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卷四下 周書

  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臨事而申戒曰誓。《大誥》之作，蓋周師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子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故不揚文、武之德，不數武庚之罪，不懸賞罰，不戒進止。朱子疑其詞緩不切，不知此特為誥，後且有誓，誓逸而誥存也。先儒多以黜殷之舉為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為王在國播告之文耳。《竹書》記成王二年「迎周公於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而訛也。且《竹書》於四年正月記，「初朝於廟」，蓋謂三年滅殷，因以伐奄，不克而歸，四年夏始復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之先，成王兩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沖，周公攝政，凡郊饗覲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里東征，其敢令沖人嘗試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實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洛，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之詩是也。罪人未得，公歸無期，故曰「慆慆不歸」。其雲「行枚」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乃作《鴟鴞》之詩，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云「秋大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故《東山》之詩曰：「於今三年。」以其時，則瓜苦在栗薪之上，蓋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為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於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復攝政。而後二叔以流言之不行，疑怨益深，始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是公復入相，乃有黜殷之役。而曰「公相王，將黜殷」，則黜殷者公行而未行，從可知已。公以三年歸相，乃以明年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而鄭箋亦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共東行，則於時武庚未叛，詎為禍先？《誥》何以雲「越茲蠢」？且公席未安，遽偕王而東，是怒不旋踵，挾王以急報其怨，速取兵權以自張，而不顧國之未靖，公其將如劉裕之伐慕容超邪？況《大誥》之作，作於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云：「予惟以爾庶邦於伐。」云：「予翼以於。」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予」言「朕」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以」也。王命公「以」之，實王「以」也。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躬行之辭也。若《多士》所云「朕來自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之後，而奄復叛。時周公雖未歸政，而成王年益長，國勢益安，且奄以小寇無助，其凶焰不如殷孽三監之搖動天下，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大勛已著於東征，則向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民於洛，而營洛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之始終歷然可考者也。《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與《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者，同為一事。次《書》者先《多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之餘，其次序自不可泥，孔氏死守僅存之編次，乃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其為疏謬，班然可曉。而蔡氏信之，亦同於魯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今尚」之尚，庶幾也。「乃尚」之尚，猶也。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則成王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黜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為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於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嘗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黜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於《詩》《書》者甚為著明。《史記》《古史》，邵子《皇極經世》皆可佐證。而《蔡仲之命》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亦見致辟者，公位冢宰之後，奉命以行矣。

  今詳考經傳，折中事理，則周公奉王命而東征三監，在居東既歸之明年，以王命《大誥》於宗周而後行。公奉成王征奄，在營洛之前一年，還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營洛已訖，周公至洛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喪未除，淮夷、徐戎並興，伯禽征之而作《費誓》。奄唯一叛，在殷亡之後，成王凡一伐奄而即滅之。費誓之歲去大誥之歲十八年，去伐奄之歲十六年，先後較若列眉。伐奄，王自行；黜殷，周公行；征徐戎，則周公薨而伯禽行，亦顯然其無可混也。

  小腆

  孔傳云：「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則「腆腆」亦為不足之詞。《說文》云：「膳腆腆，多也。」則古有『腆腆」之語，蓋謂瑣屑猥多，如殽饌之繁也。《春秋傳》言「不腆」，皆謂不能多有。而蔡氏曰「腆，厚也」，則失其義矣。凡幣言不腆，尚可釋為不厚。賦言不厚，則車徒亦何以為厚邪？況此雲「小腆」，明為猥瑣群聚之詞。若武庚之黨而能厚，則少康之一成一旅矣，矧「小厚」相連以為詞，又其不成文理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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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翼

  考，父也。翼，猶輔也。謂父之輔翼舊人也。前雲「考翼不可征」，成王斥指武王之舊臣而言也。後雲「考翼其肯曰予有後」者，謂弗有堂播者父之亞旅也，言考者，父已沒之稱。蔡氏謂父老敬事者，不但不達於下舊人之說，且呼他父老為考，尤所不可。蓋東征之役，決於往者唯周公，而武王之舊臣皆不與公同心。故昔之流言，舉國不能為公辨。至此為天變所警，二叔之惡已不可掩，雖能釋疑於公，而終執己見以與公相異同，倡為不可征之論，以搖邦君庶士之心。故公就其所挾，以武王之輔翼自居。而以義折之也。所以然者，湯放桀於南巢之後，終不殄桀之裔，故武王亦封武庚於故殷。武王之舊臣泥於夏、商之已事，執武庚為先王所建、不可用兵之說，以陰為管、蔡地。而公之黜殷，以非常人成非常事，即在二公，亦未免為舊人之言而猶豫，且遲回於天命人心之不易。故公亦不復與諸考翼爭是非，但就大誥邦君御事之中，指搖惑之所由興，而以「棄基」之說，盡底里以警告之。言使我「棄基」，則今日之阻我征者，他日又將責我矣，乃以始終執其邪說之必然而消之。而「民養勸弗救」之言，變「考翼」而言「民養」，則正以君臣之分義，使不敢公為異同，而以「勸弗救」之言備責而深警之。「民養」也，「考翼」也，均為武王之舊臣，而或尊之，或賤之，則以義類相從而異其稱，舊注有未悉也。

  微子之命

  微子

  微子在殷，故封於東平之微，而爵為子。《商書》所謂「詔王子出迪」者，乃出即所封之國也。蓋當紂之初年，微子雖受封於微，而猶居於商邑，為商貴戚之卿。紂惡既稔，不安於廷，乃就國於微，以絕嫌疑，而紂亦無庸其妒娼。《泰誓》曰「剝喪元良」者，猶「喪欲速貧」之「喪」，言其失位於王廷也。殷爵三等，曰侯，曰伯，曰子。始終稱子，則微子固未嘗失爵，林氏所謂「遁於荒野」者，謬已。且史稱微子抱祭器以歸周，林氏既信其然矣，使遁於荒野，則歸周之前，將委宗器於草莽，而懷寶以處曠野，不但理所不可，而抑有攘竊之憂矣。則微子初之出迪，自退處於其國。迨武王克商，諸侯咸賓，而微子亦至。於時武庚尚守殷祧，則微子於周初，亦仍國於微而未改也。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避處東平，亦何從抱之歸周哉？伐紂之師不按微境，諸侯之歸周者不但微子，又何面縛銜璧如逢伯之雲邪？況其面縛牽羊，語自相悖，有如楊用修四手之笑者乎？紂雖亡，而微子之侯封如故。武庚未黜，而微子之子於微也自如。東征已克，殷祀再墮，微子乃由殷之子而進爵為周之公，自東平之微而徙國於睢陽之宋。吳澄之說蓋亦近是，特其所謂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則讀《樂記》不審之過也。蓋《樂記》所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者，非微子也。實武庚也。宋去朝歌不三百里，固在殷千里之畿內。武王伐紂，既分殷畿北邶南鄘而東衛，武庚自千里之圻，降而就百里之侯服。而妹土已分三叔，則武庚之封，非宋而何？武庚以宋而為殷後，微子自守東平。迨武庚滅，而後成王以武庚之地改封微子，自子而進爵為公，故曰「建爾於上公」，自微而遷於宋，故曰「尹茲東夏」。《經》文自明，無容疑矣。《古史》記武王禮微子，使復其所者，復之於微也。又曰「更封微子於宋」者，明其前之未國於宋也。蘇氏之紀較為正也。若《書》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當以人紀，不當以爵紀。言爵，則嫌乎後之嗣為宋公者。言人，則由是而位上公、尹東夏，其為宋公易知也。《康誥》之不言「衛誥」，《蔡仲之命》不言「蔡侯之命」其義一也。其後終稱微子而不以諡顯，則周公制諡法之始，不必人皆得諡，而猶以故號示別於？康叔、魯公、蔡仲、曹叔皆無諡也。丁公而後，諡始遍矣。史冊之言微子者多沒其實，而微子之仁亦隱，故為考其初始如此。

