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終身學習」政策的發端

  20世紀60年代中期，「終身教育」由國際社會首先提出。196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國際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召開大會，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處處長的保羅·朗格朗在會上提出了「終身教育」的提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曾任該校校長）波多野完治在上述會議上首次聽到「終身教育」這一「術語」[169]，回國後便將這一理念介紹到日本：1967年將朗格朗提出的「終身教育」提案以《社會教育的新動向》為題翻譯出版（教科文組織日本國內委員會），波多野完治1971年翻譯出版了朗格朗的著作《終身教育入門》（全日本社會教育聯合會1971年），1972年編著了《終身教育論》一書等。

  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中也開始引入「終身教育」理念。1970年5月，日本內閣會議批准的《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中，明確將「應對終身教育的施策」列為「教育與提高人的能力」的六大措施之四。[170] 1971年6月，中教審提出的教育改革最終報告《今後學校教育綜合擴充整備的基本政策》（「四六答申」）中提出：「從終身教育觀點對整個教育體系進行綜合整備」[171]。1978年9月，中央教育審議會下設「終身教育小委員會」，專門研究終身教育問題，並於1981年6月向文部大臣提交了諮詢報告《終身教育》，報告中將「終身教育」定位為「確立整個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172]。

  日本政府各部門也紛紛就終身教育展開調查，截止到1978年2月，日本政府各種審議會提交的有關終身教育的諮詢建議共41種，各省廳實施的相關調查40種；內容涉及社會教育、學校教育、體育、文化、校外青少年教育、幼兒家庭教育、職業培訓、企業教育、廣播教育、國民生活、休閒問題、婦女問題、老人問題、福利問題、人際關係、完善社會資本等。[173]地方政府也將「終身教育」列入教育計劃。到1978年，47個都道府縣及9個指定市中，有28個道縣市制定了與終身教育有關的計劃和項目。[174]

  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日本的教育決策中開始將「終身教育」轉換為「終身學習」。在終身教育這一概念導入日本以後，「最初對終身教育做出反應的是產業界」[175]，1972年3月，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發表的教育改革建議報告《新產業社會中人的發展——從長期觀點看教育狀態》中，首次明確將「終身學習」定位為教育改革的首要基本理念：「今後我國教育改革應該貫徹『終身學習』的基本路線……」[176]即「今後社會中，打破歷來劃一的學校教育，支持『自我啟發的終身學習』，是文教政策的基本理念。必須通過家庭、地區社會、學校、企業提供多種學習機會，迅速完善人們成長的環境條件。」[177] 1981年6月，中教審向文部大臣提交的諮詢報告《終身教育》中，也建議將「終身教育」置換為「終身學習」：「當今社會日新月異，人們為了自我充實、自我啟發及提高生活質量，要求適當、豐富的學習機會。這種學習，以個人意志為基礎，根據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手段與方法，並在一生中進行。從這一意義上講，稱其為終身學習是合適的。」[178]可見，「終身教育」與「終身學習」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被動意義的「受教育」，後者是主動意義的「要學習」。顯然，後者更能調動國民的學習熱情，更有利於「終身教育」政策的推進。

  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日本各級教育機構開始通過各種方式為社會人提供學習機會。一是高等教育機構接收社會人入學。立教大學法學部1978年7月宣布從1979年度的入學考試開始實行「社會人入學」， 1984年度招收社會人入學的大學有160所（占該年度大學總數460所的34.8%）、人數4578人（其中夜間就讀者89.3%），短期大學有194所（占該年度短期大學總數536所的36.2%）、人數2544人（其中夜間就讀者81.1%）。[179]二是為社會人舉辦公開講座。1986年度有338所大學（占該年度大學總數465所的72.7%）為成人、婦女、兒童、親子、職業工作者等舉辦了各種講座，聽講人數達33萬餘人；[180]高中也舉行開放講座，1980年有314所高中舉辦351場講座、聽講者15386人，1986年有640所高中（占該年度高中總數5491所的11.7%）舉辦895場講座、聽講者32011人，6年間舉辦公開講座的高中學校數、舉辦場次及聽講者人數，均成倍增加。[181]各種社會教育機構也積極為社會人提供各種學習機會，1987年度教育委員會、公民館、體育設施舉辦的各種學習班及講座的聽講者1807萬人，府縣及市町村相關部門舉辦的學習班及講座的聽講者1016萬人，民間文化中心的聽講者136萬人。[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