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卷四上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日月時，先儒紛訟不一。其以為己卯歲者，劉歆《三統曆》與邵子《皇極經世》也。其以為辛卯歲者，《竹書》與唐一行也。以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經文與《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而計之，其誣妄不經，宋儒辨之詳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蓋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於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於紂也。詞同而事異，昧者因惑焉。其以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為通成君之歲是也。文王薨於己卯，而克商以辛卯，歷年十三。嗣子定位於初喪，逾年改元，或為周制。而武王初立，猶用殷制也。至於以甲子紀之，則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上推千歲，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夕見斗二十度，惟辛卯歲為然。則一行之精密，非劉、邵之所能與矣。《三統曆》以文王薨之己卯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當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歲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黿，以歲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斗杪，為星紀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則折中歸一，其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歲，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歷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於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傳十三而舉武王者，妄也。陳氏謂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誤也。文王以己巳歲得太公以為師。其先囚於羑里，太公未嘗歸周也。以武王生於甲子計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後邑姜歸焉。既無莫年方娶之理，若以為繼室，則禮無二嫡，諸侯固不再娶，斯《禮記》夢齡之說，固不足信。武王實不以甲子生，而亦無九十三年之壽也。

  至於克商月日之差，《汲冢書》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於周，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蒞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於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則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後也，與朱子所引歷家之言為殊。若如《汲冢書》之以丙辰為一月望後之一日，則雲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為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為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於庚寅歲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武王即戎於夏正十一月之四日，滅商於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廟於十九日，柴望於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為二月四日，既用《三統曆》所推辛卯為建寅月朔，後《一行歷》一日，而謂建子之月為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於有周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祀，則其為周正無疑也。以周正紀事，四月為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其實冬也。蓋癸巳為建子月之四日，則甲子必為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里」，豐去孟津九百里，孟津縣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於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於未見敵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況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則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為已明，徒於春會孟津之下，力辨其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會於孟津之誤，不知孔子憲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謂春而為春，則朱子之未達，而胡氏創製之說亦非矣。《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維夏」則本非夏，而維時謂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為夏正之四月，則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維夏」，六月暑已極，而不當言「徂暑」也。是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為春矣。若《豳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承公劉而用夏爾。周師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於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漢人已改夏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十一年亦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歷志》異說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漢儒通算文王九年為武王之年，《經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書》丙辰、丁巳之訛，則皆參差齟齬，其誤易見，不勞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為難辨，誠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見於《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於歷而合，考於《經》而合，考於《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宜於冢土

  

  注云：「冢土，大社也。」按天子為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民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師則設軍社。軍社為軍而設，不在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列。《綿》之詩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明軍社之為戎行設也。蓋二社為國所憑依，無可遷行之禮，故《春秋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則君行而社不與俱行矣。乃以大師所次，民聚而君在焉，則軍舍而居然國容。以祈以報，不容無主，則別立冢土以為軍行之社，師出則載以行。斯國社不移，而軍自有社。故《詩》曰「戎丑攸行」，而禮謂之設，明其非大社矣。

  周當太王之世，遵用殷禮，則預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定禮，以冢土預立，無事則嫌於瀆設，乃廢預立之制。而有大師，則暫立焉，故小宗伯之職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肆師之職曰：「凡師甸用牲於社宗。」而鄭玄曰：「社，軍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預立，則師將行而宜祭亦於此社，周公以後，軍社不預立，則先宜於大社，而後立軍社。故《周禮·大祝》曰：「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先宜而後設，則所宜者非所設矣。而《春秋傳》之「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祝為師祝，而社亦軍社。其國社、侯社，固自若也。武王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軍社。《周禮》所云「大師宜於社」者，自王畿之大社，既不可泥《禮》以說《書》，而太王為殷之侯國，有國社而無大社，則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傳》曰：「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則又泥《禮》以說《詩》，均於失已。

  牧誓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以役西土

  四字，孔傳義既不諧，蔡注謂「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則不恤彼之見殺，而以舉刃為勞，其言亦甚不仁矣。役，服役也。以，用也，以歸也。言降者勿殺，當以之而歸，使服役於西土也。《經》文本皎然可見，何必巧於立說，以為慘刻之言哉！

  武成

  步自周

  蔡注云：「周，鎬京也。」今按：武王遷鎬，在武成之後，《文王有聲》之詩可考也。其詩之五章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言四方會同於豐，以臣服於周，而武王成其為君也。其八章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言武王之有事者，始基於豐也。其六章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言武王遷鎬，當天下大定之後，四方皆服，不但底定東土而已也。其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言武王已正號稱王，而始卜宅也。則遷鎬在武成之後明矣。且此篇下文云：「王來自商，至於豐。」其歸也於豐，則其往也亦於豐。而蔡氏乃云：「文王舊都，周先王之廟在焉。」夫遷國者必遷其宗廟，武王居鎬而廟在豐，將廟不與並遷，而鎬無廟與？是棄其祖考而遠之也。抑豐、鎬之皆有廟與？此漢豐沛高廟、唐東都太廟之所以為失禮，而武王不宜爾也。且豐、鎬而皆有廟，則自可告武成於鎬廟，抑不當舍鎬而至豐矣。蔡氏之云爾者，以《召誥》亦云「步自周」，疑其同為鎬京，不知《召誥》在遷鎬之後，自可謂鎬為周，詞同而實異也。蓋周本以岐之周原為國號，都屢遷而號仍故，亦猶商之十三遷而仍商洛之名，則岐本周也，豐亦周也，鎬亦周也，乃至東遷郟鄏而猶然周也。豈得以《召誥》步自之周，為此步自之周哉！

