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叢書校勘記 征儀劉毓崧撰 校勘記自序

  衡陽王氏船山叢書，其目錄可考者七十五種，稿本訪得者六十一種。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捐俸授梓，自甲子春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種。此三年中，延致諸同人，或校稿本，或校寫本，或校刻本，毓菘亦在局中，專司覆校稿本。合計已刻未刻各書，除未經覆校者六種，《說文廣義》《相宗絡索》《夕堂八代詩選》《四唐詩選》《明詩選》《詞選》。餘五十五種，皆檢其所引原書、所用故實，為之校勘。就中似誤非誤者，固不當增改刪移。《書經稗疏》卷二解黑水云：「以黑水在肅州，而雍之西界應在亦集乃。」今按：亦集乃係海子之名，並無脫誤。亦毋庸疏通解釋，若夫舊刻本有臆改之誤。《詩經稗疏》卷一云：「《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唇之轉也。」據《廣雅》，兩『莖』字皆『荎』字之訛。荎音遲。唇、遲一聲之轉。閱者知荎有跌音，不知有遲音，疑其與唇音不近，遂臆改為莖耳。《詩廣傳》卷三云：「文饒無犬戎之餌，則吉、閔之機不發。」據《史》《鑒》，文饒乃李德裕之字，吉、閔即李逢吉、李宗閔。德裕官兵部尚書時，杜悰與宗閔為隱語，目為大戎，欲餌以御史大夫之職。犬戎乃大戎之訛。至於唐時，吐蕃雖有犬戎之稱，然維州渠帥自願來降，並非贊普以此餌唐，且使果指爭維州之事，亦不當舍牛僧孺而言逢吉、宗閔。此必閱者疑「大」字為誤，臆改為「犬」耳。新鈔本有傳寫之誤。《春秋家說》卷三上云：「童子之手摶秦，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秦」乃「黍」之訛。手摶黍，謂手持摶黍。猶《記》言手弓《傳》言手劍。此兼用棄百金取摶黍及葛伯要奪童子黍肉也。《宋論》卷七云：「七年而始降末征。」又云：「以不相侵於末征之降。」末與未皆木字之訛。木征乃西羌青唐酋長，熙寧七年降於王韶者也。王氏原本有檢閱之誤。《春秋稗疏》卷上云：貫，「范寧注音古亂反。」又云：厲，「公羊注音賴是已。」今按：何、范皆無音切。范寧注當作《穀梁釋文》，公羊注當作《公羊釋文》。此因註疏與釋文合刻，檢閱時誤采書名也。亦有記憶之誤，《周易外傳》卷六云：「楊億披緇而辱逮於死。」楊億乃王旦之誤。《尚書引義》卷三云：「若夫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為言也。」誠齋乃慈湖之誤。《詩廣傳》卷三云：「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虛，甫旋兵而孫恩已潰。」孫恩乃盧循之誤。《讀四書大全說》卷四云：「道安立雪斷臂。」道安乃慧可之誤。《讀通鑑論》卷四云：「況仇士良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楊復恭之誤。卷二十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乃巨川之誤。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岡之嘆。」存勖乃克用之誤。《姜齋文集》卷三《讀陳書書後》云：「魯悉達之言違於俄頃，玄武之潰應如鼓鍾。」魯悉達乃蕭摩訶之誤，玄武乃朱雀之誤。初擬悉仍其舊而臚列於《校勘記》中，同人有謂詞義顯然不必存疑者，於是刻本內此等遂多改易。惟誤處須引證而後明，以及改之有礙於上下文者，則未嘗改。爰即此類次第編輯，成《校勘記》二卷。諸同人按語，就其簽記之存者，並為錄焉。