  康誥

  乃洪大誥治

  《康誥》簡首四十八字，宋儒以謂非《康誥》之文，用破漢儒公攝稱王之疑，是已。但以為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則亦非是。《洛誥》乃周公告卜之書，始終皆公與王酬答之辭，與「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文為不相屬。勤者，勞而撫之也。洪者，廣敷其命也。誥者，以告百工播民也。今《洛誥》始終無勞下之詞，亦無大敷治道以戒侯服之語。「拜手稽首，復子明辟。」其與「洪大誥治」之旨，何涉之有哉？既謂之錯簡，則不知所錯者何編？意別有《書》為周公咸勤洪治之誥，此其簡首，而今亡矣。新安陳氏謂《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者，其說為通。乃陳氏不能固信其然，拘牽於眉山之論，又曰：「冠此九句於《洛誥》，方有頭緒」，則曾不念《洛誥》非「用書命丕作」之詞，徒冠九句於上，雖有頭而不連項，雖有緒而不引端，則亦安得謂之頭緒哉？定為逸《書》簡端之錯文，斯為允合。

  惟君惟長

  酒誥

  百姓里居

  凡《六經》所言百姓，皆大夫以上賜姓之家也。古今語文迭變，至孔、孟之時，民亦得有百姓之稱，則相沿之差，聖賢亦因時立名，實亦三代之賜族日就蕃衍，則賜姓之家降為編氓者多也。今此言「百姓里居」，則百姓者，百官之族，里居者，井疆夫里之氓也。蔡注以百姓為民，民則無非里居者，而蔡以國中、野外分之，亦不審矣。陳大猷以為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又誤讀孔傳而附會之。百姓總以目世祿之家，固兼已仕未仕而言，里居則未有姓氏之氓，所謂「牽車服賈」者也。由諸侯百官世族以逮庶氓，《經》文畢舉，井井有條理，括之無餘而不亂，讀而繹之，斯無不得已。

  梓材

  《梓材》一編，朱子疑其都不成文。蔡氏因摘「今王惟曰」以下為臣下進戒之辭，疑他《書》之脫簡。今反覆諷誦，文義固有可通者。為釋之如右。舊以後簡為左，從讀者之左右也。凡予所撰列，以後簡為右，從書冊之正也。《春秋傳》曰：「地從主人。」安得以我之左為書固有三左體也哉？

  王曰封以厥庶民至惟邦君

  汝若恆越曰至戕敗人宥

  夫以邦君之職如此，汝既君矣。乃且以私恩貸其大家，而不念庶民之荼毒，若常作是言曰：「我有此一國之眾也，我有此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也，是與我親近而相與為國者。此臣暨大家也。」曰：「予可不市之恩，而顧行威以殺其股肱邪？為君之道，亦惟是先以禮敬之，以恩勞之。故敬勞乎彼，彼亦莫不以敬我勞我相報。」徇此意也，則假其大家以威，而主威不立矣。故彼往奸宄殺人厲人，而亦赦之；亦有假借公事以顯為之名而戕敗人者，亦咸赦之。夫然，則是以私恩寵其臣與大家，而縱之殃民，下無以達小民之隱，上無以敷天子之教矣。王啟監之意，其如是哉。

  今王惟曰至受命

  承天而子民者，惟敦天德而不尚威。遵王而監邦者，惟修侯度而不敢市恩。倘為之監者，詘法以縱其世祿之家，使戕虐於鰥寡，則王且不能為鰥寡主矣，是侯不侯而王以不王也。今王之所以可用德而輯四方者，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遠為近，而庶邦作享，兄弟方來」。大啟土宇，置君啟監，亦既用明德矣，則王之道盡矣。而有一國以為之後者，當以王之政典為式，誄暴禁亂，惠此小民，使之和輯，則爾庶邦乃克大享於王，而修其職。是王惟務德，而邦君不可不式典，則亦邦君式典，而後先王之用德者不虛也。是共主列侯之分所秩，而達庶民於天子，以中治之者，惟邦君，非若天子之不能遍式其典於天下，亦遠近親疏之勢所由分也。遠念古王之制如彼，近念先王之用如此。使汝而為王也，則漏網吞舟，以弘其德，猶之可也。今皇天既付中國於我先王矣承，則天用德者予一人之事。故我今惟以王道自責，惟德之用，以和懌之。民雖有迷在先，而今已覺，或及今不覺，而尚迷以相戕虐者，皆可和懌之而不事刑殺，以安先王所受之民，而非汝為監者之所得效也。

  已至永保民

  召誥

  牛二

  孔傳云：「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蔡氏乃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以實求之，蔡說非已。祭地於北郊，不見經傳。《禮器》云：「饗帝於郊。」《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周禮·大宗伯》亦但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自社以外，初無祭地於郊之文。若《大司樂》所云「夏日至，奏《咸池》之舞於澤中之方丘，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者，則《月令》所謂「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者，初非有北郊祀地，伉於南郊祀天之說也。鄭康成以讖緯釋經，析天為二，謂禘為祭天皇大帝，主北辰而配以嚳，郊為祭耀魄寶等之五帝而配以稷，乃更以東井輿鬼之外天社一星為地祇而主方丘之祀。其說妖妄淫邪，宜王肅之力辟其誣也。朱子以《經》折緯，以道裁禮，灼知古無北郊，而雲「郊但祭天，社則祭地」，用破從來之妄，如長夜一燈，何蔡氏之不能守師說而亟叛之邪？蓋王者父天母地，則報地之恩者，均乎親而異以尊。若崇地以與天伉，則貴養賤德，人道不立，而幾乎禽獸。其尤悖者，合天地於一壇，而竊同牢之義，尤使地天之通不絕，而陰陽爍亂。今此《召誥》所紀，具為分析。