  放牛歸馬

  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叛也。北之正訓本為背叛。北方向陰而背陽。陽非所宜背者，故借北為坎位之方名。殷都雖在牧野之北，而奔潰之卒，勢將四散，知「以北」之非以方言也。「攻於後以北」，猶《春秋》書「入於戚以叛」，謂背紂而為周用也。朱子以為自相踐蹂，則敗軍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既倉皇而幸於得脫，為人踐者業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從而有？陳氏謂：「先驅，商之平民；陣後，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說是已。「漂杵」，本或作「鹵」，楯也。軍中無杵臼之用，當以漂楯為正。杵字從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於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範

  十有三祀

  孔安國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孔穎達因謂此篇非史官敘述，乃箕子既對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則其陳《洪範》也，亦非樂於自見，奈何撰之簡編，以侈其訪道之榮乎？況業以周之十三年為十三祀，則已奉周正朔矣。奉周正朔，而加之以商祀之號，名不從乎主人，既為失實，且用其編年而徒愛「祀」之一字，是舍其大而爭其小，箕子之義有愧於陶潛甲子之紀也。蓋此之稱祀者，《武成》所謂「政由舊」者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謂。由舊者，時所不暇，且以安天下之心，而非若急於革除，以自侈新國者之褊也。故「列爵惟五」，雖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一仍商典。其改祀為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禮作樂，皆周公之事。終武王之世，則但除紂之虐，而不易湯之典，如漢高帝之沿秦以十月為歲首。雖所因之得失不同，而其時之不暇，與古人存忠厚以敦謙讓，義則一也。故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則武王於克商之餘，不即易祀稱年，亦明矣。《泰誓》之稱年者，成王時史官追序之詞也。此之稱祀，武王時史官記述之文也，而豈箕子之以存商也哉！

  陰騭

  陰騭之用二，而疇有九，則敘立而無缺。疇有九，而自初一至次九，以順而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損益於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類而辨。則居之協其位者，相求相因而倫以敘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陰也；五，陽也。離之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六八，陰也。陰有其體，而用亦陰。陽有其體，而用以騭。陽別言用而陰即體為用者，陽施陰含之義也。九疇統於中五之五行。五行統於二氣之陰騭。水、木、土，騭也。火、金，陰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騭也。其六、二、八、四、十，陰也。則箕子所陳，正與武王所問者相得而章也。傳注不此之察，而曰「騭，定也」，既不諧於騭字之本訓，抑訓陰為陰用之陰，而雲「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則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潤以風雨，運以日月，凡天下之色皆天之色，天下之聲皆天之聲，何嘗韜戢光響，暗有所定，而使人不得聞乎？暗用而故默之，是天可以有言而故不言，諺所謂懸羊頭賣狗腿者，奚可以此誣天哉？史稱西伯陰行善，君子謂之誣，以有心而近於奸也。文王且必無陰用，而況於天！若徒以無唇舌齒齶之嘵嘵者謂之陰，則將以大聲疾呼為陽，其益陋矣。

  九疇

  九疇之敘，因於《洛書》。先儒相沿，無有謂其不然者。夫唯疇不因《書》，則亦可疇不合數，乃疇既因《書》而作，則疇之敘必與《書》之數相葉。而滅裂本數多寡之實，相生之序，相得之合，以至執《河圖》之中為《洛書》之中，曰以其一居數始而為初一，乃至以其九居數終而為次九，豈非格物窮理之有未至乎？以履一為五行，則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萬殊，殊則不可合為一矣。合萬於一者，釋氏之言也。萬不可合而為一，則二亦不可合而為一，萬亦殊，二亦殊也。凡物皆然，而莫甚於五行。今乃合水、火、木、金、土為一冶，而函之於《洛書》履一之〇中，其不相爭而相息者無幾矣。豈此一〇者，即太極之未分陰陽者乎？而又何滯於所履之一方，況其自陰陽而五行，業與太極之未分者差之三累乎？陰陽之於五行，一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也。方其未生，則父與母二也。及其既生，則業已五。譬如子之有兄弟，形體分而性情異，不可復一，豈待言哉！且自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在天之五行言之，則尚為一貫之緒。今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因生者之多寡，以為所生者微著之序，則才各別位各建，其五而非一，尤不可誣已。且《洛書》之居於後而曰履，履者履於實也。後者成也，是成性以後，而非天人授受之始也。五行者，天以化而人以生，固非可履者也。以履為初，既無當於理數，乃無端隔三位，而以右肩之二為次二，顧曰二位在坤，其數則火氣之著也，稟形賦色，妙合而凝。夫水火相息而不相養，以水火之妙合為凝者，丹家之言也。且右肩之去履，非父子之相承，非夫妻之相配，非兄弟之相踵，偏正異地，左右不均，而火不位離反位乎坤，方則七月，序則十月。徒析《河圖》以附會《洛書》而不相就，其失甚矣。

