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五） 「緩解、緩衝」能源風險政策

  資料來源：能源資源廳編發：《能源消費現狀與節能法的實施情況》, 2007年6月，第14頁。

  能源儲備是能源消費國應付能源危機的重要手段，各國都把建立石油戰略儲備作為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首要戰略。日本的石油儲備是以官民並舉的方式共同實施的，分為國家儲備和民間儲備兩種形式。1975年出台的《石油儲備法》是石油儲備的專業化法規，該法規定國內石油企業必須儲備足夠90天消費的石油（民間儲備），此目標早在1981年就已經實現了。1978年開始實施的《日本國家石油公司法》規定由國家石油公司建立國家石油儲備，1999年已完成儲備8000萬kl的目標，即85天的消費量，2005年底，日本民間儲備的石油足夠國內消費78天，官方儲備的石油足夠91天消費（見圖終7）。這就意味著，即使日本所有進口能源鏈條被切斷，日本的能源儲備也能支撐半年左右。

  目前，日本為了進一步提高儲備石油管理效益，把工作的重點已轉移到了增強國內外石油市場信息收集及研究上。近年來，在國際原油局勢變幻莫測、原油價格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日本國內石油市場的價格卻並未出現暴漲暴跌。顯然，能源儲備對調節國內供需、平抑油價、保證供應等起到了緩解風險的作用。

  圖終7 日本的石油儲備量及儲備天數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73頁。

  天然氣的消費約占日本最終能源消費的5%，與日本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從供應結構看，其進口量中的84%依賴於中東地區，因此，確保天然氣的穩定供應也成為日本需要解決的課題。1981年日本修改了石油儲備法，把「儲備天然氣」以法律的形式納入民間戰略儲備中，規定天然氣公司每年把相當於50天的進口量作為義務儲備，該目標在1988年已完成。海灣戰爭期間，日本在經歷了因從中東進口天然氣中斷半月的教訓之後，決定把天然氣也納入國際儲備制度中。天然氣儲備主要是以民間為主，截至2007年1月末，民間儲備量達到230萬噸，約為61天的儲備量，國家儲備為39萬噸，約為11天的儲備量。[47]

  石油危機不僅給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畫上了終結符，也讓日本痛心地品嘗到了高能源消耗、高海外依存度所帶來的惡果。之後，日本為確保所需能源的穩定供應、規避各種能源風險，從多角度、全方位、寬領域制定並實施了符合其國情的一系列的能源政策，現已在能源開發、生產、流通、消費和儲備等環節上形成了獨特的能源安全保障體系（如圖終8）。

  毋庸贅言，日本為了保障能源穩定供應所進行的政策安排，大大提高了日本的能源安全度，也為迫切需要解決能源安全問題的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全球化時代，能源問題已超越國界並成為世界性的問題，規避能源風險僅靠一國的力量顯然是隔靴搔癢、無濟於事。日本在謀求構築能源安全平台的過程中，應該放棄「零和」式排他性的競爭，不僅要與「資源國」合作，也要與能源「消費國」加強真誠的合作，唯有此，日本的能源安全平台才能真正地得到「穩固」和「安全」。

  圖終8 日本構築能源安全平台的政策選擇及價值取向示意圖

  註：日本為構築能源安全平台所進行的政策安排，都集中體現在了能源開發和生產環節（①、② ），進口環節（③、④ ），流通環節（⑤ ），消費環節（⑥、⑦ ），儲備環節（⑧ ）。各環節上的能源政策效力趨向都是指向了「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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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此圖作者通過解讀和研究日本能源政策史料的基礎上製作而成。

  三、日本能源政策的效果及啟示

  21世紀以來，因地緣政治局勢動盪、資本投機、供需矛盾、美元貶值等諸多原因的影響，致使國際原油價格攀升不止、屢創新高，嚴重影響著能源及其關聯產業的發展。從產業關聯效應理論而言[48]，當某一產業自身發生變化時，就會引起其他相關產業的變化，進而最終影響一個國家乃至世界的正常經濟運行。原油價格的過度上漲，勢必增加與其相連產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影響石油相關企業收益，而企業在轉嫁因油價上升所帶來的高生產成本時，也必定會波及其他產業的需求和發展，並最終影響整個經濟基本面。