  丁巳之用牲於郊者，郊以祭天也。戊午之社於新邑者，社以祭地也。郊之配以后稷，社之配以句龍，未之亂也。郊有牛二，而社雲「牛一、羊一、豕一」者，蓋地德陰，陰主味，其薦用熟，則折以為俎，一牢而可供后土句龍之祀，不如求天於氣必特牛、而配者別一牛矣。今蔡雲「天地用二牛」者，其二郊邪？其一郊而合祭邪？使如後代之禮，二郊並建，則丁巳一日，僕僕於南北二郊，祭天已竟，誠敬且弛，而用其餘力以有事於方澤，苟且煩黷，其亦無以事神矣。故欲曲成蔡氏之說，則必合祭於一郊而後可。乃合祭之說，則王莽所以蠱元後，武曌所以竊唐鼎者，而謂周公為爾哉！且如王莽之邪說，天地同牢，而經雲「牛二」，又何以曲為之說乎？夫天地同壇，既以夫婦同牢為其邪辭，將亦猶考妣同廟而共享矣。乃考妣合食，固曰以妃某氏配，則地祇亦將配天神矣。以地配天，則無所復容后稷。固未聞同牢合卺之席，容他人介於其側也。既以地配，又以后稷配，一壇二配，位於何立？豈天地之皆南面，而后稷西向，如俗所繪家神然邪？且其祝也，不可以一后稷而並告配於天地，又將天神有配，而地示獨無哉？況使其然，則上帝一牛，后土一牛，后稷又當一牛，而牛且三。豈周之不以后稷配天，而抑配者之但有其名而無牲，《禮》所謂「稷牛」者，又何以稱焉？蔡氏之魯莽，惑流俗而悖師說，於此不能辭其責矣。亂天地於一壇，而崇地以與天亢，陰敵陽，女奪男，下僭上。三代以還，典禮不修而天下大亂，皆此等啟之也，可無辨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以」者，相以之辭，如《春秋》「蔡人以吳子伐楚」之「以」。「取幣」者，諸邦冢君各取幣，而太保以之，與俱出入也。其錫周公以告王者，亦與庶邦冢君同陳其詞，如今連名會稿之比。蓋庶邦冢君皆有事於營洛，而洎其事畢，則合詞告成功，而因以進戒也。其曰「拜手稽首旅王句」，「旅」者，眾見之詞，猶「旅揖」「旅見」之旅，猶言旅拜稽首而進言於王也。「若公誥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若」，順也，言今者營洛之事，順周公之誥，以告於庶殷偕侯甸男邦伯之御事而丕作鳩工，既順公命而勤王事矣。此乃告丕作之辭。自「嗚呼皇天上帝」以下，乃始偕庶君而進戒於王。至後「拜手稽首曰」以下，乃為召公一人之詞，亦如今會議後之著勘語也。蔡注謂「洛邑之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於文義良多牽強，而召公與諸侯以幣告功，必無不相及營洛役事之理。言事畢而後及於進戒，則文字之體固然其不可亂者也。孔傳「諸侯在，故托焉」之釋，亦近似而終不諧者也。

  夫知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復辟之說，自漢儒承訛以啟王莽之禍，王介甫首辨其非，程、蔡因之，以益證周公無居攝之事。乃天順之初，徐、石猶竊漢儒之餘瀋，為復辟之文，以陷君父於不義，則亦文義未明之咎，使亂臣有挾以相違也。

  古今文告之語，既已差別，所可證其是非者，即本文之前後，及他處之同詞以相證爾，如介甫以《周禮》「復逆」證此之言「復」是也。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則亦與孔氏之說小異而大同，《立政》之言「告嗣天子王」者，歸政之辭也。《洛誥》之作，本用告卜，故曰：「怦來以圖及獻卜。」何為有此言哉？蔡氏謂「稱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意謂此誥首一語，如唐、宋人上書稱「獻書皇帝陛下」之比。乃考之於《尚書》，臣之稱君，未有加以聖明之號者，不過曰「後」、曰「王」、曰「天子」而已。臣之與君，猶子之與父，名如其質，而愛敬已至，不待稱父曰「慈父」、曰「聖父」而後為尊，則亦何事稱「明君」而後見其尊哉？唐始以「聖人」稱玄宗，於是而有尊號之加，同於生為之諡，此小人之無禮於君者，而謂周公有此乎？則蔡氏釋明闢為明君，亦未之思也。夫欲證「明辟」之非尊稱，無待他引，即下雲「其基作民明辟」，詞再見而相因，如知右目之為目，則左目之不名為耳，亦可知矣。「辟」，法也。「其基作民明辟」者，言營洛之為東京，示四方朝見會同之法則也。《詩》稱「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皆謂作京邑為法則，與此義通。然則「復子明辟」，亦謂營洛以為四方明法，而卜吉位成，因以復於王也。順本文而成章，其意自顯。九峰之說，徒為冗文而無義。程子之說，斷句立義，而不與下文相連。論靡有定，邪說乘之，故小人猶得依附孔傳以害名教。如徐有貞之所為者，《經》正，斯無邪慝，故訓詁之學不可忽也。

  河朔黎水

  黎水所在，傳注未詳。唯蘇氏謂為黎陽，而雲作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以實求之，蘇說非也。夫黎陽者，今之濬縣。而殷、周之世，河奪漳水以流，當濬縣之西，轉而北去，故《禹貢》曰：「至於大伾，北過洚水。」則黎陽之在周初，實在河南，不得謂之河朔。逮定王之世，河南徙砱礫。至桑欽時，河乃益南，而黎陽始在河北。蘇氏據宋河以證周河，而不知陵谷之變，其謬一。濬縣之名黎陽，以大伾之山，後人謂之黎山，山南曰陽，非水北之謂也。《山海經》《水經》《郡國志》，俱不言河北有黎水。今俗以衛、淇二水合流入漳之渠名之曰黎水者，則後人因浚有黎陽之名，而以被之於淇之下流，其實非也。黎陽之黎，以山而不以水。蘇氏以黎陽為黎水，據俗稱以證古，其謬二。周公至洛在三月之乙卯。召公「攻位於洛汭」，在前六日庚戌，而其至洛也以戊申。凡卜地者必就其地而卜之，《儀禮》所記「筮宅」者可征也。浚之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能飛馳至於黎陽，三日之內卜畢而歸卜洛乎？蘇氏曾未之思也。其謬三。周公之營洛，雖以鎮撫東郊，比殷民而俾之多遜，然實以成武王「毋遠天室」之志，作一代之天邑，夫豈苟循殷民重遷之志，而就彼以為都乎？《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移爾遐逖」，則洛邑未定之歲，殷民已西遷矣。故太保所命之庶殷，皆其已遷者也。業已遷之而西，復卜黎陽而返之以東，晨此夕彼，不適有寧，是重困殷民而召其侮矣。且殷民舊已居洛，而抑又何重遷之有哉？蘇氏不察於此，其謬四，宋之黎陽，今之濬縣，於周為衛地，康叔既已受封矣，而復卜都於此，則將徙康叔於他乎？抑王畿侯國可犬牙雜處而不嫌乎？如徙康叔而營於其國，則當預為布置，不宜潦草於三日之中，一聽之卜也。且康叔既主其土，自當召令蒞卜，太保漠不相告，馳入其疆，唯己所卜，則豈非挾天子以奪諸侯之土宇？三代未聞有此，而況二公之賢乎？洛雖去豐六百里，而舊為天子之圻。黎陽雖殷之故都，而已為衛之分土。蘇氏不此之察，而惑於成王封衛之邪說，以黎陽為圻內。其謬五。積此五謬，則黎水之非黎陽明矣。

  蓋二公之所卜者，其地皆相密邇，故三日而訖卜，以踐武王「三塗」「岳鄙」之命。其在河之南岸，則澗、瀍之交。在河之北岸者，則黎水之崖。洛陽去孟津七十里，去孟縣百二十里，大河介其中。則此黎水者，蓋孟津之西，孟縣之南，濟源、王屋之東，有此水焉，今其名不顯耳。蓋統大河之曲折而言之，則有三河之名，而懷、孟為河內，相、衛為河北，故袁紹居鄴而謂之河朔。若以洛陽夾河之地而言之，則懷、孟、濟源正值洛汭之北，而隔以大河，故自洛渡河而北者，其地皆可雲河朔矣。特懷、孟之間，水之有名者曰沇，曰湨，未有以黎名者。以今度之，上黨為故黎國，而沁水之源發自沁州。沁地屬上黨，則沁自黎來，出山而過濟源、孟縣，至武陟以入於河。濟、孟之間，沁水之會，負太行，面黃河，實可以為都會，而與洛陽同為土中。考之《禹貢》及《春秋傳》，俱無沁水，則沁在商、周，或因其出自上黨之黎而名為黎水，亦未可知也。