  《河圖》之數，以大衍為父，陰陽為君，故五十極陰陽之盛，居中以生成夫水、火、木、金之四位，《洛書》之數，以陰陽為父母，五行為材，故五位因五行之各立，以居中而順生八疇。陰陽為五行之母，而五為天五，十為地十。故可分配東西南北之四維，使水、火、木、金分取以奠位。五行既有，而行於人事，則不待離中而更分他位，則一九三七二四六八，隨一位而五行皆全在焉，猶夫《河圖》之隨一位而皆有陰陽爾，安得復分為水、火、木、金生成之位？又況二在坤而為火，四在巽而為金，六在乾而為水，七在兌而為火，九在離而為金，位數乖離，漫不成理者乎！五行五而不可一，天之不容合也，聖人之所不敢汩也。皇極一而不可五，人之必致夫一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況可得而五之！且使以履一為初一，乃至戴九為次九，則但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目而疇在矣。洛未出書之先，豈大禹不知有此數，而何以必待天錫邪？二之為「五事」，八之為「庶征」，四之為「五紀」，要皆無征而不足信。未有智如神禹，苟且師心，不則於天錫之象，如世所列條約，隨意以為初為次之理。箕子亦何所傳？武王亦何用訪此也哉？《書》之言曰「惟天陰騭下民」，言五行之所自生，因二氣之用也。曰「相協厥居」，言五行之上生六七八九，下生一二三四，相得以成十，而五行各以偶建，裒多益寡，居之所由協也。曰「彝倫攸敘」，言初一次二至於次九，順相因之次序，周回而不躐等也。曰「汩陳其五行」，言不知五行之離而合，損而益，序而行，合而得，以為八疇之敘也。五行者，二氣之有跡者也。疇始於五行而不及二氣者，敦人事以著陰騭之用，略天道而聽陰陽之化，禹之所以就人心而凝道心也。五行之化為水火木金土者，天之所以生人、繼善者也。五行之德為仁義禮智信者，人之所得於天、成性者也。八疇之用，要以五常為本而居中以應乎事，為之損有餘，益不足，使相得而合乎中。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俯處而受中五之裁成，則仁不失制，義不賊恩，禮不愚，智不盪，而信不為小諒也。故疇以五行中，而不以皇極中。盡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執一以為中，使亢而或悔也。以五行中者以五行始。以五行始而居中者，五行本天以治人，居上以治下。《洛書》出於龜背，中央隆而四旁庳，是故居中高以為上而為初一。上以制治，下以稟法。制治者為初，稟法者為次，是故五以上而初一。《易》之自下上者，以人迓天也。疇之自上下者，以天治人也。《易》以數，數積少以至多。疇以象，象統全而分異。若夫皇極，則君之極也。五常麗乎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君極其一也。統雖貴而為君，道雖至而為極，要亦五行貴治賤、賢治不肖之一理，本王相之化，而建諸好惡之情者也。五行之理，擇而建之則皇極。故五行足統皇極，而五行之化非因皇之有極而始有，則皇極非中，而五行非偏，固矣。皇極之取數一者，非水之生數也。五行偶化，損四以施於戴九之餘也。其象在龜之後，後者北也，王者居幽向明，南面而治天下之象也。極者，屋之棟也，天之北辰也。北辰以少統眾而位於子，故一居子位，而為七疇之所拱。下棟上宇，棟履乎地之實，以仰戴夫宇。一履於下，以上載夫五行。履之實，履之信，居之幽，居之約也。是故皇極為履一，無疑也，則五行之為中五亦無疑也。舊說之苟簡滅裂者不一，而其誤之大者，莫大於五行皇極之互易其位。若七疇之或合或不合，要其合者，亦出於偶合，而於數無征。總之，其誤以一為初一，二為次二，而不復顧《洛書》之位。蔡氏皇極九九之數，亦其緣此而失焉。今為考正《洛書》《洪範》九宮、九疇理數之符，順行之序，相得之合，陰陽奇偶之故，為圖如下，俾得覽焉。

  一、五行：中土，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龜背隆中而殺外，以高者為初，故從中宮始。五行，陰陽之殊而未合為人者也。故居初一。

