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中的認識

  1946年3月發表的《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重點在於向日本方面提出建立民主教育制度的方針與建議，因此沒有多提「軍國主義」或「國家主義」（僅有7處），但在每項建議之前，均對日本戰前教育的相應問題進行了回顧。

  報告書的第一章「日本教育的目的與內容」中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即使其組織與教學規章不捲入極端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之中，而依據近代教育理論也理應加以修改。該制度為大眾和少數特權階級準備了不同類型的教育，是以高度中央集權的19世紀的教育制度為基礎的。……該制度通過規章、教科書、考試、視察等，減少了教師在工作中的自主機會。教育效果的評價，往往看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標準化和統一化。……無論文部省和地方官廳教育科的職員多麼有學識，都幾乎不具備有關教育與教學的專業訓練與經驗。其結果，是完全犧牲了社會各階層中的潛在才能。……忠誠心和愛國心未必是所有國民不期望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代價加以確保。以絕對服從和盲目自我犧牲來確保，未免代價太高。……在狹小的範圍內任用人才的官僚制度，阻塞了靠實際業績升遷的途徑，幾乎沒有調查研究的機會，並排斥來自外部的批判。這種排他性的官僚制度支配下的教育制度本身，自動失去了進步的條件。……舊教育是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其本質特徵是官僚主義。」[14]可見，該報告書客觀地認識到了戰前日本教育制度高度中央集權、絕對服從與盲目犧牲、強迫式的官僚主義等缺陷。

  隨後，報告書第一章中還指出了日本戰前的教科書、修身和倫理課、地理和歷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教科書指出：「日本教育使用的教科書，事實上為文部省所壟斷。小學教科書由文部省直接編輯，中學教科書在編寫後要接受文部省的審定。在我們的調查範圍之內，教科書的編制與選擇均未充分徵求教師的意見。……教科書根據國家政策的演變而相應修改，1939年修訂的教科書就被嚴重歪曲。」[15]這實際是指出了戰前日本國家對教育內容的統制。針對修身課指出：「日本各類學校中的修身課程，以培養順民為目的。眾所周知，日本通過忠誠心來確保秩序，這種努力得到社會上重要人物的支持，非常有效。其結果，這種手段最終與不正當的目的結合起來。」[16]針對歷史與地理教育指出：「通常，開設歷史和地理課，是為了使學生認識自己所處的時空位置。即歷史與地理給學生以客觀的基礎，使其回顧歷史，了解其身處的自然環境，從而進一步認識其所處環境與其他世界之間的關係。日本在講授這兩門課程時，強調了與此不同的觀點。即有意識地把有記載的歷史和神話混同起來，把地理看作是防衛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在日本典型的課程中，作為客觀課程的歷史課與地理課，其地位受到非常嚴重的輕視；但在政治的、軍國主義的教育中，卻發揮了很大作用。」[17]

  報告書第三章指出了日本教育行政上的缺陷，認為「在各種儀式、禮拜天皇像時使用敕語和敕諭，是過去統治學生思想感情的強有力手段，適應了好戰的國家主義目的……經驗證明，集權式的制度，很容易被制度內外的權力者所操縱，或者用於其私利。過去，日本學校制度經常成為批判對象。因為，整個制度中的各種重要地位，均被非教育人員、非專業訓練的人所占據；許多教員由內務大臣或其代理人任命並對其負責。……文部省是統治日本思想界的權力中心，該機構的權力有可能像以前那樣被惡用，因此我們建議削減其行政管理權。……學校組織受督學制度的強烈管制。……文部省的職能應該完全脫離內務省。」[18]

  以上說明，《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較為客觀地認識到了戰前日本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與問題，指出了戰前日本教育理念中過分強調愛國心的局限性、敕語及敕令對學生思想感情的統制、教育行政上的集權性與非獨立性、學校制度的特權性、教育內容劃一性、非客觀性與附庸性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