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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教育指針》中的有關認識

2024-10-13 11:28:40 作者: 吳廷璆

  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日本文部省出版發行了《新教育指針》(共5冊),全面介紹了日本即將推行的民主主義教育的目的、重點、實施方法等。該書是為便於學校教師理解新的民主主義教育而編寫的指導手冊,雖然由日本文部省負責出版發行,但最初是由日本教育專家編寫、後經占領當局批准的。因此,該書中對戰前教育的評判,具有較高的權威性與客觀性。書中前兩章即為「日本現狀與國民反省」「消除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分別闡述了日本戰敗的原因、日本國民性的弱點、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的特徵等。

  第一,對日本戰敗原因的認識。《新教育指針》中指出:「在三年多的激戰中,我們全力而戰卻終究失敗。……日本陷入此種狀態的原因何在?又是誰的責任?誠然,是因戰敗而致,然回顧過去,此戰爆發事出有因,將國民引向戰場的領導者難辭其咎。……但領導者之所以犯錯誤,是因日本國家制度及社會組織存在各種缺點。進而日本人思維本身也存在諸多弱點。全體國民有必要就此深刻反省,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必須清楚認識這一點。」[23]「導致日本今天這種狀態的直接原因,在於最近領導者——作為戰爭責任者受到盟國及日本國民追究的人們——的錯誤,但導致這些人犯錯的是日本全體國民的上述弱點。從這一意義上說,戰爭責任應由全體國民來負,國民必須向世界真誠謝罪。」[24]這表明,日本政府承認發動戰爭的國家領導應該對戰敗負責,並明確宣布「戰爭責任應由全體國民來負,國民必須向世界真誠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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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對戰前日本國民性的缺點的認識。書中列舉了戰前日本國民性的五大缺點:(1)日本沒有完全革新,尚殘留陳舊的東西。日本一面攝取近代文化過著進步的新生活,另一面也保留著陳舊性、封建性;(2)日本國民未充分尊重人性、人格及個性;(3)日本國民缺乏批判精神,容易盲從權威;(4)日本國民缺乏合理精神,科學水準較低;(5)日本國民自以為是,缺少謙虛的態度。

  其中「日本國民缺乏合理精神,科學水準較低」一項中稱:「缺乏合理精神、易對權威盲從的國民,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即缺乏合理精神,因此科學性較弱。日本人中有少數科學工作者,但普通國民的科學文化程度較低。例如,以前的國史教科書中,將神靈孕育國土及山草樹木、大蛇尾部長出寶劍、神風吹來消滅敵軍等神話及傳說,當成真實歷史加以記述。而學生們對此並不質疑,也沒追究其真相與意義。接受如此教育的國民,手持竹槍向現代兵器挑戰,在門柱上張貼防彈護身符,相信神風會帶來最後勝利等……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即基於日本國民的這一弱點而產生。」[25]

  「日本國民自以為是,缺少謙虛態度」一項中則解釋道:「沒有拋棄封建心態的人,經常對上面毫無批判地盲從,而對下面則抱有自以為是的傲慢態度。自以為是的人,不具接受不同意見及信仰的謙虛態度。日本國民的這一弱點最近尤為明顯。政治家認為自己的政策最好而獨斷專行,壓迫反對者……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最終發展成日本全體國民錯誤的優越感。相信天皇是現人神而優於他國元首,認為日本民族是神生的特殊民族,日本國土由神所生,決不會滅亡,這種自豪便是國民優越感。最終在『八紘一宇』這一美麗的詞彙下,將日本統治施加於其他國民之上。民族有自信,國民熱愛國家,乃人之常情,無可非議。但因此而輕視其他民族,欲使他國國民服從自己,則是錯誤的。日本國民因為這種態度而失去了世界的同情,被孤立於國際社會。這是戰爭原因,也是戰敗的原因。今後在教育中,無論個人還是國民,要拋棄自以為是的心態,尊敬他人與他國國民,培養虛心聽取不同意見與信仰的態度。」[26]

  以上種種,較為客觀地分析了戰前日本國民性的缺點。但是,其中又明顯反映了日本統治階層的思維方式,即千方百計地掩飾自身統治的過失,並將責任推卸給國民。特別是沒有揭示出,正是由於戰前的歷任統治者刻意向日本國民灌輸了皇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教育,才導致了日本國民性的上述缺點。

  第三,對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特徵的認識。該書指出:「軍國主義是國家預想到戰爭而對軍備傾注了最大力量,並以此為中心整頓國內體制,對他國採用戰爭手段來貫徹本國的主張」。軍國主義的具體特徵是:(1)預想到戰爭而對軍備傾注了最大力量;(2)軍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也掌握政治上的實權;(3)經濟與軍備相結合,財閥容易與戰爭結合;(4)以戰爭為目的實行文化統制,壓制言論與思想;(5)通過戰爭解決國際問題。書中將「極端國家主義」解釋為:「過分熱愛自己的國家,在為了國家這一名義下,犧牲每個國民的幸福,並無視別國的立場」。極端國家主義的具體表現為:(1)將國家看得高於一切,為了國家而犧牲一切的「國家至上主義」;(2)國民懷有驕傲的心態,不利於國際友好。[27]可見,書中較為詳細地分析了戰前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的特徵,卻沒有提到「皇國主義」[28],甚至連有關天皇的具體內容也未出現。

  總之,戰敗後不久,日本政府在教育政策中曾經試圖「維護國體」,但隨著占領當局民主化改革的推進,1946年以後便不再公開提出天皇地位問題,轉而指出軍國主義與極端國家主義的特點,反省日本國民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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