  二、五事：視一，聽二，言三，貌四。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從，貌思恭。思以行乎四者，四者皆有思也，故《書》數四，而《范》用五。法天左旋，由中宮五行順左而向前左。五行為道，五事為器，道陽而器陰，故五明而中，四暗而偏。

  三、八政：司空一、司徒二、司寇三。司空治地利，統食貨；司徒治教民，統祀賓；司寇治刑，統師。《王制》之所謂三官也。用八而統於三，以三而治五也。左前順下，次正右。

  四、五紀：一歲，二日，三月，四星辰，五春，六夏，七秋，八冬。歲者，閏余所成也。星辰者，五星之周復於十二次也。四時者，歷數也。歷以十二中為數，分十二中為四時，以迎四氣。故五曰歷數，其分四也。此合為五紀而分為八也。順正左，向右後，次左後，八政，人事。五紀，神用。人陽而神陰。故三明而正，八暗而偏。

  五、皇極：皇，大也，君也。大哉君極，以修五事，治八政，察五紀者也；以宣三德，合稽疑，召庶征，行福極者也。居幽向明，主一治眾，止其所，以待動。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此之謂也。艮上之一陽處乎後者，夏道用艮，以疇用《易》也，聖人所以洗心退藏於密也。

  六、三德：平康一，高明二，沈潛三，正直四，柔克五，剛克六。質德三，得於天也。文德三，得於教也。以文造質，體性三而合教為六也。「強弗友」「燮友」，氣之偏者不可以為德。其克之者，則與高明、沈潛同功，故德六而無八也。皇極，道也。三德，德也。道陽而德陰，道顯而德藏，故一明而正，六暗而偏。三德之教，修於五事。五事修，則三德成矣。故四六合而十。

  七、稽疑：一雨，二霽，三蒙，四驛，五克，六貞，七悔。卜五，陰陽之兆於五行也。占二，五行之朕於二氣也。左人事，右天道，故八政左而稽疑右。稽疑者，稽八政之所疑也。故三七合而十。

  八、庶征：休徵一，咎徵二。征有庶而不出於恆與時也。稽疑以象告。庶征以形告。在天成象，陽也。在地成形，陰也。故七明而正，二暗而偏。五紀之順逆，生庶征之休咎。庶征之省，以歲月日時星。故二八合而十。

  九、五福六極：一壽，二富，三康寧，四考終命；攸好德者，四福之本也。五凶短折，六疾，七憂，八貧，九弱；惡者，五極之本也。故福極十一，而向與威之用九。攸好德者，莫之向而好。惡者，非有威之使惡，而固惡也。庶征之事隱，五福六極之事顯。隱，陰也。顯，陽也。故九居上而明，上者君道也。皇極，體也。福極，用也。皇極之用，錫福錫辜；福極之本，向以明好，威以明惡。好惡斂於皇極，而向威顯於福極矣。故一九合而十。左旋至於前而一周。刑賞者王道之末務。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五常之用，至刑賞而無餘。五刑之施，至刑賞而已泰也。前者午位也，午者，人之承天之位也。人君南面而行刑賞，人事備，天道浹也。

  土爰稼穡

  「曰」之為言，「於」也。「爰」之為言，亦「於」也。《爾雅》：「粵、於、爰、曰也」。《詩》「曰歸曰歸」，猶言于歸也。《書》「爰立作相」，猶言「曰立」也。蔡氏謂：「不曰『曰』而曰『爰』，非所以名也。」乃四行之言「曰」者，又豈以名其體哉？潤下者非徒水，水亦非徒潤下也。炎上非徒火，火亦非徒炎上也。珠亦潤，而汞亦下；日亦炎，而草木之芽亦上也。水流而不滯，亦旁行而曲。火外景而明，亦麗木而革也。曲直者非徒木，木亦非徒曲直。從革者非徒金，金亦非徒從革也。角亦可曲而骨亦可直。玉亦可從而泥亦可革也。木生旁達而長以柔實，金堅能不散而恆能不腐也。然則土之非徒稼穡，而穡稼之並資水木而非徒以土，與彼四行又何別焉？要此五者皆以五行之情，致用於人者言之，而非紀其本體。故曰「曰」，「曰」「爰」。「曰」之與「爰」皆「於」也。「於」猶往也，往而行其情於人也。水性智也，火性禮也，木性仁也，金性義也。水體濕也，火體燥也，木體柔也，金體剛也。蔡氏以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為水、火、木、金之性，既誤以情之致用者為性之居體者，又曰穡稼非所以名土，則曲直其可以名木，從革其可以名金乎？水、火、木、金、土，斯即名矣。過此以往，更無名矣。何必於「曰」「爰」之間，區區為分同異哉！