  然而，本輪油價上漲既未誘發日本出現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那樣的嚴重「經濟衰退」和「經濟滯脹」，亦未造成企業收益急劇下降、失業率大幅上升等問題。對此，這裡在比較和分析三次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衝擊的基礎上，擬從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係數、石油依存度、能源消費原單位、能源消費結構變化、能源彈性等相關數據，深度探究二次石油危機和本輪油價上漲所帶來的不同「產業關聯效果」，並以數位化方式詮釋日本舒緩和規避油價上漲風險的內在邏輯機理。

  （一）三次油價大幅上漲的基本情況

  20世紀70年代至今，人類社會共經歷了多次大幅度油價上漲的衝擊[49]，且每次都在不同程度上導致了經濟的衰退或者減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與21世紀初的油價上漲在背景、幅度、特點以及對石油供求的影響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異質性，具體參見表終1。

  表終1 三次油價大幅上漲的情況比較

  ②需要指出的是，本輪油價上漲周期雖然是2002年初到2008年9月，但本文在比較三次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影響時，對本輪油價上漲的時間設定為從2002—2005年左右。其原因是2006年以後，日本為規避油價飆升所來的影響，政府應急出台諸多緊急應對措施，而且還動用了國家能源儲備庫中的能源。此舉，不利於反映油價上漲對產業關聯效應的考察。

  資料來源：此表示依據（1.浩君：《石油效應：全球石油危機的背後》，2005 年9 月，企業管 理出版社；2.植草益：《能源產業的變革》，NTT 出版社，2004年1月；3柴田明夫：《資源泡沫》，日本經濟新聞社，2006 年8 月）等相關資料製作而成。

  從上漲背景看，造成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時期油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源於戰爭因素，並且出現原油供應中斷現象。[50]而本輪油價上漲除「戰爭」因素外，還有全球經濟快速增長導致能源需求急增以及金融資本炒作所衍生的能源價格泡沫等因素。

  從上漲幅度看，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油價上漲時的最高價格為11.65美元/桶，初始價格為3美元/桶左右，每桶增幅8美元多。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的最高價格為35.9美元/桶，初始價格為12.9美元/桶，每桶增幅23美元。[51]兩次石油危機後，原油價格開始下跌並一直在低位徘徊。但2002年以來的油價出現強勢上揚趨勢，到2005年原油價格從2002年初的不足20美元/桶上漲到每桶60美元，到2006年7月漲到每桶69.8美元，增長了3倍多（參見圖終9）。

  從漲跌周期特點看，兩次石油危機時期分別為6個月和4個月，具有暴漲暴跌特點，屬於典型的「急性」漲價。而本輪油價的漲跌則持續7年之久，並呈漸進式特點，屬於典型的「慢性」漲價（參見表終1和圖終9）

  圖終9 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幅度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 2007年》，行政出版社，2007年5月，第3頁。

  三次油價上漲的背景、特點、幅度雖然不盡相同，但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物資的石油在其價格上漲後，勢必會波及與之相關的諸多產業，並影響經濟。IEA在分析原油上漲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中，曾認為每桶原油價格當從25美元漲到35美元（漲10美元、漲幅40%）時，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將減低0.4百分點。[52]那麼，本輪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的衝擊，果真如IEA所預測的那樣嗎？

  （二）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影響的數位化解讀

  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由於作為產業波及源的石油價格的上漲，很快通過「價格聯繫」傳導到其他產業，產生了嚴重的惡性「產業關聯效應」，並造成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的巨大衝擊。從衡量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指標——鋼鐵產量以及航運貿易量看，1974—1975年的鋼產量從最高峰迅速滑落了近15個百分點，1975年的世界貿易大幅下降，降幅6個百分點。[53]而且，「對絕大部分發展中地區來說，石油危機意味著發展的結束，金融業和農業也無法改進，使很多地區的人們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54]

  但是，通過比較表終2中實際經濟增長率、一般消費者物價指數、工礦業生產指數、完全失業率、貿易收支等指數可看出，本輪油價高漲既沒有給日本經濟造成嚴重的「經濟滯脹」、引發社會混亂，也沒有出現特別明顯的經濟衰退。相反，伴隨油價上漲日本經濟不僅走出了「失去的10年」的窘境，還出現了戰後日本經濟史上循環最長的景氣。[55]顯然，本輪油價上漲所產生的惡性「產業關聯效應」及其對日本經濟的衝擊與兩次石油危機時相比甚是不同。

  表終2 兩次石油危機與本輪油價上漲對經濟影響情況的比較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5月，第8頁。

