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育改革理論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的能力開發論、教育投資論、教育計劃論成為日本教育改革的主導理論。三種理論密不可分：人的能力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積極開發人的能力，而開發人的能力需要教育投資，要進行有效的投資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教育計劃。

  （1）人的能力開發論。

  60年代初，美國興起「人力資本論」，日本受該理論的影響，開始倡導「人的能力」開發論。196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5年的《中期經濟計劃》、1967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70年的《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均在「提高人的能力」的標題下闡述其人才培養要求，經濟審議會於1963年提交的諮詢報告的標題即為《經濟發展中人的能力開發的課題與對策》。

  日本政府之所以重視開發「人的能力」，是因為充分認識到人的能力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量的增加，以及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在於生產要素本身質的提高以及各生產要素結合方式的改善，即技術的進步。而且，任何一種情況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都是決定性的重要因素。」[139]《日本的成長與教育》中稱：「科學的創見、技術的熟練、生產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不亞於物力資本和勞動力的數量。這些新引起人們注視的因素，被稱為『人的能力』。」[140]正因為認識到「人的能力」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才強調：「當經濟增長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課題時，意在提高勞動力質量的人的能力政策，便成為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141]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提倡的「人的能力」，主要是指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能力。「我們的視點在於開發與經濟發展相關的人的能力。……我們在把人的能力作為勞動力來考慮時，將主要探討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142]「人的能力」又有國民整體的一般能力和高才能人力之分：「考慮現在我國人的能力培養問題時，首先重要的是提高國民整體的一般能力，……同時，直接領導經濟發展的人的能力——例如技術者、技能者等——進而高才能的開發，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43]高才能人力「指在經濟各個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領導經濟發展的人的能力」，即將來成為「創造自主技術的科技人員、吸收新技術並開拓市場的革新經營者、圓滿地處理複雜勞資關係的勞資領導者等」的優秀人才，「從某種意義上講，高能人才是社會資產」。[144]

  開發「人的能力」的主要途徑是教育與培訓：「人的能力開發政策的中心是教育訓練」[145]。而擴大教育訓練的措施主要有擴充學校教育、擴充職業訓練並使之體系化等。另外，為了更好地開發適應經濟發展的「人的能力」，還應該進行廣泛的產學合作，形成尊重能力的社會風氣和制度，摒棄偏重學歷的舊習慣。

  

  （2）教育投資論。

  開發人的能力需要大量經費，而教育經費的投入量、投入領域等問題，便涉及教育投資。教育投資論認為：第一，對教育的投資是與其他對物的投資相併列的。「經濟增長的因素……任何一種情況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都是決定性的重要因素。……為了提高勞動力質量而擴充教育訓練需要高額的經費，這種經費不僅在被支出時實現支出目的、發揮效果，而且在接受訓練的人長期的職業生活中發揮作用，貢獻於經濟增長。因此，這種支出不是消費，應被看作是投資。」[146]第二，對教育的投資是生產性投資：「如果『人的能力』在提高生產中的效果被大大肯定，當然應該積極地計劃提高人的能力。為此發揮主角作用的只能是教育。擴大教育規模、提高教育水平，需要增加其所需費用。因此，擴充教育經費，可以看作是提高生產的投資」。[147]而且，日本當時倡導的「教育投資」，是指國民收入中由國家及地方政府投入到教育中的費用，即對公共教育的投入。[148]

  教育投資論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問題：第一，「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及行政經費的比例。60年代初期，日本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其公共教育占國民收入及行政費的比例均居於前列，但1955年至1960年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文部省指出：「必須充分反省我國最近教育投資比重的停滯」[149]，即建議今後要加強教育投資。第二，中央與地方教育經費的負擔比例。

  1960年，日本公共教育費的48.4%由中央政府負擔，51.6%由地方政府負擔，而當時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是國家對教育經費的負擔將日益增加。[150]第三，教育投資在各教育階段的分配。文部省預測：今後世界各國的教育經費分配的重點將從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轉移。因此日本今後的課題是增加對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額、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151]第四，對職業訓練的投資。教育投資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職業訓練，「形成人力資本的投資範圍，包括提高勞動力生產率的所有支出，也與維持並提高健康、職業訓練、學校教育、成人教育、勞動力移動費用等相關。……關於職業訓練的投資也是數額巨大的，其意義很大。」[152]

  日本提出教育投資論後，日本的教育經費投入顯著增加。例如， 1955—196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82.8%，教育經費增加68.7%；而1960—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3.5倍，國民收入增加3.4倍，教育經費總額則增加了3.7倍，教育經費的增長幅度已經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及國民收入的增長比例。[153]可見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對教育投資的重視。

  （3）教育計劃論。

  60年代初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提出教育計劃問題，並於教科文組織本部設立了教育計劃部，於1961年度至1962年度組織了25個由經濟學者及教育學者組成的使節團到各國調查研究，並就教育計劃提供各種建議。196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部分官員以及當時一流的著名學者共同編寫了《教育計劃——及其與經濟社會之關係》[154]，系統介紹了教育計劃的意義、制定方法、注意事項等。60年代日本文部省官員曾經稱：「當今世界是『教育的爆炸性擴大』時代，是『教育競爭』的時代，也是『教育計劃』的時代。」[155]

  日本的教育計劃實踐早於國際社會的上述潮流。[156]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後，更加重視教育計劃問題：《新長期經濟計劃》（1957年）正式將教育問題納入計劃之內；文部省的《日本的成長與教育》（1962年）專辟一章，從教育投資的角度論述了「長期綜合教育計劃」；文部省還主持翻譯了上述教科文組織的《教育計劃——及其與經濟社會之關係》（第一法規，1966年）一書；此外，民間教育學者也出版了專門研究成果，如三井透的《教育計劃》（國土社，1957年4月）、清水義弘等的《教育計劃》（第一法規，1968年）等。

  「教育計劃是為了從量的方面實現教育政策目標的手續總稱」[157]，即為了實現某一教育政策目標而制定的一系列計劃。教育計劃應該包括教育人口的變動與預測、未來人才需要的預測、教育指標的設定、教育經費的分析與預測等內容。另外，從教育投資的角度來看，教育計劃應該考慮：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及政府行政經費中應占的比重、教育投資應側重的教育領域、教育經費的負擔者等問題。[158]

  戰後日本正式將教育問題納入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是1957年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教育在該計劃中被作為科學技術勞動力的供需問題提了出來，文部省為此制定了《科學技術者養成擴充計劃》。在整個60年代，日本的教育計劃都與經濟發展計劃緊密相連。例如，196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5年的《中期經濟計劃》、1967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70年的《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都列入了教育發展計劃。另外， 1955年以後，地方各府縣也紛紛制定教育計劃，從1960年到1966年，日本全國46個都道府縣中，有32個制定了教育發展計劃。[159]各種教育計劃的制定，保證了教育對經濟發展人才的有效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