  又此言「我卜」雲者；當以陳氏《經》之說為正。蓋周公胤太保而繼往，則二公共此一大事。周公之至洛，雖在召公既卜之後，而召公既得「洛食」之兆，因以視公，公無所疑，而遂用告王。以前既言「胤保」，則周公之告，即如召公之告，而召公之卜，即如周公之卜矣。其言「我」者，統詞也。不然，八日之內，而再卜焉，《易》所謂「瀆則不告」，《書》所謂「不卜習吉」，《詩》所謂「我龜既厭」者，非此謂與？且召公已得吉卜，周公不用而更卜，是一卜而不以信任召公，其他謀度之相牴牾者，又可勝道哉！且召公雖卜，而不足為有無，則何不待周公之來？而自輕以取辱，又何為邪？新安陳氏妄云：「洛誥言是日再卜。」《經》無其文，鑿空立說，不亦悖與！

  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

  按此段《經》文，傳注皆離析而不相屬，抑背戾而不可曉，且以為公告成王之辭，則倨侮失體，既與《召誥》《無逸》之文不類，亦與前「復子明辟」之文不侔。至以「予其明農」為周公告歸之詞，則文既不誠，理亦太妄。蓋周公為王叔父，為周大宗，所謂繼別為宗也。爵元侯，位三公，即欲告老歸政，自當返彼侯服，豈若後世布衣而取卿相者，可於致政之日為之辭曰「歸田間而秉耒」乎？此所謂文之不誠也。且漢儒之以「明農」為歸田，乃以曲全其篇首「復辟」之邪說。宋儒既辟復辟之妄，而復守「歸田」之陋，是憎胡頭而留其鼻也。公受武王之託，相成王以定天下。其為任為辭，此何等大事，使於理於事在可歸休，則於王在豐命公相宅之日，既不面陳事畢歸休之志，又不待營洛已竟，王來公返之餘，特為申告，乃因告王宅洛之便，附伻人而順及之。褻宗社，慢君上，而不自敬其進退，亦莫此為甚矣！漢儒以後世君臣駔儈之心，臆度君子，若將知成王之必命公以居守，而故先為告去，此桓溫、劉裕之所不屑為者，而公豈然哉！斯所謂理之太妄者也。

  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言王今欲來洛，舉大祀於新邑，則當與祭之百工固宜往迎也。

  子齊百工至汝永有辭　「從去聲王於周。」「從」謂扈從也。「周」，豐也。此「百工」者，在洛有事之官，事畢而西迎王也。知然者，以言「從王於周」，而不曰「從王來洛」也。洛之稱周，在東遷以後，當時但言「新邑洛」耳，《多士》可證也。「庶」，眾也。「有事」，亦謂百工也。自「庶有事」以下，皆公戒敕百工之詞，而述之以告於王，以示義不敢專，抑用將其上下交警之義也。公自述以告王曰：予之齊百工使來扈從也，予惟告之曰：「凡我眾有事者，今之往迎王也。蓋比者王使人來即我而授命曰：『我且來修祀事，而助祭以與於有事之榮者，不必別行澤宮選士之典。但於營洛之士，紀錄其功之尊者，即因功以知其為賢為能，而作使之以有事於此初舉之大祀。』而惟以其事責之於我，其申命我曰：『汝受相宅之命，而厚輔王室。既總其成，則固大明於百工之功載矣，載，上聲，事也，績也。今使之來，可以惟汝簡擇而必當矣。乃百工雖有功於前，而恐其不恪於後。乃在汝之悉進而自教之焉。』夫王命我以悉教汝庶事，故我不容已於教，用是進汝往迎者而戒之曰：『孺子其相率而朋往哉！稱孺子者，以尊臨卑之稱，抑親之之詞，猶孔子稱弟子為小子。朋，群也。汝在昔者或為仇民，或為侯邦之陪貳，其得事天子者，自今日始，則當敬始以慎終，無如火之始焰焰，而卒至有所焚灼，延而弗絕也。汝尚順修常法而無越禮，撫循職事而無廢功，如予之事王者以事王，則焚灼之患，其尚免夫！且西周之百工，先未與汝共事，而自今以往，汝作扈從而同執事於元祀，則固有同僚之義矣。汝惟以彼在周之百工，此言周王，知前百工為在洛之工矣。同往新邑。往猶來也，洛之百工既至周，則謂來洛為往矣。使相向和諧而就汝以為僚友，則汝能有其僚矣，得朋慶而信友益以事上矣。既若彝撫事之不差，抑向好有僚之相協，則明作有功，物無敗之，惇大成裕，物胥附之，汝永有令名於天下後世矣！』」

  公曰已至汝往敬哉　再言「公曰」者，蓋前承王命以教百工，此則以己意申教之也，前教百工以敬事和衷，則宜以王命戒之。此教以敬享，則非王之所自宜言，而以己意為臣子之自相警也。公分陝而主東諸侯，則東方百辟之享，本其所掌。此百辟往豐，雖以迎王，而玉帛之贄亦必行焉，故不容不戒已。「惟」者，專用其心之詞。「汝」，指百工。「沖子」，謂王也。《識》音志，記也，謹識而弗忘也。「篤」，厚也。「敘」，以禮相接也。「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乃惟孺子頒朕句，不暇聽朕教汝於棐民彝句。」「頒」，別也，謂不合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句。」「若」，如是也，言亦當「役志於享」也。諸侯大夫入見天子，則必發幣於公卿，《儀禮》《春秋傳》皆有其文可考也。公又述其己意教百工之辭曰：「若是之若彝撫事、向即有僚者，既已然矣。乃予思之，汝今之所當敬者，則專心壹力，惟沖子是事，而思君臣相與以有終也。夫欲君之終信乎我，則必我之允敬乎上。汝其敬識百辟事君之禮！其享不享，皆在己之敬不敬。倘不用志以敬識之，則民且有以議其不成享，而事爽其情，反以召侮矣。朕之教汝者如此，乃惟汝孺子不與予合志，而匆遽苟且，不聽朕所教汝輔相斯民、敬恭奉上之常道，則是惰慢不勉而臣職廢。民之所侮，上之所譴，其將受誅責，而何以永終哉？此不特進享於王者宜然。凡以禮厚敘其情於乃六官之正長者，父上聲，猶祈父農父之父。亦宜罔不如是，以儀之及物者為享也。蓋尊王以敬王，人道相通爾。我之教汝者止此矣。今亦不知汝之聽朕邪？頒朕邪？善敗惟汝所自致，而我不能取必。我惟不敢廢王以功作祀之命，遣汝往而已。而汝可不敬哉！」抑此周公命百工之詞，而雲百辟者，侯甸男衛與庶殷分作，則諸侯亦受百工之事，如康叔為司寇，丁公為虎賁，諸侯而兼王官者，固周制也。