  從「經常收益」[56]和「消費者物價指數」[57]這兩個「產業關聯效應」指標進一步分析和研究三次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的不同影響時可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是，從經常收益上看，在兩次石油危機時都分別出現了明顯下降。1974年比1973年減少了27%,1975年比1974年減少了33%，第二次石油危機後的1981年、1982年比各自的前一年分別減少了8%和4%。[58]另一方面，雖然在2002年油價持續上漲，但經常收益卻連續4年都呈現遞增態勢。2004年比2003年增長28%,2005年比2004年增長12%。2005年度的經常收益達到了51兆6926億日元（比前年度增加15.6%），刷新了泡沫景氣時的最高值，成為歷史上經常收益的最高點。顯然，該時期日本經濟受高油價的影響有限。二是，從物價上漲指數看，2003年度、2004年度和2005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分別為-0.2%、-0.1%、10.1%,[59]呈現出了不升反降的態勢。相反，在兩次石油危機時，消費者物價指數出現明顯上升。需指出的是，雖然對消費者物價指數有限，但是國內生產物資的物價指數，因原材料價格、中間材料[60]價格以及生產成本的提高，導致在2005年7月比1990年3月上升3.8%。

  圖終10 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和經常收益的推移

  註：經常收益是指企業的經常收益。

  資料來源：財務省調查統計部調查統計課：《法人企業統計》，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2003年、2005年、2006年版中的相關數據製作而成。參見資源能源廳網站。

  若再深度分析日本的物價指數，可發現從2002年國際原油上漲以來，能源產品中除汽油價格有小幅波動外，電力價格和燃氣價格（天然氣、煤氣、沼氣等）非但沒有和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同步上漲，相反還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和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電力價格和燃氣價格都是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而上漲的，即「聯動效應」。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電力和燃氣價格出現明顯的拐點，下降的趨勢一直持續，直到2005年仍呈現下降趨勢（參見圖終11、12）。

  圖終11 電力平均價格推移

  圖終12 燃氣平均價格推移

  :1.:《EDMC/·（2007 資料來源依據 能源經濟研究所 能源 經濟統計要覽 年版）》（節能中心，2007年2月，第50—52頁）;2.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5月，第6頁）相關數據製作而成。

  另外，日本在本輪油價上漲中所多支付的費用並不是很多。如圖終13所示，2005年度日本多支付的費用為3.6百萬日元，占同年度的GDP的0.7%。與此相對，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的1974年多支付費用為GDP的2.8%（3.8百萬日元），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的1980年多支付費用占GDP的1.8%（4.4百萬日元）。[61]可見，2005年與前兩次石油危機相比較，無論是所占GDP比例，還是總金額都偏低。比較第一次石油危機和第二次石油危機，雖然1980年的多支付的費用高於1974年，但是其所占名義GDP的比例要低於第一次石油危機。

  圖終13 因油價上漲而多支付的費用的比較

  資料來源：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2007年版 」，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第11頁。

  總之，上述主要經濟指標表明當前國際原油價格的攀升，並沒有給日本經濟帶來像兩次石油危機時期那樣「產業關聯效應」和「經濟停滯」。可見，日本經過兩次石油危機的歷練，應對能源危機的「免疫力」在不斷提升，舒緩油價上漲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力」亦不斷增強。

  （三）日本應對油價攀升的數位化解讀

  當油價上漲時，作為產業波及源的石油產業的波及路線，無論是在兩次石油危機還是本輪的油價上漲時，其表現都為單向波及、雙向波及、逆向波及、順向波及、直接波及和間接波及等諸多方式。因此，在解讀油價上漲對日本經濟不同影響時，很難從波及傳導方式上進行甄別。

  但是，儘管波及傳導路線相同，但在其路線背後卻存在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係數、石油依存度、能源消費原單位、能源消費結構、能源彈性係數等可以量化的指標參數，通過比較和分析上述指標參數，是可以詮釋日本是如何化解、分散、對沖和轉化高油價帶來的高風險。

  第一，從日本的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關係看，日本的能源效率在兩次石油後有大幅提升。能源消費的規模是由生活、經濟活動決定的，但另一方面，生活和經濟活動又受能源的制約。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必然帶來能源消耗的增加。日本的經濟規模（GDP）不大時，總體上能源供給和需求也小，反之則會增大。但是，經濟規模和能源最終消費之間的幅度卻是變化的。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前，經濟規模和能源最終消費間的夾角度，相對於1973年後則很小，而且，從1965年開始逐漸逼近實際GDP，二者間的夾角越來越小。而1973年後，二者出現背離，夾角越來越大，這充分說明日本能源效率在1973年後在不斷提高。

