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中國讀者的話

  我是中國人。大學一年級的一天，在填一份助學貸款申請表格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當時，表上有一欄是要我指明我的種族，可勾選的格子有「亞裔」和「白種人」。我的父親是中國人，我的母親是白人，所以我各占一半。各占一半的格子在哪裡？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此前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並沒有充分感覺到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我差一點就選了「白種人」。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覺？因為我和我的父親、祖父不一樣，我不會說廣東話——而且我的姓是「福特」(這個容易造成誤解的姓，是1865年我的曾祖父鄭民到美國來「淘金」時隨便選的)。而且，我從沒到過中國。當你拿起這本書，就是我距離中國最近的時候了。希望這一狀況會很快得到改觀。

  然而從小到大，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所有的班級合影中，我都是那個異族模樣的小孩。我總是與別人有點兒不一樣。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的白人同學問過我這樣的問題：「你們家過聖誕節嗎？」當然過，但在中國新年的時候，我們也會去祖父母家吃年糕。你們不是這樣的嗎？我還以為大家都是這樣的呢!

  回想起來，我是在一個相當典型的美國華裔家庭里長大的。我們吃米飯的時候比吃土豆的時候多，銀餐具的旁邊總擺著筷子。雖然我們並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客廳里擺放著東方神像——彌勒佛、蓮花佛、接引佛，全都有。大量的中國圖片、日曆、中式燈具和櫻桃木雕花家具，和諧地構成了我父母家中20世紀70年代的裝飾風格。

  在美華人謀生的方式，在美國人看來好像都是一個路數。我父親也沒能擺脫這個俗套。他經營的是一家中國飯館，副業是教武術。如果你去過美國的「正宗」中國飯館——在那裡，從大廚到洗碗工都來自香港，只有收銀員會說一口「洋涇浜英語」，還有小孩子四下跑來跑去，好像他們就住在那裡一樣——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小時候，當大多數美國孩子都還吃不慣孢子甘藍時，我已經吃著鳳爪、海蜇、海參和我最愛的零食——魷魚乾。周末的時候，我會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圖的唐人街吃點心，而不是這輩子只在學校組織郊遊時去上一回。

  這樣就夠了嗎？我還是拿不定主意。看著那份助學貸款表格，我慎重地考慮著要不要勾選「其他」一格。

  身為作家，我在過去許多年中所創作的故事都不涉及東方人物——這些作品也從未得到過出版。我努力想寫出流行的東西，而非個人化的東西。結果一敗塗地。可我仍刻意迴避寫中國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認為不會有人願意看，但主要還是因為我擔心自己不夠「中國」，講不好這樣的故事。我沒找到自己的聲音。我沒弄清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可是後來，父親過世了。一切都變了。我也變了。

  父親出生在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家庭里，自幼家貧，他是家中獨子。正因如此，我從小到大，身邊並沒有中國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在他撒手人寰的時候(祖父母此前已經辭世)，我感到自己遠離了我的中國傳統——只剩下文化上的空虛感，和「福特」這個姓。

  於是我開始探究我父親兒時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關於他被迫戴上的那枚胸章，上面用英文寫著「我是中國人」。珍珠港事件後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他告訴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頭，罵他「小日本」。他告訴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場架。那胸章，是一種自衛的方式。

  他還談起過，他上的是一所種族構成十分複雜的學校。學校里有白人小孩、菲律賓小孩、韓國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有一天他去上課的時候，發現一半的桌子都空了。日本小孩都被送去了拘禁營。他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他的這個故事，成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在他成長的年代裡，日裔美國孩子和華裔美國孩子一道上學，一道玩耍，而他們的那些舊世界的父母，充其量只是困惑地旁觀，但糟糕點兒的則會橫加干涉。他的成長，伴隨著中日之間種種衝突的回聲，而他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白人卻認為：「他們看上去長得都差不多。」

  他的經歷，再加上我自己在種族認同上的不安和困惑(感覺好像一隻腳牢牢地紮根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而且有時候還被要求做出選擇)，促使我寫出了《時光小旅館》。一個有著事實基礎的虛構故事，一個置於個人衝突中的家庭故事，一個中國小男孩長成「美國人」的傳說。

  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讓我對我的父親、對他的童年、對他的過錯和奮鬥、對他的歡樂，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多麼希望他仍在世——我想他一定會喜歡這本書[1]。

  和父親不同，我沒有胸章用來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中國人」。不過沒關係，現在我不需要了，因為我已知道我是誰。

  傑米·福特

  2009年6月1日

  [1]　他也一定會喜歡我的婚禮。我和他一樣，娶了一個白人姑娘。但我們是在2008年8月8日下午8點8分結婚的。我想，我終究是一個中國人。——原注(本書注釋如無特殊說明，均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