  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明農」者，經理疆洫之事，如禹之任土，文王之即田功也。「彼」者，對此之詞。時方戒遣百工以迎王，則謂迎王為此事，明農為彼事也。「無」，猶弗也。言無能遠至於豐也。周公既述其戒百工之詞，而又明其不能親往迎王之故。因百工以達於王曰：「予之所以不能偕百工以往者，以洛邑初定，民事未修，欲乘丕作之餘力，往明飭其溝洫井疆之政。蓋以明農者，所以裕我王之民，則亦王之所急者。是以不能遠至於周京，而使汝扈從焉。」終言此者，亦俾百工知己之非慢，而亦以達己之情於王也。觀此，則公之勤王家、輯仇友、敬沖人而寓教戒者，忠厚深遠，固非淺儒所可窺。王曰：「公功棐迪篤。」此亦其征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至乃單文祖德

  按此傳注俱言成王留公，而公許之。既承上文「明農」之訛，且王欲留公，則必有惻怛懇至之語，述王業之未成，引沖人之不逮，而篇內並無此文，則舊說之不足信，固也。今按：自「公明保予沖子」至「罔不若時」，以答公前誥而稱其功也。伻至而王即行，故當時無容答，待至洛畢祀而後答焉。「予小子其退」至「四方其世享」，則命公尹洛，且以定《周禮》之事屬之公也。周公作《周禮》實成於洛，故五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曰「辨方正位體國」者，《召誥》之所謂「攻位」「位成」也。其曰「經野」者，則此篇之所謂「明農」也。鄭玄乃雲「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乃以此《禮》授之」，誤也。大司徒之職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國焉」。謂洛都也。則《周禮》作於營洛之後明矣。今為釋之如右。

  王若曰至罔不若時　百工既至周京，迎王至洛，定都肇祀，而王稱公功以答前誥焉。「將」，進也，行也。「旁」，謂旁求也。「作」，謂勤使之。「穆穆」，敬也。「迓衡不迷文武句」，「迓」，迎也，謂來迎己之百工也。「衡」，量也。「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句」，「教」，猶相也。王若曰：公顯明保助我沖子，使得宅中以建國者，惟公所以訓戒百工，能稱揚大明之德，使相予小子，上揚先烈而對天命，下和定四方百辟，而奠仇民友民之眾，使得所居。又俾予厚禮夫功之尊者，將行大禮，舉修元祀，以及於無文而咸秩，則公訓戒之功大矣！乃百工之所以承公教而無違者，非但稱德以教之也。惟公秉德之明，光於上下，所勤之政，施於四方，故能旁求有位，鼓之舞之使咸敬焉。而來迎者，皆衡量其職，以順文、武之憲，而勤相予以謹祀事也若此。然公之功，豈止今日為然哉？自秉政以來，所以輔助沖人，迪啟百工者，其深厚罔不如是也。則一代之宗禮，舍公而誰托哉？

  周公拜手稽首至文祖德　「來」，呼而進之之詞，謂將來，猶言將進也。時王及公俱在洛，不得言來洛也。「弘朕恭」之言「朕」者，述成王自稱之詞也。「孺子」，述王之稱公也。以「相宅」本周公之事，而王來則肇祀也。蔡氏以公自言，大其責難之義，於上文既不類，且孟子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謂責難者可謂之恭爾。如以恭為責難，則天下之所謂賊者，皆其曰「吾君不能」者乎？典即六官之典也。重言「曰」者，前代述成王之命，故曰「乃」、曰「朕」、曰「孺子」，謂文王為祖者，臣從君之詞也。此言「曰」，則述成王命己之意也。「多子」，即王之所云「士」、雲「師」也。「御事」，王之所云「工」也。王言「監」，專所任而總其成也。公言「以」，分其事而集眾益也。「恭」者，敬其事於始也。「孚」者，信其法於成也。「昭子」指成王。武王於世為昭，成王為昭之子，對文祖而言，故稱「昭子」。周公受治洛定禮之命，乃拜手稽首以承之曰：「今者王之命我進而詔之曰：『汝其奉保此文王之受命，光大烈考武王之德，而以弘大我之所以恪恭乎天職者，惟此定禮之一大事而已。蓋孺子先同大保以來相宅，則既有和恆居師之責矣。今此其尚益大前功，厚其典禮，而定之於洛，與殷獻民損益斟酌，撥亂反治，為四方新法，而俾天下之恪恭周道者，於此作之先焉。』夫王之命予以此，非旦夕之謀，一方之治也。蓋曰其自是宅中建治而典禮定，則萬邦率由之以寡過。惟王有成功，以刑之天下而垂之子孫也。王命之重如此，予旦其敢辭難乎？固將以多子越御事，考典參職，勒成一代之宗禮，以上厚前人之成功，下答四方之瞻仰，俾天下之信從周道者，於此作之先焉，乃以成我王之法，而究文祖之德，則豈不勉哉！」《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此謂也。

  伻來毖殷至懷德

  戊辰王在新邑

  此以月日統記上文所紀之事也。烝祭於文、武，前所謂祀於新邑者，自一事也。「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乃王歸西周以後，伻來至洛之事，又一事也。「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又以記烝祭之禮。「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又以記伻來至洛，命周公其後之時也。文既錯出，乃史家雜敘之言。若以序求之，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當在「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之上。「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當在「伻來毖殷」之上。此或錯簡，或古史之傳，前記言，後記事，不可一律拘也。然「烝祭」與「告後作冊」，事既不一，時亦不同，則所謂戊辰者，端非十有二月之日，而孔氏以為月晦，誤已。蓋孔氏以烝祭在仲冬，而以十二月為建亥之月，故以晦日省牲，晦日行禮，遂懸定十二月之為建亥，而戊辰為其晦。乃周用天正，雖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而終不謂建亥之月為十二月，《豳詩》言「一之日」「二之日」者可考。況是年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見於《召誥》者不妄。計其建亥月之晦日，非庚子則辛丑。即三月為建寅之月，亦不過戊戌、己亥而止，安得有戊辰晦之理？則戊辰之烝，自在建子月之終，而「作冊，逸誥」之在十有二月者，建丑之月也。蓋王祭畢歸周，又遲之一月，而始遣伻命公也。前以言烝，故知其為仲冬，故戊辰不系月。後言「在十有二月」，乃以終言一歲之事，與下「惟七年」相合成文，其不言日者，義不繫於日也。舊說囫圇無眉目，故為分而正之。

  惟七年

  蔡氏從吳說，謂周公居洛七年而薨。按此自當以孔氏傳為正。周公之薨，在成王二十二年，故王於十一年命君陳尹東郊，未嘗言元老奄喪，而一皆周公生存之語。且此篇《周書》，而非周公之私史，則其紀年自當用成王之紀年。上雲「在十有二月」，記月也。此雲「惟七年」，記年也。《經》文並列，其亦明矣。雲「誕保文、武受命」者，即前雲「誕保文、武受民」，皆謂定宗禮以成王業也。《中庸》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明治定製禮，乃受命之事，則此以紀營洛竟而作《周禮》，在成王之七年，蓋於是冬始鳩其事，而登為成書，則史亦未之及也。或他編別見，而今逸矣。

  多士

  惟我事不貳適

  「貳」，猶「貳過」之貳，謂再舉也。「適」與擿同。言武成之後，輯干戈，櫜弓矢，不復有所擿求於殷，而亂之不已，則惟爾殷王之家乘釁挑亂，而反致擅於我，以為兵端。「不貳適」者，即「我不爾動」之謂也。「惟爾我適」者，即「自乃邑」之謂也。此敘其事，下則因事而自反之言也。蔡氏謂：「割殷之事，一於從帝，而無貳心」，蓋據《詩》「上帝臨女，毋貳爾心」以釋此。乃《詩》以言牧野之事，警周人以果毅，而《書》則言東征之役罪在殷而不在周，其義自別。使如蔡氏所云，則為辭失當，殷之頑民且將曰：「女之專心壹志，不芟夷我而不止，在牧野之日已然。」將無益鼓其怨而深其疑忌乎？且兩言「適」，而文意皆相因，蔡氏分之，各自為義，其亦疏矣。