  另外，從最終能源消費和一次性能源總供給的夾角看，1965—2004年間的夾角，也是在逐漸放大，即1973年前能源轉換損失率為35%，但在之後的30年間縮小到了30%左右，[62]這體現了日本從一次性能源向消費利用的最終能源（二次能源）轉化時能源損耗量在逐漸降低。

  從圖終14中，還可以看到在196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期間，一次性能源總供應曲線和最終能源消費曲線比實際GDP曲線的上揚角度要大，表明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費才能維繫。該趨勢在1974年出現拐點，一次性能源總供應曲線和最終能源消費曲線總體上出現緩慢增幅，與實際GDP曲線開始出現明顯夾角。可見，在保持經濟增長不變的條件下，能源的投入量在不斷減少。能源消耗量的減少，也就意味著能源成本支出在減少，這在某種程度上部分抵消了石油價格的上漲。

  圖終14 日本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總體趨勢圖

  註：1965年—1979 年的實際GDP 是以1990 年為標準、1980—1993 年度是以1995年為標準、1994年—2004年是以2000年為標準。資料來源：根據資源能源廳《綜合能源統計》，內閤府《國民經濟計算年報》中相關數據統計算出，具體可參見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網上的相關資料。

  第二，從日本石油依存度以及能源消費原單位的推移看，石油的使用效率在不斷提高，進口量比重也在逐漸下降。如圖終15所示，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石油在能源總消費中所占比例最高值達到77%。之後以石油危機為契機，日本大力推行「脫石油」政策，並開始大量使用煤炭、天然氣、原子能，到2005年石油比重降至49%，下降28個百分點。另外，從能源消費原單位看，1973年度生產1日元的實際GDP需要1.62g，到2005年度降低到了1.05g。[63]可見，在石油危機後的35年間，日本能源消耗的原單位減低了35%左右。

  在能源消耗原單位中，以製造業的能源消耗最為突出。如圖終16所示，第二次石油危時的鋼鐵、混凝土、造紙業以及纖維的單位能源消耗與第一次石油危機相比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到2005年時又比第二次石油危機有明顯下降。其中，造紙業、板材業的能源效率不及第一石油危機時的50%。

  圖終15 日本石油依存度以及能源消費原單位的推移

  資料來源：依據1.資源能源廳：《綜合能源統計》（通商產業研究社，1996—2006年版）中綜合能源供需平衡表；2.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統計要覽》（節能中心2006年版、2007年版）中能源和經濟統計篇中的數據製作而成。

  圖終16 日本製造業能源原單位的推移

  資料來源：根據資源能源廳《綜合能源統計》（通商產業研究社，2007年版）中的數據製作而成。

  日本的發電產業和城市燃氣產業，是石油依存度明顯下降的主要部門（如圖終17）。在發電產業的石油依存度從1973年的71%，下降到2005年的11%以下，[64]取代石油的煤炭、天然氣和原子能的比例分別從1973年的5%、2%、3%，上升到2005年的26%、24%、31%，上升速度令人驚嘆。同期城市燃氣中的石油依存度也從46%降到了6%，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氣，從1973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94%。顯然，這樣的能源消費結構及其趨向，即使在高油價到來之際，因為石油的使用量很少，所以也就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和規避石油攀升給國民生活、產業用電成本帶來的負面影響和風險。

  圖終17 發電原料的構成（左圖）以及城市燃氣原料的構成（右圖）

  資料來源：此圖是依據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電力·燃氣事業部（1998年前是由資源能源廳公益事業部編寫）:《電源開發概要》（澳村印刷出版社，1983—2006年版）中的相關數據製作而成。（參見資源能源廳網站：。

  第三，日本能源自主開發比率在不斷上升。日本海外原油自主開發率從1970年的10%，到2005年達到了16%左右，石油海外自主開發量也從1970年的2億KL增加到4億KL。[65]日本在2006年出台的《新國家能源戰略》中又提出「爭取到2030年，把原油自主開發比例由目前的15%提高到40%」。[66]這就意味著隨著日本海外自主開發比率的增加，其石油進口的話語權就會隨之增強，進而不僅可提高進口石油的安全係數，還能部分對沖油價上漲所帶來的風險。