  前此新化鄒叔績漢勛校刻叢書，於經書《稗疏》五種多所點竄，就中能訂抄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周易稗疏》卷四引《史記·龜筮傳》校本改筮為笑。《詩經稗疏》卷二引《集傳》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投火，火邊掘坑。」校本改投為設。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鄒改較密者，《書經稗疏》卷四下解「鍰」字云：「孔氏六兩之說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鄒刻改末句為：「蓋本於《尚書大傳》一鍰六兩之文也。」雖補苴罅漏，不為無功，然斷鶴續鳧，究非廬山真面。《春秋稗疏》卷上解「公次於滑」云：「蓋今大名之滑縣，紀在魯東南。」鄒刻改為滑亭，在睢州西北，紀在魯東北，固屬有據。然下文云：「帥師以西，次於曹、鄭之間」；又云：「鄭之東向紀也，亦不北徑於滑」；下條解「紀鄣」云：「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間。」是王氏之意，固以紀為齊東南，不以為在齊東北也；固以滑為大名滑縣，不以為雎州滑亭也。鄒刻刪去「鄭之南向紀也」二句，改「曹、鄭之間」為「宋、鄭之間」，改「齊、莒東南」為「齊東莒北」、「日照、安東」為「壽光、臨淄」，雖考訂較密，然非王氏真本矣。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春秋稗疏》卷上云：「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濮之間，漢為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鄒刻於「漢」上增「在今陳留東北，衛殺公子伋之地」十三字，意謂莘墟在陳留。其說雖非無本，然晉文登有莘之墟在城濮戰前一日，賈注、杜注皆謂城濮為衛地，則莘墟自當相近，故王氏以為在東昌莘縣，即公子伋被殺之地，以視指城濮在濮州、莘墟在曹縣者，持論雖異，亦可存參。若鄭邑陳留，則距城濮太遙，於時地不合。如謂城濮亦系鄭地，則與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避三舍，事跡更不相符。蓋晉文伐衛入曹之後，仍屯曹、衛之間，但拘宛春於衛，並不進兵救宋，子玉自由宋進兵，會前此救衛之師以逼晉。及楚師既敗，然後晉師臨鄭，盟于衡雍耳。有另改他說，與原本迥異者；《四書稗疏》解長府為泉府，鄒刻改為僭王者之府。今考《讀四書大全說》卷六云：「為長府，改錢法也，詳《稗疏》。」似此者，萬無改理。有設為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解者；《書經稗疏》卷四上言：「《金滕》一篇可疑者十三，今為臚辨之如右方。」鄒刻改為：「《金滕》一篇，解者瞀惑，故多召疑，今就疑者之辭而為之申釋如右方。」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為或說者；《詩經稗疏》《取厲取鍛》《錫爾介圭》兩條。《四書稗疏》《葬於魯》條，鄒刻所謂「或說」，據原本，即王氏之說。有襲取諸儒之說羼入原本者；《周易稗疏》解《堅多心》為多刺，暗用《揅經室集》；《書經稗疏》斥孔傳為偽，暗用《古文尚書疏證》；《詩經稗疏》謂紀即杞、堂即棠，暗用《經義述聞》；又言太原即今固原州，暗用《日知錄》；《春秋稗疏》引《水經注》「謂之舉洲」，改「洲」為「口」，暗用戴氏校本；《四書稗疏》言「狼藉」乃「落錯」疊韻，暗用焦氏《孟子正義》；皆原本所無，鄒刻所增。就中亭林、潛邱與王氏同時，然未經相見，未必曾見其書，即使果見其書，亦斷不肯襲取。有改從近時地名為原本所不應有者；《春秋稗疏》卷三云：「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陰縣。」鄒刻改河陰為滎澤，下文兩河陰亦改滎澤。今按敖山本在河陰縣境，乾隆二十九年裁河陰併入滎澤。王氏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下距裁併之歲七十二年，安得豫知其事？此與《書傳》託名孔安國所作而中有昭帝時金城郡名何異？凡此之類，定從原稿，不參以鄒氏之言。鄒氏夙稱績學之士，而箸述不傳。與鄒氏厚善者，能就五種《稗疏》中錄其自抒已見之說，選擇付刊，仍還其名於鄒氏。亦復可傳。所謂離之則雙美也。《校勘記》亦不逐條聲明，以省繁冗。

  至於王氏原稿最精者，確鑿不磨，足以接武昔賢，為來者先路之導。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附識云：「諸家所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而卷帙既廣，利鈍互陳，間有敘述參差，由於考訂未確；李鄴侯居相位時，陸宣公方居母憂，《讀通鑑論》卷二十四言鄴侯不薦宣公，又言宣公不進言，蓋未核其年月也。種氏為將者，放之從子世衡，從孫詁、諤、誼，從曾孫師道、師中，皆在放後。自放以前，未嘗為將。《宋論》卷三言放世為邊將，起家閥閱，蓋未核其家世也。註解率易，由於意見有偏。《檀弓》之申祥，即《孟子》之申詳，自來皆以為子張之子，《禮記章句》以為子張門人。《樂記》之子夏，自來皆謂退老西河，壽逾百歲，《禮記章句》謂文侯所師之子夏，必非聖門之卜子，以字同而流傳失之。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無須深訝。更有不滿於前人，然實為明人而發；張孚敬之議大禮，妄擬於歐陽文忠。光時亨之沮遷都，竊附於李忠定。王氏不滿於文忠，為孚敬發也；不滿於忠定，為時亨發也。不孚乎公論，而非其定論所存。《姜齋詩集》《五十自定稿》有《為晉寧諸子說春秋口占》詩云：「腹借征南庫，燈邀漢壽光。」據此，知書中於關侯有疑詞者，皆未定之論也。《書經稗疏》卷二云：「熙豐間，王安石倡為回河之邪說，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洛閩諸賢遷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讀通鑑論》云：「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宋論》卷七云：「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於君臣之際者。知其有不可恃而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據此三條，知書中於東坡多毀詞者，皆有激之言也。此特一時感慨於衷，借論古以發抒獨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強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取義，說易者無事達占，故不自諱其矛盾之詞，以明未嘗執一。《讀通鑑論》卷末《敘論》云：「寧為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跖盩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是在閱者尚論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於寓言。凡別有寄託者，置之不議，斯則善體也。故舉其大略，以質世之讀是書者。

  同治丙寅夏四月儀征劉毓菘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