  多遜

  「遜」，順也。事逆則難，順則易也，故遜亦可釋為易也。「多遜」雲者，革商之始，殷民尚為武庚及三監侯國之民，逮其遷洛，則不復為侯國之民，而臣於宗周，為圻內之百姓，故「移爾遐逖」，以就近畿。其君子「簡在王庭」，而服大僚。其小人職貢便利，而親天子。是向者聽政令於千里之外，故阻而難，今者服奔走於五百里之內，其為順而易也多矣。「多」雲者，以彼較此而見其便利之多也。舊注未審。

  無逸

  卑服

  傳注皆以「卑服」為惡衣服。衣服可雲惡者，以縑素對錦綺，彼美而此惡也。若「卑」則與「尊」為對，上下自有章秩，可以侯王而服匹夫之服乎？且此篇言「勤」而不言「儉」，始末不及服飾之豐約，安得徒於文王著惡衣之文？「服」，事也，位也。猶「有服在王庭」之「服」。「卑服」，謂文王初服之卑也。文王中身有國，又其後乃受命專征而為西伯，所服之位乃尊。其在壯歲尚為世子，迨既在位，且為遐方之小侯，故曰「卑服」也。言此者，與上「舊勞於外」「舊為小人」同義，以見成王生長富貴，易於自逸，而益當加警也。

  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以「供」為供賦之供，引《春秋》時五伯之事以例文王受貢賦於庶邦。今按《汝墳》之詩，南國之賦役，一奉王室，使諸侯既不能免殷之職貢，而復增常賦於周，則如火益熱，而何以雲「父母孔邇」乎？考諸經傳，凡共賦之共，發為平聲，「字」皆作「共」。其從人從共之供字，許慎曰：「設也。」義類文旨，固當以設為法則，俾庶邦取正為義。孔傳云：「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供待之。」其說自長。且《經》文上承「游田」而雲「以」，初不從財賦立義。豈庶邦所供者，但羽獵之所得乎？蔡云：「上不濫費，則下無過取。」不知一游一逸，何所費而須過取邪？且《多方》雲「惟進之恭」，文與此相類。「惟進之恭」，蓋雲「惟恭之進」；「惟正之供」亦謂惟待之以正而已。當時自有此文體，逆一字以成章。此讀《尚書》者必別於古今文制之殊，斯不鑿空以立說。

  君奭

  大弗克恭

  進退是人臣之常節。召公欲去，而周公遽責之曰「大弗克恭」，何其相責之已甚邪！蔡氏「召公告老」之說，乃以臆斷千年之上，識者不敢疑其不然，而況敢信其然乎？且召公誠志在歸休，於成王初年誠為已早，迨成王在位既久，天下奠安，則固可遂其初志。而康王嗣位之初，猶領冢宰，何前之矯矯而後之濡滯哉？蓋召公同國休戚之情，終始無求去之心，亦以己之所處，乃無嫌無疑之地，而其致疑於周公者，則別有說也。

  周公歸自東征，不以往事為懲，而猶位冢宰，正百工，留洛邑定宗禮，力以「率俾海隅日出」為己任，恝然無憂於天下之疑，則實召公所未喻。周、召俱為先王之舊臣，而相與為肺腑之親，則不但國事所當同恤，而彼此進退之大節，亦不能不互為謀而交相益。則謂商、奄已殄，洛邑已定，誠周公可以謝政之日，何事製作之皇皇，以久居大位而秉國政？其愛周公也至，而亟欲其退，自賢者之恆情。特以周公方志在必為，難可直諫，乃終怫其心，而有不說之意。《書序》所云，固非誣也。周公知召公之意，而志期莫大之功，事待已然而後著，固有難於預為顯言者，故以「我不敢知」為發詞之端，而末雲「祇若茲，往敬用治」，則以功之成否歸之天，而己意不可悉言。且欲召公之忘言，以俟己之經理，且為之而無恤其他也。故蘇氏謂「召公欲周公告老」，為得其旨。蔡氏之說，非所敢從。

  巫咸

  孔、蔡皆以巫為氏。按大夫賜氏始於周。黃帝至殷，唯分族姓，而不以氏顯。巫，官也。殷道尚鬼，故巫列於大臣，而卜筮、醫藥一統於巫。《山海經》言九巫採藥，《楚辭》言巫占夢，皆其征已。乃九巫有巫咸，《楚辭》亦云「從巫咸之所居」，未知其即此巫咸與否？王逸固云：「巫咸，殷人。」特《山海經》世雲大禹所作，似不當及殷之巫咸，而抑載夏後啟及殷王亥之事，則亦商、周之際或為之，巫咸，殷人，不妨見也。據此，則巫賢亦良巫，而不必為巫咸之子，如孔氏之雲矣。

  有殷嗣天滅威

  小子同未在位

  上言「予小子旦」，則公既以小子自稱，此乃以小子為成王，此傳注家之大謬也。公固嘗呼王為「孺子」矣，而「孺子」之與「小子」文似而實遠。言「孺」，則但以年言之。曰「小」，則狎褻之詞也。況菲薄其無所能，而曰「同未在位」，則是蔑之為不足比數，而謂事權一在於我輩，此非大有無君之心者，而敢作此詞乎？高澄之所云「狗腳朕」者，亦不過如此而已。「在位」者，言己在冢宰太傅之位也。公言我固久在其位，而功德未昭，遽欲告去，同於未在大臣之位者，不以誕大之責為己責，收斂自全，罔勖所不及，徒謂己之年造造猶命也。耇老，托於庶官七十致政之例，而德不降下，則物理且不察，而況於天命乎？此為公深於自任之言，而以明大臣之位，義異庶寮，所以破召公之疑者，奈之何斷析文句，屈聖人以不道之辭邪！

  鳴鳥

  謂鳴鳥為鳳者，不知所本。鳥為統名，鳳特其一。鳥皆能鳴，豈但鳳然哉？《卷阿》之詩所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者，亦詩人興比之詞耳。興固有不因所見而起者，而況於比？如宮人之詠后妃，亦安得至河洲而睹雎鳩乎？且《卷阿》之詩作於召公，繹其文旨，大抵在周公歸老之後。則此言「鳴鳥不聞」者，其在鳳鳥已至之餘乎？抑鳳鳥未至之前也？如在鳳鳥未至之前，則周公即刻畫己德以期祥瑞，而安知瑞應之至，不為醴泉、朱草、黃龍、白麟，而必以鳳哉？如在鳳鳥已至之後，則其鳴固可得而聞矣，而又何以雲「不聞」邪？蔡氏乃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豈周公必欲此鳳旦夕嗈嗈於耳側乎？使然，則亦春之鶯，秋之蟬，而不足為鳳矣。且鳴鳳之聞實，實天休所錫，則既能有格，而後可以致鳳，今雲「鳴鳥不聞，矧能有格」，則是有格難而鳴鳥易聞也。豈鳳既至，而尚不可謂有格乎？求之《經》文，但言鳥而不言鳳，其雲鳴而不聞者，特不聞，而非不鳴也。猶所謂寸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蓋以甚言在家不知國政，則隔垣之外，音響不宣，雖鳥之鳴噪且不能聞，而況冥不可知之天命，其能有格乎？傳注附會失實，乃使本文失理，不足采也。