  第四，從能源彈性係數上看，日本節能政策的成效在日漸凸顯。從某種意義上講，能源消費彈性係數越大，意味著經濟增長利用能源效率越低，反之則越高。日本的能源消費彈性係數，在1965—1970年間一直都大於1，年平均能源消費高達14.2%。其中，產業界為15%、民生部門為13.1%、運輸部門10.9%。[67]這表明日本在石油危機前並沒有對能源效率加以足夠的重視，而是一味地、盡情地消費廉價、豐富的石油等能源。以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1975年後的能源彈性係數越來越小，在2000—2004年間降到0.05%（參見表終3）。顯然，這是日本能源效率提高和節能政策發揮效用不無關係。

  表終3 日本最終能源消費的GDP彈性係數

  註：此表省略了1991—2000年間的數據。

  ::《 2004》,,2006,57。資料來源資源能源廳 能源 能源論壇 年第 頁綜上所述，本輪石油攀升並未給日本經濟造成像石油危機時期那樣的嚴重衝擊，主要原因是日本在石油的「量」和「質」等方面與兩次石油危機相比有了很大變化。「量」分為「減量」和「增量」兩個層面。「減量」是指日本在石油危機後，通過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減少了對石油的使用，其表現指數是石油依存度。石油依存度越低，表明石油消費越少，進而會相應「弱化」和「緩衝」油價上漲風險；「增量」是指日本在石油危機後，通過海外能源投資，增強石油自主開發，其表現指數是石油自主開發率。自主開發比率越大，表明石油國產化量就高，從而會部分「對沖」和「轉嫁」油價上漲風險。「質」是指石油危機後，日本通過提高節能技術，不斷提升石油利用率，其表現指數是能源彈性係數、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石油消耗原單位等。石油利用率的提高則會減少石油消費，從而相應地「舒緩」和「稀釋」油價上漲風險。

  可見，上述諸石油經濟指數的變化，折射出的是日本「弱化」「對沖」和「稀釋」油價上漲風險的過程，而該過程起到了「淡化」石油與其相關產業的「價格關聯效應」的作用，同時其作用結果亦是日本在石油危機後制定和實施各種能源政策的成效積澱。因此，通過分析和研究日本應對石油價格風險及其效果的數據，可以看出「石油價格風險是可以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予以降低和規避的」，這為「能源約束型國家」選擇適宜的制度安排和行動路徑提供寶貴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

  （四）日本能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思想與啟示

  通過分析上述主要經濟指標，可看出能源約束問題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影響因其「免疫」能力的增強趨於「軟化」和「弱化」。那麼，戰後以來日本規避能源約束的政策設計有哪些可資借鑑的地方呢？

  其一，構建蛛網形狀的能源供應鏈條。日本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力求能源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優化組合、有效配置，從而促使本國能源的「存量約束」轉向「流量約束」。日本為確保持續、穩定和安全的能源供應，以能源外交為槓桿，以能源進口源多元化政策、能源種類多樣化政策和能源進口方式多渠道政策為基本方針，構築成了能源全球化戰略。目前，日本在東北亞地區，與俄羅斯達成了原油輸管道鋪設的協議；在東南亞地區，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簽署能源合作框架協議；在中東地區，與沙特、科威特等主要產油國簽訂了能源穩定供應合同；在北美地區，日本與美國和墨西哥簽訂能源安全合作協議，等等。[68]

  日本構築蛛網形狀的供應鏈條的全球化能源戰略，對海外能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能源政策取向的「鐘擺效應」。「鐘擺效應」[69]是指戰後日本為應對不同階段的能源問題所制定和實施的能源政策取向總是在「國家管制」和「市場機制」間倚重選擇、左右擺動。戰後初期，日本為解決能源供應短缺的問題，沒有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而是運用國家權力採取「行政手段」，對煤炭、石油、電力等能源的生產、流通、價格、分配、消費等環節進行了類似戰時統制經濟的管制；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能源需求量急劇增加，在可獲得海外豐富、廉價石油的背景下，日本放鬆了對能源產業的高度管制，並制定了原油進口自由化政策謀求擴大供應量；兩次能源危機期，日本重新通過倚重行政手段加強了對能源流通、價格、分配以及消費的管制，來抑制能源需求，降低能源消費量；在能源形勢穩定期，日本再次通過制定和實施「規制緩和」政策，逐漸放鬆了對國內能源市場的國家管制，通過倚重市場化手段以提高能源消費效率，謀求資源有效配置自動平衡機制的構建。