  咸苦酸辛甘

  五行本無適味。如木則五味俱有。栗與澤瀉味咸之類。土、金無味。火不可入口，不得名味。水之咸者亦惟海及鹺池、鹽井而已。《經》文本雲「潤下作咸」云云，不言水咸、火苦、木酸、金辛、土甘也。蓋自其一定者而言之，則天下之物無有正味。油入目則澀，入口則滑。中毒者嚼生豆而不辛，病熱者食蜜而苦，有疳積者嚼土炭而甜，奚況蓼蟲之甘人所辛，牛馬之茹人所吐乎！是故五味者，合於人之舌與髒，而見以為咸、苦、酸、辛、甘爾。有所合者必因乎動。人動以欲，五行動以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者，情也。作者，動也。作動以變，而五味生焉。水不咸，而潤下者咸。可煮為鹽者，水之潤下者也。牛馬所飲非鹹水，而溲渤可煮為硝者，釀之潤而出以下也。火不苦，而炎上者苦。芩、連、梔、櫱之屬，其性速，亦炎上之性也。王宇泰以芩櫱為北方之味，不達於太陽寒水之義。木不酸，而曲直者酸。一曲一直，拂其性，則生意菀腐而成酸也。金不辛，而從革者辛。聽命者非所樂，改革者違所安。非所樂，違所安，則氣躁發而螫人。順其性則辛失，故姜與半夏相得。不強從，不相革，而兩俱不辛也。土不甘，而稼穡者甘。資乎水木，養其長成，其收以和而成也。今桃李之酸澀者，再三移之則甘，稼所作也。果之未熟者不甘而熟乃甘，穡所作也。釀花為蜜，煮櫱為飴，皆此義也。《經》文次敘甚明，先儒謂金刃傷人則辛痛，兩木相擦則齒酸，不知木石所擊破肌理者，辛痛無異於金，以兩金石之器相擦，齒亦為之酸，而豈必木邪？況五味本從舌出，而豈肌與齒之得與哉？窮理者正不宜如是。

  五紀

  歲者，天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計行三百六十六周天又一千二百分度之三百七十五。粗率如此。月者，月之會也。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八百一十七分，而月與日會。此用《統歷》法，亦粗率也。日者，日之周也。一日而恰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此用歷家倒算法。星者，五緯星也。所以知非言經星者，經星之行即天行也，天行不可知，西曆云：有宗動天。以經星所行者為天度也。辰者，五星所伏見，小周複合之次也。歷數者，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分王之數也，歷家所謂求冬至術、求土王術、求八節、求中部之算是也。其法以天行為歲而四分之，而歲差之實，六十七年而差一度，郭守敬推。則天行之贏數也。以九十一日千二百分日之三百七十五為一時，如《三統曆》則九十一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八十七。諸家不同，大率亦相去不遠也。而又有氣盈之一日零九萬五千分日之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則贏於日行之數也。以三月而成一時，而既有氣盈，又有朔虛，則贏於月行之數也。若五星之氣謂五行。分為四序，每時土王者十八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四，而五行之氣不因於五緯，則四時之不可以星推者也。十二辰為十二月之躔次，而以天正冬至為始，起於冬至而終於大雪，若四時之歷數則以立春為始，大寒為終，則四時之不可辰求者也。故曰歲、月、日、星之外必加之以時，而歷數乃成。此庶征以歲、月、日、時、星分省，而時有四，則與歲、月、日、星之四者相併成八，而當《洛書》左後之八也。古者分象命官，各司其一，歲官統歲差曆元，月官統肭朓，日官統薄蝕，星官統伏見。複合四時之官，各統其氣之應、候之至，與其晷影。此五紀之以人紀天者也。月先於日者，以右轉言之，天疾於月，月疾於日，日疾於五緯也。以積言之，積辰得日，積日得月，積月得歲也。十二次在一歲為十二月，而在一日則子半日在大梁，亥半日在實沈冬至為正。也。歷一也，而五分之，紀所以分其合。歷數四也，而一紀之，相授受而合其分也。故亦五亦八，而紀定矣。

  惟闢作福至民用僭忒

  按上文所言「克」者，當從朱子說「人之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高明者當以柔治之」為勝。蓋皇極言作君之治，而此言作師之教也。君道盡而師道興，故「三德」次「皇極」。「皇極」以向威行好惡，故一合九。「三德」以五事為克治，故六合四。此疇既專言教，則威福玉食之言，不相為倫。反覆求之，蓋錯簡也。「惟闢作福」當在「以為天下王」之下。「皇極」一章，凡兩用「曰」字，皆引伸上義而廣之也。「曰皇極之敷言」云云者，言凡皇極之彝訓，君上承於天則順於天，民上承於君則順於君，君承天，君弗敢違訓，民承君，民弗敢違訓，則無有僭忒而近天子之光也。「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惟闢作福，惟闢作威」云云者，言君履道居尊乘權而無所可假，故直當以王天下之任自重而作民父母，非以偏私於臣，則威福玉食弗有疑畏而以讓於臣也。臣者民之所視。「人用側、頗、僻」，則民亦不訓於君而僭忒矣。兩段文字皆以「曰」字起義，申衍上「凡厥庶民，惟皇作極」「凡厥正人，歸其有極」之義。蓋皇極之數一，而居於北辰之所。一以統萬，民之所以訓之若帝；一孤尊而無偶，臣之所以不得分其威福也。條理井然，其為錯簡可知。不然，則威福玉食既非正直、剛克、柔克之事，文義不屬，而上章言「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亦歇後語，而不以終「皇極」一章之文也。