  蔡仲之命

  蔡

  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

  蔡氏謂「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此殷侯不知何指。以為殷國之侯邪？則祿父已滅矣。以為殷之諸侯邪？則殷尚得有諸侯哉？且業已歸周，而又何外之邪？此言「殷侯」者，皆追謂武庚也。「尹」猶君也。言昔武王誅紂，已宜殄滅之，而我且使爾武庚嗣為殷侯、得尹其民者，乃我「大降爾命」，故使紂裔得君其故土。此述始事以見周之仁而殷之悖，故下言「弗永寅念於祀」，見殷之不復能尹民，乃其自取爾。武庚受封，必有國號。承殷之祀，自當號殷。爵列五等，自當雲侯。其後改封微子於宋，位為上公，周公之制乃然耳。

  甲於內亂

  「甲」謂草木初生之萌。許慎曰：「木帶孚甲之象。」內亂如木之萌甲，漸發而不已。故曰「甲於內亂」。舊注未悉。

  立政

  用咸戒於王

  蔡氏謂「周公帥群臣進戒於王」，前為讚詞，而此為群臣之所同戒。今按《立政》一篇，乃周公作《周禮》以後，具職官之典，進陳於王，而因言官人之所尤重者，以戒王之慎所用，故無事帥群臣以共戒。且群臣而胥進戒，則亦必有辭，不當但列數五者之官而漫無一言。蓋前雲「周公若曰」，乃史記周公所進戒之意，而後「周公曰」以下，方實為公言。史言周公作此《立政》，當其進戒之時，拜手稽首告王以君道，而因取此左右三宅及綴衣、虎賁之官，條其職任以戒於王，見所當恤。此三言「曰」者，史之詞也。孔傳云：「周公因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斯為近之。

  綴衣

  攜仆

  傳注謂「攜持器物之仆」。今按《周禮》五仆不兼攜持之事，則攜自攜器物之小臣，而仆自仆也。其官若小臣、小子之類，蓋攜為其統名也。

  大都

  卿大夫之采邑曰都。《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是已。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宗人、司馬皆為王官。其他則其自為辟除。「伯」猶正也。宗人、司馬皆正官也。舊注未悉。

  夷、烝

  夷、烝與微、盧同舉，而夾於首尾，則其必為國名可知。以夷為蠻夷之統名、烝為眾者，其失明矣。地之以夷名者，《春秋》「許遷於夷」，《左氏》曰「實城父」，城父在今亳州，即三亳之一，不當贅舉。烝之為地未聞。唯衡陽有烝水，故孫吳名其縣曰臨蒸，而要在荊州之南陲則皆非是。唯《春秋傳》記「紀人伐夷」，杜預曰：「夷國在城陽壯武縣。」而漢東海有承縣，承故音烝，地在今嶧縣。然則微、盧紀西，而夷、烝紀東，皆屬夷之國也。

  三亳阪尹

  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文王方率六州以事紂，安得為亳人逋逃之藪？此妄說也。陳氏謂三亳，商故地，分而為三，則周初未有瓜分商地商民之事，亦為無據。按上文兼言文王、武王之事，則三亳自言武王已事，而孔氏之謬既明。「三亳」者，殷之故都也。「阪」者，安邑之阪，夏之故都也。武王初定天下，於二代之墟立王官以尹之，所以安輯之也。商都西亳，而南、北二亳皆設尹者，意商嘗建二亳以為亳輔，故皆以亳名之。亳亦大也，與京同義。其猶洛邑之稱周，而漢、唐之有兩都，宋之有四京與？舊注殊疏。

  君陳

  君陳

  李氏稱鄭氏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今《中庸》鄭注乃無此文，當由他見而李氏誤志之也。然君陳之為周平公而伯禽之弟，既確不可易，王氏乃謂篇中不言「爾考周公」，與《康誥》言「穆考文王」，《蔡仲之命》言「乃祖文王」者不同，則不知成王之命君陳在十一年，而周公之薨在二十一年，安得生而稱「考」哉？此孔穎達「周公既歿」之說誤之也。《經》雲「昔周公」者，「昔」之為言昨也。又雲「式時周公」，「時」，是也。固當時之稱也。沒則雲「乃考」；「考」，善辭也。生不可雲「乃父」；「乃父」，褻稱也。稱君陳之德而曰「孝友」，則固為人子之詞。父在，子無專美，故他無可稱，而但舉其內行也。其曰「既見聖」雲者，亦目擊而親炙之詞也。公以成王之七年治洛，凡閱歲五而歸於周京，仍相成王，故令君陳代其任。然此之命尹東郊者，特代公治洛而已，未嘗嗣公爵而國於周，以為周宗之大宗也。命之嗣爵而紹封，則當稱其先烈。命之代任而治事，則但令法周公以敬典。蓋嗣爵因乎先德，而命官則唯其人，不以世故，而用之者初不如康叔、蔡仲之以懿親開國者比，無庸稱引先世，義不繫於父子之相承也。王氏不諳於辭命之體，疑非所疑，乃欲生稱人父為考，而盡沒周平公以洎周公孔、周公閱、周公黑肩之世系，是惡可哉？蔡氏曰：「君陳，臣名。」亦師心矯古而失實也。

  顧命

  芮、彤、畢、毛

  詩言「虞、芮質厥成」，蓋商之舊國，早服於周，因之而不替其封者。至春秋時，國尚存。芮伯萬為母所逐，而秦並之，今平陽府芮城縣，其地也。彤國地未詳，王肅以謂「姒姓之國」，他不經見，未知所本。疑此或「胙」字之誤，傳寫小失。蓋周公之子而封於衛輝之胙亭者也，畢國在長安西。毛國，傳注亡考。春秋猶有毛伯而隨周東遷，非其舊地。安定有毛氏，則其國當在周京之西北也。

  翼室

  蔡氏謂路寢旁左右室，今嗣子既為喪主，而入側室，於禮非安。孔氏訓「翼」為「明」，雲即路寢。「翼」之訓「明」，猶「明日」之為「翼日」，古有是詁。路寢，向明出治之室，故曰「明室」。《禮》：君薨必於路寢。故《春秋傳》曰：「正也。」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即迎嗣子而入，時尚在小斂之前，無緣屍在路寢，子居側室，而不親馮含。其必俟已死而始延入者，世子先居別宮，問安有時。王疾病則居於內，死乃遷屍於路寢。臨終而子不在側者，天子之禮別嫌明微。異於士庶也。天子在，則世子不得輒入路寢。故必待延入，延入則為主矣。孔說自正。

  命士須材

  傳注皆言「致材木以供喪用」。不知所言喪用者，何所用之？《檀弓》言「虞人致百祀之木」為棺槨之用者，則事在未殯之前。今業已殯而始須之，何為？若《士喪禮》所云獻明器之材，則事在筮宅之後，啟殯之前日。天子之喪九月而葬，乃急須於九日之內，又何其太速邪？且致棺槨之材則有虞人，治明器則尊甒、弓矢、琴瑟各有司存以上統於司空，而何以命士？況此篇《經》文上下皆未言及喪紀，故九日之內，所為復、含、大小斂，哭臨、殯塗，一概不書於篇，何為獨於喪用之材而特記其須？揆之本文前後，殊為不倫。彼含斂奠殯，其事之大且百倍於須材，逸其重而記其輕，不已慎乎？蓋此篇為紀顧命而作，則所重在嗣子之受命，而喪禮概所不紀，固其宜也。所謂「士」者，《周禮》之司士也。司士之職，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材」者，材武之士。「須」，待也。新君將立，國之大戒，故選材武之士，頒其所守，以待命焉。而正朝儀之位，擯王行禮，皆司士之職，故特命之。後之「執惠」「執戈」者，皆其類也。尋文繹義，斯為可通爾。