  日本應對不同能源形式約束的能源政策取向及其設計思想是多元化的，既考慮對能源市場的培育，又考慮對能源市場的駕馭，同時又兼顧對能源污染的控制，其解決方式兼用市場手段和國家管制，同時又有所倚重。因此，一國的能源政策體制不能墨守成規，要適時進行創新和變化，既不能持續停留在國家壟斷經營上，亦不能追求完全放開的市場。

  其三，能源政策中的「官民並舉」機制。日本無論是在外交還是內政等方面都特別注重發揮民間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日本在能源政策的制定、實施過程中，通過「官民並舉」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會的物質資源、社會資源以及精神文化資源，力求形成共同應對能源風險的社會格局。日本在能源政策制定前，為了廣泛吸收和採納民間的意見，專門成立由產、官、學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參加的各種能源審議會、綜合能源調查會，此舉既保證了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又得到了民間的廣泛理解和支持。如日本「官民並舉」式的能源儲備政策，不僅將政府無力承擔的龐大儲備成本進行了社會化分攤，還達到了分散、舒緩能源約束風險的功效。

  其四，把能源危機管理納入常態管理中。以20世紀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為契機，日本對能源政策內涵，有了新的詮釋和解讀，即必須把對能源危機的「無序」的「應急」管理納入「有序」的「預防」管理和常態管理之中。對此，日本制定石油替代、節能、新能源開發、能源儲備、調整產業結構、能源進口多元化、核電立國等行政政策，頒布實施《節能法》《能源儲備法》《新能源利用法》等法律政策。上述政策法規不僅為日本應對能源危機的突發性提供了政策支持，促進了各級政府、社團和社區甚至公民個體在危機管理中能夠積極參與，還能夠在常態的政策運行中得到漸進式地釋放和舒緩能源風險的破壞影響。

  綜上所述，日本國內能源雖然極其匱乏，但是在內政和外交上通過能源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不但規避和解決各時期出現的能源問題，舒緩與釋放能源「瓶頸約束」，還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從事實上證明日本對外能源的高依存度，並未給其帶來真正的、事實上的高風險。日本應對能源「約束」的政策策略及其效果不僅糾正了「能源對外依存度高則風險度高」的絕對化認識，還進一步論證了「一國的能源稟賦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並不能直接等同」「能源約束是可以通過政策設計進行解決的」的觀點。

  注釋

  [1]分析和研究日本能源政策，可得到經驗與教訓兩方面的啟示。這裡主要從經驗角度關注了日本規避能源約束的政策策略，而從教訓角度對其政策的分析和解讀並未涉及。

  [2]本書只對煤炭的應對策略進行了論述，有關石油、電力方面的應對措施，可參見尹曉亮：《戰後初期日本解決能源供應危機的政策設計》,《日本問題研究》,2011年第2期，第43—48頁。

  [3]主要內容：緊急增加煤礦勞動力、確保煤礦用糧以及生活必需品、增加礦工工資、提高煤炭價格、擴大煤礦融資等。參見日本能源研究所：《戰後能源產業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86年，第288頁。

  [4]主要規定有：確保煤礦工人的糧食配給；確保礦工工資水平；提高煤炭價格；積極向煤礦投資；確保坑木及工人住宅木材；政府可強制調配購買煤炭等。參見內閣制度百年編纂委員會：《閣議決定內閣制度百年史》下，內閣官房，1985年，第296頁。

  [5]該綱要的目標是通過提高礦工的勞動時間和強度謀求增加煤炭產量。參見有沢廣巳、稻葉秀三：《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第56-57頁。

  [6]大藏省財政史：《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東洋經濟新聞社，1981年，第324頁。

  [7]該調查團不僅是日本能源消費結構轉變的催化劑，也為日本怎樣制定能源政策、制定什麼樣的能源政策提供了參考。有關《歐洲能源政策的要點》的詳細內容可參考：1.歐洲能源政策調查團：《歐洲能源政策的要點》（調查報告），1961年7月6日。2.土屋清、稻葉修三：《能源政策的新展開》，鑽石社，1961年。

  [8]《貿易外匯自由化大綱》和《貿易外匯自由化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打破政府對商品進口的限制，取消原來的外匯配給制，為大量進口石油等能源解決資金問題，掃清制度上的障礙，標誌著日本對外貿易體制由原來的保護型向自由化貿易體制過渡。

  [9]日本政府於1961年7月設置了能源討論會，該會主要成員由能源專家、與能源相關的業內人士組成，其主要職能是以石油的進口自由化為前提，以集思廣益的方式，討論和研究日本的綜合能源政策，確立石油進口自由化之後的對策。