  玉食

  諸家註疏，於「玉」字俱未考核，但云「美食」。則孔子之食精膾細，豈亦僭惟辟之食乎？食無恆味，適口為美。古重八珍，然亦士大夫之所公食也。天子之食，特多太牢。酒醴、醯醬、脯修、稻粱，則亦與下等。按《周禮·玉府》：「王齊，則供食玉。」鄭司農眾云：「王齊，當食玉屑。」鄭康成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御水氣。」唯天子之齊則有之。然則玉食者，碾玉為屑，以供王之齊食，取其貴而非取其美。或疑玉剛堅刺齒，則亦如服藥然，非必飽餐之也。唯王為有，公侯而下不得與焉，「惟辟玉食」之謂已。今世俗呼白粲為玉食，既鄙陋可笑，而操觚家有「玉食萬方」之雲，真不知其何等語也。

  衍忒

  衍之為推，於義未盡。衍者，引伸而習知之也。《易》雲「大衍」，斯其義也。朱子謂：「忒，變也；卜之經兆百有二十，其變千有二百，體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老少、陰陽，八為六十四，六十四為四千九十六之類。」其說較之蔡氏為得。蔡氏云：「推人事之過差。」則卜筮者以考吉凶得失，而非以推人事之有過無過。善惡者，人謀之所得而推，而不以聽之鬼謀也。但龜之為兆，其象雖煩，而定於一灼，不復有變。象而不數，則無往不象，而不可以過差言也。則「衍忒」之文，專承「占用二」而言，而非兼謂卜也。忒，過也，差也。過揲之七八九六，于歸奇之差而見也。揲以四數，其餘有一二三四者，過乎數者也。引伸其所忒以求七八九六之正，而後貞悔以知焉。朱子《啟蒙》特發歸奇之數，蓋亦用衍忒之術，過揲之七八九六以為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合乎揲者正也。據正而數之則煩難，而或以分筮者之心。其忒乎揲之一二三四而為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衍之以知七八九六之老少陰陽則簡易，而筮人之視聽得以專壹。神事尚簡，故衍其忒以知揲，而不必詳數其揲，筮術也。卜則無定象，而亦何忒不忒之有？故知衍忒之專為占言也。

  日月之行　四句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舉二至以該一歲，言歲之統日月也。由日之行，南牛北井，積以為三道，則北極東井退而南，南極牽牛退而北。冬至之月行夏至之日道，夏至之月行冬至之日道，往復相積而歲成。故王省惟歲，卿月，尹日。雖各分休咎之應，乃日有咎而不終月，月有咎而不終歲，則其征為王乎？為卿尹乎？故此言日月積而因以有歲，以明卿尹之得失。積而為王，則咎終一歲，固專責之王，而卿尹不與，而一月之咎，一日之咎，雖有卿尹之咎，而王不得辭其責也。蓋卿尹之得失，惟王之表帥，而一卿一尹之不臧，亦王政之闕，猶一月一日之咎徵，皆歲功之忒也。卿尹所治而皆以成王政，日月之行而於以有冬至，其義一矣。「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以會日為朔。月統日，卿統尹也。月，陰也。雨亦陰也。臣民皆陰象也。雨者風之反，風所以限雨者也。諺云：「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風多則雨少矣。畢為天街，北胡南越。其中，則正中國也。孟秋之月，畢以旦中，則夏初夜半中，冬初日午中，春初薄暮中，與此土四孟之氣相應，而其入地之中，恆反此焉。故陰離畢，則下施於此土而雨。其相差一百五十度而為箕，則陰氣行乎他方，彼雨而此風矣。畢之值為心，不於心而於箕雨者，九道之所歷則然也。從者，由也，如言風從東來之從，非隨從之從。言月之取道，從畢從箕而行也。蓋臣之於民，上下分定，而星經月緯，月非隨星也。月行乎星。卿尹行乎民。月行乎星，則風雨應。卿尹行乎民，則治亂應。言民之怨咨和樂，有可以感召休咎之事，而實惟卿士之所施被者使之為怨為和，故不於民省而惟於卿省，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殊，然必月從之而其好惡乃行，星力微而受氣於月也。於某歲某月某日有休有咎，則謹司其歲月日之異，以警君臣而修德，若星之一日一周天，分為十二次，不復考之於十二時，以當二十八宿群星之所舍，而責之於民。此古占驗之所為不鑿而不細也，其與後世風角之小術不同矣。蔡傳殊未清通。朱子之說，其以經歷解「從」字者甚善，而雲「箕簸揚而鼓風，畢漉魚汁水淋漓而下」，乃星家形似之言，朱子誤聽而不揆之以理也。孔穎達「東木西金」之說，亦附會而無實。