  狄設黼扆綴衣

  設張之事，自幕人所掌。狄之為官，不見於《周禮》，唯《喪大記》言之，則《周禮》所謂「夏采」者是已，《祭統》所謂翟，乃龠師之別名，不與此同。狄不典黼扆綴衣，而特司其陳設。故《喪大記》云：「狄人設階。」此雲「設」者，兼下文而言。黼扆綴衣，四席四幾，有司備之，而皆授狄人使之排設也。夏采所掌，乃始死而復之事，此兼命之者，以方在殯，禮雜吉凶，且狄司復事，為神所依，亦使求神而授命也。舊注未悉。

  赤刀大訓

  傳注謂「赤刀」為赤削鞘。今按刀鞘施赤，不足為寶，亦不可名為赤刀。所謂「赤」者，赤金也。古以銅鑄兵，而赤銅脆甚，不任為刀。此以赤金為之，則其冶煉精良，固非恆物，亦上古物產未備時所為，可以征物始也。陶弘景《刀劍錄》記夏孔甲鑄一劍，銘曰「夾」。「夾」，篆「亦」字，古或通作「赤」，蓋其類已。「大訓」，孔傳謂是虞典，蔡疑孔說之偏，乃謂兼數代之書及文、武之訓，固無從辨其非是。然《顧命》在成王之末，則文、武之訓，初為成王所藏，不足以昭世守。而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所掌，不入寶藏。意虞典舊文，為當時故簡者猶存，武王克商，獲以歸而寶之，與外史所掌五帝三皇之書，文是而簡非者不同，孔氏必有師承，說賢於蔡。凡此類，非有確證不可輕駁古注也。

  夷玉

  舊注謂「夷」為常。藉其為尋常之玉，則亦何必為之名哉？而亦不足為寶矣。《周禮》：「大喪共夷盤冰。」《喪大記》云：「大夫設夷盤。」鄭玄注云：「夷之為言屍也」，「屍之盤曰夷盤，床曰夷床，衾曰夷衾。」此言「夷玉」者，謂玉之美者，能津潤養屍也。漢人用玉匣以葬，義取諸此。然非真玉則不堪用，故玉以能為屍玉者為美，《汲冢書》有「天智玉」，紂衣之自焚而屍不毀，其此類與。

  綦弁

  爵弁，士所以代冕而祭於公，則「綦弁」者，皮弁也。韋弁色赤。爵弁如爵頭，赤黑色。蔡以爵弁為赤色，既屬不審。韋弁、皮弁皆以鹿皮為之。韋弁則染韋赤色，皮弁則如鹿韋之本色而不染。然必去其毛，則一也。蔡雲「以文鹿子皮為之」，則誤以帶毛斑爛為綦色耳，不知綦者，蒼艾色也。其見於《曹風》者曰騏，則亦青蒼馬色。既非鹿毛赤黃白相雜之色，而《禮》注但言白鹿皮，謂去毛而韋色白爾。不言文鹿。言「文」者，蔡氏以己意附會之也。鹿鮮白者，綦、騏皆青蒼色，而皮弁非蒼，則知所謂「綦」者，《周禮》之所謂「璂」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貫，結以采玉以為飾。《詩》雲「會弁如星」，此之謂已。大夫之弁璂飾二玉，亦二采。士之皮弁則結飾。此言綦弁，亦大夫之弁。以王之中士再命。異於侯國之士，故綦弁亦為士服。而如呂氏之說，大夫四命，則希冕矣。

  宿、祭、咤、酢

  按此傳注紛紜不決，殊難分曉。以咤為嚌者，蘇氏之失也。謂祭為酹酒神座者，鄭氏之未諦也。謂酢為報祭，王答拜為代屍拜者，蔡氏之謬也。既以咤謂嚌，則下雲咤嚌，於文不通。以祭為酹酒，酹者綴祭也，亦相因繼進之義。言三祭酹，則綴可知，而但言祭，則不可以酹為釋也。以酢為報祭，報祭之名不知何昉？新安陳氏乃雲「報祭者，亞獻也」，則其妄益甚。酢者，賓答主人之稱爾。以答拜為代屍拜，則不知唯祭有屍。今此但為受命於几筵，非祭也，而何以有屍？既葬反虞而後立屍，為殯已藏於土而神無憑也。今成王之殯在宮，而立之屍，則亦致之死而不仁矣。且几筵四設，其亦將有四屍乎？祭以子孫奉其先，則立屍而致尊之，以盡孝思也。今新君受命於先王，而一人儼然在位以傳天下於嗣子，是彼屍一天子也，一堂之上有二天子矣。誰敢為此屍，而公然以天下與人乎？以實求之，所云「三宿三祭三咤」者，約舉成文，實三獻也。前雲「即位」，其所即之位，傳注不言所在。以子受命於父之義求之，則當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即位則於阼者，正其為主，所謂踐阼也。「宿」，肅也，謂揖進也。言「三宿」者，自阼階肅進於几筵之前，凡三獻，則三進而三降也。其降以疑立待神之享，因洗同而又進也。「三祭」者，謂三實酒於同而拜送於神也。「三奠」者，謂三置酒於牖間几筵之右也。統言之而不詳記其儀，史事尚簡，非猶記禮者之必詳其進止之容，以詔後之行禮者也。三獻既畢，故上宗傳命曰饗，所以告利成，而何又有下報祭之亞獻哉？三獻而凡用三同，祭備而徹同，太保受之。此禮為受命而舉，同為天子之大器，不可同於凡祭之爵。故宗奉以上，而太保受以藏也。「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亦以同而加璋者，重嗣王也。「酢」者，賓答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饗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為主也。太保代神以酢王，則其無屍可知矣。「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祭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拜」者，拜送酢酒也。「王答拜」者，答酢拜也。此受命之禮，雜于吉凶。凶，故王不受爵而無牢鼎，同於奠食，亦不立屍；雜于吉，故不舉哀，異於喪奠也。禮之有酢，則必有酬，酬則必旅。今以凶故，又受命而非祭，則旅酬以廢，然廢旅而不廢酬，以酢之不可無酬，嫌於嗇神惠也。《經》再雲「太保受同」者，又一異同，蓋酬酒也。亦用同者，尊太保之為神酢也。不用璋者，臣不敢受君之璋也。太保受王之酬同，不言王酬太保者，亦省文也。太保受酬而祭，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而嚌，而奠於其位，太保宜在賓位。不卒飲者，凶也。祭且嚌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受酬於王，不敢虛君貺也。「授宗人同」者，禮畢反同，不復舉酬也。「拜」者，拜王酬也。「王答拜」者，以賓禮禮太保也。史記其約略如此，而其間進退登降之文，尊罍洗篚之設，籩豆俎鉶之薦，皆所不紀，則以非義所系，不足紀也。受命必以酒者，所以交於神明，不可無實也。《經》文雖略，而次第不亂，因文釋義，自爾條析。傳注如舟行霧中，倏此倏彼，則將令人何適之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