  [10]松井賢一：《能源——戰後50年檢驗》，電力新報社，1995年，第143頁。

  [11]當時，日本本國的石油企業有：出光興產、丸善石油、大協石油、亞細亞石油、東亞石油和日本礦業等，這些企業從資本和技術上都稍遜外國石油資本企業。

  [12]松井賢一：《能源——戰後50年檢驗》，第147—148頁。

  [13]石油礦業聯盟：《石油礦業聯盟20年的歷程》，石油礦業聯盟，1982年，第2—5頁。

  [14]通產省資源能源廳：《日本能源政策的歷程和展望》，通商產業調查會，1993年，第102頁。

  [15]1955年12月制定並頒布了《原子能基本法》和《原子能委員會設置法》，修改了《總理府設置法》，這三部法律被稱作原子能三法。詳見：資源能源年鑑編纂委員會：《2003-2004資源能源年鑑》，通產資料出版會，2003年，第657頁。

  [16]1960年代初，日本面臨著解決城市煤氣的供求矛盾以及由於煤氣的大量使用而帶來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作為解決方法，日本為了改變城市單一能源消費結構決定引進天然氣，使之朝著多樣化方向發展。

  [17]1973年11月9日，制定為在民間節約使用石油及電力的行政指導要領；1973年11月16日，制定石油緊急對策綱要；1973年11月16日，制定在政府機關對石油、電力等節約使用的實施綱要；1973年12月22日，制定「石油二法」;1973年12月24日，制定關於限制汽車使用的條例；1973年12月28日發布關於當前的緊急對策的說明；1973年12月至1974年2月，三木武夫特使、中曾根通產大臣、小坂特使先後三次訪問了中東產油國，共承諾包括民間貸款高達5060億日元，促進了日本與中東國家的經濟交流；1974年1月11日頒布石油及電力的節減要領。

  [18]寶利尚一：《日本的中東外交》，教育社，1980年，第26頁。

  [19]1974年11月15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在巴黎通過了建立國際能源機構的決定。同年11月18日，各方簽署了《國際能源機構協議》。

  [20]日美間的《日美間在規制及安全研究領域內技術信息交換協定》《ROSA—IV計劃日美研究協定》《高溫燃氣爐研究開發協定》等；日德間的《日德輕反應堆安全合作協定》《NSRR/PNS日德共同研究協定》《日德高溫爐合作協定》《ROSA—IV計劃日美研究協定》等；日法間的《日法輕反應堆安全合作協定》《NSRR/PNS日法共同研究協定》《ROSA—IV/BETHSY—CATHARE計劃研究協定》等。

  [21]資源能源年鑑編纂委員會：《2005—2006資源能源年鑑》，通產資料出版會，2005年，第21—774頁。

  [22]經濟發展（ Economic Growth）、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與環境保護（ Environment$ Protection）由於其英文字母的都有E，故稱為3E。

  [23]供應目標主要包括：（1） 開發、利用石油替代能源的種類；（2） 各種替代能源的供應數量和目標；（3） 其他石油替代能源（太陽能、液化煤炭）的說明。詳見：資源能源年鑑編纂委員會：《2003—2004 資源能源年鑑》，通產資料出版會，2003 年，第657 頁。

  [24]日本法律第37號《促進新能源利用的特別措施法》第6條，1997年4月18日。

  [25]新能源的利用方主要是指企業界、國民、政府以及公共團體。對於企業界而言要儘可能的加強對新能源的利用，並結合自身情況制定新能源導入計劃；對於政府和公共團體而言，要盡最大可能為新能源創造和擴大初期需求，積極推進新能源相關設施的建設和利用；對於國民而言，要儘可能消費新能源。新能源供應方主要是指新能源的製造者以及新能源相關設備的進口者。

  [26]茅陽一：《能源的百科事典》，丸善株式會社，2001年，第415頁。

  [27]五個子目標分別是：① 節能目標；② 降低海外石油依存度目標；③ 降低運輸部門石油依存度目標；④ 核能發電目標；⑤ 提高海外資源開發目標。參見：經濟產業省：《新國家能源戰略》，經濟產業省，2006 年5 月，第24—26 頁。

  [28]經濟產業省：《新國家能源戰略》，第24—63頁。

  [29]經濟產業省：《新國家能源戰略》，第54—58頁。

  [30]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6年版 附件資料》，行政出版社，2006年，第62—63頁。