  旅獒

  九夷八蠻

  傳注皆云：「九、八，言其非一。」今按：《論語》稱「九夷」，而朱子謂「八蠻」，今猶云然，則實種類有其九、八，不但以弗一言也。夷狄之併兼分析不恆，固不可執今以論古。乃見之《魯論》者，在昭、定之世，固自與周初相同，而《職方》言「四夷」，《爾雅》言「六蠻」，則統九於四，統八於六，部領族也。九夷之名見於《後漢書》者，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乃范曄所紀，一本之《竹書》夏後來貢之夷。而《虞書》有隅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禹貢》有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即今萊州。《汲冢書》有良夷，孔晁曰：「良夷者，樂浪之夷。」《左傳》記：「紀人伐夷。」杜預云：「在城陽壯武縣」。又「淮夷病杞」，范曄云：「殷衰，東夷復盛，分遷淮岱。」則淮北、海東、日照、安東、贛榆之地，北迤青、沂，放乎登、萊，皆古之所謂夷也。乃《禹貢》揚州亦有島夷，則淮南、江介、金山、崇明，亦古之夷地，而《春秋》所紀牟、介、根牟、郳、葛，皆為夷之附庸。要其始皆九夷之部，而後以分也。但考其為地，則青、徐沿海之濱，而非《漢書》所紀三韓、扶婁、濊貊、夫余之遠也。

  《經》云：「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原文王之時，西伯之命令已北行於狄，西行於戎，所以《經》文不及戎。而九夷在商郊之東，舊阻而未達；南蠻之在庸、濮以西者，雖已歸化，其魚復之外，江沱之南，漢汝之間，未盡入周之職貢，故《汝墳》之詩，且聽命於如毀之王室，迨克商而後改道西向，無不絡繹於關中矣。道通則旅達矣，旅達則貢咸致矣。「旅」雲者，賓旅之謂也。中國備禮，則謂之賓；蠻夷不備禮，則謂之旅。「西旅」雲者，猶言南賓，北鄉之謂也。八蠻自商、洛取道，九夷從殽、函取道，皆西向而旅進於宗周，以致貢其獒焉。此獒之貢實自東來而不自西來也。篇名「旅獒」者，猶言貢獒。乃傳注不察於此，以西旅為西方蠻夷之國名，不知西方安得有蠻有夷？而未克商以前，西土已無不通之道。既克商以後，武王自商歸豐，又未嘗有從事西陲之役。則唯克商而通道於東南，惟東南道通而貢獒者乃西旅，於事文兩順。不然，則史氏當於「西旅底貢」之上，宜言「通道於戎」，而不當雲「通道於蠻夷」。如必違心而謂西方有蠻夷，或誣古人之隨意立名，一如今人之不通，謂戎、夷之可以互稱，其又何以系之「克商」之下而曰「遂」邪？詳釋本文，西旅之非國名，奚待辨哉？

  金縢

  穆卜

  《金縢》一篇，其可疑者不一。惟朱子亦云「有非人情者」，情所不協，必理所不出也，而今為臚辨之如右。

  方武王構疾厲虐，世子幼，則君國之憂，周公所恤，亦二公所同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亦臣子情義之各致。周公何用辭二公而自以為功？此其可疑者一也。

  事先之禮，以西向為尊，蓋無往而不然。南，陽也。北，陰也。人鬼以幽為尚，其異於天神者也。今三壇南面，而周公北面，亂陰陽，淆人神，此其可疑者五也。

  太祝掌六祝之辭，六曰策祝。策祝，遠罪疾者也。今欲為王遠疾，故用冊祝。冊亦策也。而策祝之辭，太祝所掌，非史之所司。如以卜也，則太祝視墨而已。命龜者，卜人也。以卜則不使卜人為命，以祈則不使太祝為辭而以屬之史，何邪？且武王之世，太史則史佚也，是與太公、召公同心以輔王室者也。周公何所忌於二公而欺之？何所昵於史佚而與密謀，且叮嚀之而使共欺二公乎？此其可疑者九也。

  卜筮之休咎，系幣以比其命者，占人之職，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謂以帛書其占，系之於龜。鄭氏謂書其命龜之事及兆。則《金縢》之書，當掌之占人，而公乃以屬之史而亂其官守。豈史為公之私人，可相托以給二公乎？此其可疑者十也。

