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枷鎖 作者自序

  這部小說已經夠長了，還要再寫篇前言來增加它的長度，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更何況，作者本人可能是最沒辦法對自己的作品做出恰當評價的人。關於這一點，傑出的法國小說家羅傑·馬丁·杜·加爾[1]曾講過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故事。據說馬塞爾·普魯斯特[2]想讓一家法國期刊發表一篇關於他那部偉大小說的重要文章，他覺得沒人能寫得比他更好，於是就坐下來親自寫了一篇，然後叫一位年輕的文人朋友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給編輯。年輕人照他說的做了。結果沒過幾天，編輯就把他叫了過去。「你這篇文章我不能登，」編輯對他說，「這些批評如此草率，如此刻薄，我要是把它登了出去，馬塞爾·普魯斯特永遠都不會原諒我的。」雖然作者們對自己的作品都像母雞護雛似的敏感，聽不得那些不好的評價，但其實他們很少對自己的成果感到滿意。他們知道自己費時良多、嘔心瀝血的作品跟腦海中的構想相差有多遠。每念及此，他們感受到的更多是對自己言不盡意的懊惱，而不是對個別段落言盡其意的自得。他們追求的是完美，而他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實現它。

  所以我不會對這本書本身做任何評價，而是滿足於告訴這篇文章的讀者，這部就小說而言已經稱得上長盛不衰的作品是怎樣寫出來的；如果讀者覺得乏味，我請求你們的原諒。第一次提筆寫這本書時我二十三歲。那時我結束了在聖托馬斯醫院五年的學習，拿到了醫學學位，動身去了塞維亞，決心以寫作為生。當時的手稿現在還在，只是自從我校對完列印版後，我就再也沒看過它。我也很清楚自己當時的寫作還很不成熟。我把書稿寄給了費希爾·昂溫，他出版過我的第一本書(我還是個醫學生的時候，寫了一本叫作《蘭貝斯的麗莎》的小說，反響很不錯)，可他拒絕了我一百鎊的要價。後來我又把書稿寄給了其他出版商，無論我要價多少都沒有任何出版商願意出版它。這在當時給了我很大的打擊，可現在看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如果當時有人接受了我的書稿(那時候叫《史蒂芬·凱利的藝術人生》)，我就失去了一個因為太過年輕而無法好好把握的題材。那時的我離書中描寫的事情還不夠遠，無法置身事外地寫作；我也尚未經歷後來經歷的那些事情，而正是那些經歷豐富了我最終寫成的這本書。我也尚未意識到，寫自己熟悉之事比不熟悉之事更容易。比如說，在第一本書里，我讓主人公去了魯昂學法語(而我只是在魯昂遊玩過幾次)，而在這本書里，我讓他去了海德堡(那是我曾經求學的地方)學德語。

  由於處處碰壁，我把手稿束之高閣。此後幾年我又寫了其他的小說，也都陸續出版了。我還寫了劇本，沒過多久就成為了非常成功的劇作家，並且決心把餘生都獻給戲劇。然而我忽略了內心深處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使我獻身戲劇的決心變得徒勞。我那時很快樂，日進斗金，整日奔忙，腦海中滿是想寫的各種劇本。可不知為什麼，也許是因為成功並沒有帶來我所期待的一切，也許是因為這是成功之後的自然反應，就在我功成名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劇作家之後不久，我又開始被過往生活中種種回憶糾纏。它們來勢洶洶，步步緊逼，在我睡覺、走路、彩排、聚會時襲來，成了壓在我心頭一個無比沉重的負擔，以至於我認定唯一的解脫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都寫下來。戲劇創作不得不戴著手銬和腳鐐，這樣寫了幾年之後，我無比渴望小說創作的廣闊自由。我知道我想寫的這本書會很長，我想不受打擾、心無旁騖地寫作。於是我拒絕了劇院經理們爭先恐後送來的合約，暫時告別了舞台。那一年我三十七歲。

  成為職業作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經常會花大量的時間學習如何寫作，還會逼自己做一些枯燥的訓練，以努力改進自己的風格。不過在我的劇本開始被搬上舞台之後，我就不再這麼兢兢業業了。而當我再次提筆時，我的目標已經變了。我不再追求珠玉華章和餘音繞樑——以前我在這些東西上浪費了大量心力，卻總是徒勞無功；相反，這一次我追求的是平實和簡潔。由於我想說的太多，又有必要的篇幅限制，我感覺一個字也不能浪費。於是我在動筆前給自己定下了這樣的要求：只要能達意，只用最為必要的詞語。我沒有多餘的空間去雕飾文辭，戲劇創作的經驗也教會了我言簡意賅的重要性。然後我一鼓作氣寫了兩年。寫好之後，我不知道該給它取什麼名字。經過一陣漫長的苦思冥想，我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美自灰燼出」這句話。這是《以賽亞書》里的一句經文，在我看來這個名字非常貼切。可後來得知不久前已經有人用過了，我只好另想一個。最後我選了斯賓諾莎[3]《倫理學》其中一卷的標題，把這部小說命名為《人性的枷鎖》。我覺得失去第一個名字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幸運。《人性的枷鎖》不是一部自傳，而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事實與虛構緊密交織在一起：書中的悲喜孤愁都是我自己的真實情感，但並非所有事情都全然如書中所寫那樣發生過；主人公某些經歷並非取材於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借用了我身邊一些密友的經歷。這本書確實如我所願，讓我獲得了解脫。當它問世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世人在痛苦和恐懼中自顧不暇，哪有心情讀一個虛構人物的人生經歷)，我發現自己終於擺脫了那些一直折磨著我的痛苦和苦澀回憶。這本書出版後大受好評，西奧多·德萊塞[4]為《新共和》雜誌寫了篇很長的評論文章，他的評價體現出了他的才智和同情共感，這正是他所有作品都具備的兩大特徵。不過在當時看來，這部小說還是很有可能會步絕大多數小說的後塵，問世幾月之後便無人問津。然而，我也不知道是由於怎樣的因緣，幾年之後，這部小說竟然引起了美國許多著名作家的注意。他們不斷在報刊上提及此書，逐漸讓它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多虧了這些作家，這部小說才得以重獲新生；我也必須感謝他們，讓這部小說得以在時間的長河中越發熠熠生輝。

  [1]　羅傑·馬丁·杜·加爾：1881—1958，代表作《蒂博一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文中注釋除特別標註外，均為譯者注。)

  [2]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代表作《追憶逝水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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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斯賓諾莎：1632—1677，荷蘭哲學家，著有《神學政治論》《倫理學》等。

  [4]　西奧多·德萊塞：1871—1945，美國現代小說的先驅和代表作家，被認為是同海明威、福克納並列的美國現代小說三巨頭之一，代表作《嘉莉妹妹》《美國的悲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