餅。

  現在他來到這裡，獨自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間。一生的光陰退去，他又一次站到了巴拿馬旅館的門前，走上布滿裂縫的白色大理石台階——這台階讓這家旅館看上去更像是一家裝飾主義風格的小客棧。像亨利一樣，這座建築也好似夾在了兩個世界之間。亨利仍感到緊張和興奮，和他還是個小男孩時每次走過這裡一樣。他從市集上聽到了一些傳言，於是從南傑克遜街那邊的音像店溜達到了這裡。剛開始，他看到人越聚越多，還以為是發生了什麼事故。但他沒有聽到或看到任何跡象，沒有警笛的呼嘯聲，沒有警車頂燈的閃爍，只有人群潮水般地湧向旅館，艱難地挪動著腳步，一步步往前擠。

  他走過去的時候，一個新聞節目組正好抵達這裡，他便跟著他們走了進去。羞於面對攝像機鏡頭的看客們紛紛退開，人群就分作兩半，讓出了一條路。亨利緊跟在節目組後面，小心地挪動著腳步，以免踩到別人或是被人踩到。人群在他身後很快合攏在一起。在台階頂端的大廳里，旅館的新主人宣布：「我們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東西。」

  找到了什麼？是一具屍體，還是某種毒品工廠？不，如果旅館成了犯罪現場的話，警察早就在這片區域周圍拉上了警戒線。

  在歸屬新主人之前，這家旅館從1950年起就用木板封起來了。那些年裡，唐人街成了來自香港、澳門的幫會團伙前往避難區的入口。白天，國王街南邊的這個街區有著引人入勝的面孔。遊人們在仰頭欣賞古色古香的卵箭紋建築時，往往忽略了人行道上的髒亂和破損。郊遊的孩子們穿著色彩繽紛的外套，戴著各色的帽子，手拉手走在路上，被櫥窗里色澤鮮艷、嗞嗞冒油的烤鴨誘得垂涎三尺。但是，到了夜裡，便有毒販以及為了一小袋白粉出賣色相的枯瘦中年娼妓在這裡的大街小巷出沒。想到兒時心目中的聖殿曾變作售毒地帶，他感到陣陣哀痛。他握著埃塞爾的手，看著她緩慢、悠長地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也曾這般哀痛過。

  被視若珍寶的東西似乎已經遠去，不再回來。

  正當他摘下帽子用破帽檐扇風時，人群開始從後往前擠。閃光燈不停地閃爍。他踮起腳尖，探過前面高個子新聞記者的肩頭向前望去。

  是旅館的新主人，一位苗條的、可能稍微比亨利年輕一點點的白人婦女。她走上前來，拿著……一把傘？她撐開了傘。當亨利看清那把傘時，他的心跳加快了。那是一把日本陽傘，竹子材質，傘面是鮮紅色和白色——上面繪著橙色的錦鯉。旅店主人迎著記者們的鏡頭，轉動起這纖弱易碎的工藝品，一片薄薄的塵霧升騰，隨即在空中飄散。又有兩人抬上來一個扁皮箱，上面貼著外國港口的標籤：「東方海軍航線，自西雅圖、橫濱和東京始發。」箱子側面有名字「Shimizu」[1]，是手寫的大大的白色字母。箱子在好奇的人群面前打開了。裡面有衣服、相冊，還有一個舊電飯鍋。

  旅館的新主人解釋說，她在地下室里發現了屬於三十七個日本家庭的物品。她猜測，這些日本人受到了迫害，並被帶到了其他地方。而他們的物品卻就此隱匿起來，不見天日——這簡直就是戰爭年月留下的時光膠囊。

  亨利靜默地看著一小批板條箱和皮箱被拖上樓梯。人群紛紛驚嘆於箱子裡面那些曾受到珍視的東西：白色的聖餐裙，暗淡無光的銀質燭台，野餐籃——四十多年來積滿塵埃、無人觸碰。留存的是那從未曾到來的更快樂的時光。

  亨利越去想那些髒舊的小物件、那些被遺忘的珍寶，就越好奇在那裡能不能找到他自己那顆破碎的心。也許它就藏在屬於其他時代的那些無人認領的珍藏中，就鎖在一座廢棄旅館的地下室里。遺失了，卻永遠不會被遺忘。

  [1]　日語「清水」的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