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初期對戰前歷史教科書的認識與處理

  二戰結束後，在反法西斯盟國剷除日本軍國主義的方針下，日本文部省於1945年9月20日下令刪除「強調國防軍備的教材、戰意昂揚的教材、妨礙國際親善的教材、伴隨著戰爭結束而明顯脫離現實情況的教材等」[81]。各學校根據該指令將戰前教科書中的上述有關內容用墨汁塗黑，即「塗改的教科書」。但是，日本戰前的教科書中，尤其是修身、歷史、地理教科書中充斥著軍國主義、皇國主義的內容和思想，單靠塗改根本無法解決問題。於是，1945年12月，盟國占領軍總司令部（GHQ）下令停止了修身、日本歷史、地理三門課程，並要求立即收回上述三門課程的教科書和教師使用的參考書。直到1946年10月12日GHQ才允許重新教授日本歷史，但條件是只能使用GHQ承認的教科書。

  

  GHQ下令停止日本歷史課，是基於對戰前日本歷史教育的深刻認識。1945年12月31日《關於停止開設修身、日本歷史、地理課之件》開頭即指出：「日本政府將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的觀念編入某種教科書，為了將要課之於學生的觀念植入學生頭腦而利用了教育，鑑於此下發該指令」[82]。1946年3月的美國對日教育使節團報告書中，更明確地揭示了戰前日本歷史教育的問題之所在：「歷史和地理通常是為使學生認識自己所處的時空位置而開設的課程。即歷史和地理是要發展學生對歷史的展望、對周邊自然環境的認知、進而對其身處環境與其他世界之關係的認識，給他們以客觀的基礎。日本在講授這兩個科目上，強調與此不同的觀點，即有意識地把有記載的歷史和神話混同起來，把地理看作是防衛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自我中心。在日本典型的教學科目中，歷史課與地理課作為客觀學科受到很大的輕視，但在政治的、軍國主義的說教中卻發揮了重要作用。教科書的相繼修訂是隨著國家政策的演變進行的。從最近一次於1939年修訂的教科書看，其內容帶有嚴重的危害性。」[83]該報告書同時建議重新編寫教科書，並且要用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歷史觀來編寫，應把客觀歷史與神話區分開，與外國神話同樣，把日本神話作為文學予以保存。

  日本教育一線的教師對上述認識抱有同感。1946年5月，文部省公布的一份對各地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調查表顯示，所有答卷均認為國史教科書是有必要的，但同時也認為需要進行如下修改：必須拋棄日本中心主義的、自以為是主義的觀點，建立基於正確史實的國史；改變皇國歷史使命的思維，營造制定新國史的氛圍；要將神話與歷史分離，將神話作為美麗的傳承寫成兒童讀物；神武以前的記述一時難以確認為史實因此不需要，等等。[84]

  日本政府的公開文件中也闡述了戰前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1946年10月公布的新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方針中規定：「省略神話傳說，更科學地記述。例如不再記述高天原、天孫降臨等，而是通過貝塚、古墳等證據實證性地記述『上古生活』，這種客觀的、科學的態度貫徹始終」，「不僅站在狹隘的日本立場，而且站在更廣闊的世界立場」。[85]同年11月9日的文部省通知《國史教學的指導要點》中也明確指示：神話、傳說沒有必要與歷史事實混同，不寫入教科書；對日本民族的由來不作神秘的解釋，其產生及發展經過尚未成定論，因此不要妄斷；對日本國家的起源要進行學術的、客觀史實地敘述。[86]

  戰後初期美國為首的占領當局、日本政府、日本教育一線教師對戰前歷史教育的認識和處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戰後日本將戰前的教科書國定製改為由個人或團體自由編寫、後經文部省檢定的檢定教科書制度，並刪除了有關軍國主義、皇國主義以及神話傳說的內容；而且，新教科書中也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載，例如，文部省1947年出版的師範學校用《日本歷史》便記述道：「中國的抗戰以日本軍在南京的殘虐行為為契機而激化」；和歌森太郎等編的《高校日本史》（實業之日本社）中記述：「『南京暴行事件』等日本軍隊的掠奪與暴行，留下了世界性的惡名」。但是，戰後初期的民主化教育改革是在美國主導、民間教育人士支持下實施的，日本政府的態度始終是被動的、保守的。因此，當占領結束以後，日本政府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又趨於保守，導致了後來三次教科書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