  諸史百執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孔氏謂周公使我勿道。蔡氏斷「公命」為句，意以公無事於秘密，而非王莽之詭秘所得托，其說於理為近。但非公有命，而有司亦何為其不敢言邪？或公雖未囑有司以共秘，而有司之見公弗言，因以不敢言，則公之始止二公穆卜者，既以安動搖之人心，則既得吉卜，體王無害矣，自應昌言於廷，以慰憂疑。豈公所云「予小子新命於三王」云云者，猶且附耳密語百執諸史，而唯恐二公之或聞者，又為何心？將以前者「未可戚先王」之語言猶在耳，而狙詐以不使二公分憂國之功者，翻雲覆雨，無顏以復告之二公乎？則又小人技窮而怙過之奸狀。公以忠孝大節，天日可質之心，抑何苦而為此藏頭露尾之態邪？且金縢既啟之後，彼二公者能不愈疑公之陰險而相待以薄哉？此其可疑者十一也。

  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夫公之大勛純忠效於王家者，豈但《金縢》之數語？區區一身代之詞，情至者能為之，不待公也。成王即早涉不慧，待言而後寤，而《鴟鶚》一詩，哀鳴淋漓，較此策詞，感愴百倍，乃昧於彼而欲誚者，胡為信於此而遂泣也？此其可疑者十二也。

  蔡氏曰：「周公之卜，二公未必不知，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身代之語，亦偶然情至，不得已之極思耳。公不諱卜，則此區區之言抑何足隱哉？且使二公早無疑於公，則雖素所未知，自可一見而信，何事問之諸史百執而唯恐其為諼？如其疑也，則前雲「未可戚先王」，而背二公以私卜者，為詐已窮，保非並賣此諸史百執而故為是書乎？且懿親元老之肝膽不保，區區史執之一言，其安知非受賂而黨奸乎？疑大臣而察於有司，疑君子而問之小人，此庸主奸相之以敗亡其國者，而二公何為其然？況為流言者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非謂不忠於武王也。則此冊詞可以信公之忠於武王，而不可以信公之忠於孺子。即以管、蔡之惡，亦且成於武王既崩之後。則前日身代之言，不足以為後日解。胡為乎金縢未啟之前，鬼車滿載，金縢一啟之後，陰噎咸消？將公生平至德元功，曾不如此兒女陳情之一冊乎？此其可疑者十三也。

  群疑所聚，有心有目者所共知。其得存於既刪之餘者，蓋孔子以節取之，而為著居東作詩，雷雨反風之實，以見公忠而見謗之苦衷，與周初王室多故之跡。其出自史臣文勝之傳聞者，亦以連章而無以施其芟割，則存乎後人之善論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而不信其餘，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為讀《金縢》者之一法。

  居東

  居者，閒處而無所作之謂。《經》言「居東」，則其非討殷可知。故《金縢》系《大誥》之前。以此知古注謂「我之弗辟」為「致辟」者，不如馬、鄭言避之當也。特所云東者，未目言何地，唯鄭康成以為東都。東都者，洛也。地正值宗周之東，而時未營洛，不得言都，故但曰：「東」。在《詩》則曰「東山」，「東山」者，山之東也。豐、鎬與洛，一在太華之西，一在熊耳之西。雖地分雍、豫，而山相櫛比。洛雖平壤，而北有虎牢，南有嵩少，則亦山中也。周公之於此而居洛者，東蓋周公之國邑也。伯禽之封於魯，以侯服嗣周公為小宗者也。周公之封於周，君陳繼之，而傳於周公孔、周公閱者，以別子為大宗者也。其先食邑在岐之周原，而克商以後，與召公分陝，周公東而召公西，各有國邑，以主其方之諸侯。則周公故邑於洛東，至此以避謗故，罷相而即於陝東，則赤舄袞衣，自行其治陝之事於其邑，內不攝政，而外亦未嘗用兵也。或洛本周公之封，其後以致於王而營為東都，周公縣內之封又他徙焉。雖無可具考，而康成之言，亦必有所受之矣。《詩》稱「籩豆有踐」，則在國而行饗祀之體。其曰「我公」，則東人固以為君。以此知居東之為致政而歸國，避謗而非致辟音璧也，亦明矣。

  天乃雨反風

  反風禾起，朱子以為怪異。蓋風能偃禾，不能起禾，其故然也。《金縢》之文雖多難信，然不應如此無理之尤。蓋前雲「秋大熟，未獲。大雷電以風，禾盡偃」者，其時則周之秋。大熟者，稼之善而要未成實也。若其成實而可獲，則偃不害獲，不必起矣。雷電以風，不雨而徒風也。風而不雨，雷電空作，則黍稷之稼燥而偃也。偃則實不可以成，故邦人為之大恐。今之「乃雨反風」者，風反而後雨降也。雲「乃雨」，則前之不雨可知。是則前之風為旱風，而今之風為夾雨之風，反風以得雨，則禾以潤其暵而起立矣。禾起而後實以成也。故曰「歲則大熟」也。然則前之言「大熟」，逆億其可以熟而未熟也。後之雲「大熟」者，乃果熟也。未獲者，未可獲也，稼而未穡也。禾之偃，風偃之也。其起，雨起之也。不然，則安得有從泉壤而出之風，以起既仆之禾哉？《金縢》文理多互相糾繆，讀者以意迎之可耳。

  《書經稗疏》卷四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