  [31]資源能源廳長官官房綜合政治課：《綜合能源統計》，通商產業研究社，2006年，第193頁。

  [32]另一奇蹟是日本戰後以兩位數速度持續長達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

  [33]國際石油開發公司是作為日本政府的「國策企業」於1966年設立的，日本經濟產業省持有36%的股份，政府控股的石油資源開發持有12.9%的股份，屬於國有控股企業。帝國石油公司是1941年作為日本國策企業設立的能源開發公司，但現已改組成為純民間上市公司，是日本第三大石油資源開發企業。兩家公司合併之後的公司名稱為「國際石油開發帝石持股株式會社」，其資本金達300億日元，每天可生產50萬桶石油，約相當於日本每日進口原油的10%。

  [34]經濟產業省：《新國家能源戰略》，經濟產業省，2006年，第26頁。

  [35]田中景：《穩定增長階段的日本經濟》,《現代日本經濟》,2007年第1期，第19頁。

  [36]「陽光計劃」，日本為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於1974年7月公布的國家計劃。其目的是為了確保自身能源的穩定供給，不斷擴大開發利用各種新能源，尋找可以替代石油的燃料，並緩解化石能源對於環境的污染。

  [37]日本新能源綜合開發機構官方網站《資料資料庫》，參見：。

  [38]獨立行政法人 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網站：。

  [39]日本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統計要覽》，財團法人節能中心，2007年，第162頁。

  [40]日本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統計要覽》，第178—188頁。

  [41]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14頁。

  [42]經濟產業省：《新國家能源戰略》，經濟產業省，2006年，第12頁。

  [43]日本在此海域除打擊海盜外，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有為防範國際衝突而作的未雨綢繆。因為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誰就扼制住了中國的能源通道，就隨時能對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實現非常有效的遏制。

  [44]張永興：《亞洲反海盜信息交流中心強調繼續加強反海盜活動》，新華網：

  [45]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149頁。

  [46]經濟產業省網：《新國家能源戰略》,。

  [47]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74頁。

  [48]蘇東水：《產業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4頁。

  [49]一般認為有5次油價上漲：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油價上漲、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油價上漲、海灣戰爭時的第三次油價上漲、1999—2000年時期的油價上漲、2002—2008年時期的第5次油價上漲。但是，為了便於比較，本文所言及的三次油價上漲是指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與21世紀初的油價上漲。

  [50]肖漢平：《油價上漲對全球經濟的衝擊：理論、經驗與對策》，中國石油和化工經濟分析，2006年第8期，第51頁。

  [51]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 出版部，2007 年，第3 頁。

  [52]「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igh Oil Prices o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May 2004 ,。

  [53]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World Steel in Figures.Brussels, 1991; Fearnley?s World Shipping（annual reports）.oslo。

  [54]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149頁。

  [55]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7 頁。

  [56]日本的「經常收益」顧名思義，其意思是「經常項目的利潤」，並不包括本期臨時發生的利潤（或虧損），因此，它不等於「利潤總額」。在日本，利潤總額是經常收益±（特別利益-特別損失）。

  [57]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作用：（1）反映通貨膨脹狀況。（2）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動。（3）反映對職工實際工資的影響。CPI穩定、就業充分及GDP增長往往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

  [58]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13 頁。

  [59]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 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 年，第8 頁。

  [60]「中間材料」（ Intermediate Goods）在日本是指產品在投放到消費者手中之前，稍微進行加 工、就能增加附加價值的中間產品等。如建築用建築材料、企業用得的消耗品、包裝材料、容器等。

  [61]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7年版」，山浦印刷（株）出版部，2007年，第11頁。

  [62]経済産業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6 年版」，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2006年，第150頁。

  [63]日]日本エネルギー経済研究所.エネルギー· 経済統計要覧[M].日本：省エネルギーセンター,2007∶3。

  [64]河野敏鑑：「産業連関表から見た省エネルギー社會の姿」,Economic Review,2008年，第96頁。

  [65]尹曉亮：《日本構築能源安全的政策選擇及其取向》,《現代日本經濟》,2008年第2期，第21頁。

  [66]経済産業省：「新·國家エネルギー戦略」，経済産業省，2007年，第26頁。

  [67]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2004」,エネルギーフォーラム,2006年，第57頁。

  [68]經濟產業省：《能源白皮書2009年版》，第209—216頁。

  [69]本文所言及「鐘擺效應」只是描述的一種狀態，而且每一次「鐘擺」並不是簡單的重複和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