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初期教育政策中的天皇地位

  明治初期天皇在教育領域中的地位，是伴隨著天皇的政治地位開始的。1868年，日本開始推行明治維新。在明治政府所公布的國策綱領《五條誓文》中，明確宣布「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這實際上是將原本屬於教育範疇的「求知識」與天皇的政治統治緊密聯繫起來。因此，明治政府一開始便啟用宣揚「惟神之道」的國學（亦稱「皇學」）派，在教育政策中不僅強調天皇的地位，而且有將天皇神化的色彩。如1868年9月開設皇學所與漢學所的基本方針為：「一，辨國體、正名分；二，漢土西洋之學共為皇道之羽翼」。即意味著「皇道」為主而其他學問為輔。進而在皇學所內設立「皇祖天神大宮」，用來合祭天照大神等31個神位。當時具有近代意義的大學校，於1869年6月由昌平學校、開成所、醫學所合併而成，其規則中也明確寫道：「神典國典之要，在於尊皇道、辨國體，即謂皇國之目的、學者之先務」。該校於1869年8月舉行全校祭奠活動時，不是按慣例祭拜孔子，而是祭拜皇祖大神等日本諸神。此外，明治新政府還以天皇的權威對民眾進行教化。1870年正月，神祈省在全國開展「大教宣布運動」。在神祈官下達的《宣教使須知》中，更是要求「真正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為緊要之第一義也」。

  上述情況表明，近代伊始，日本教育便深受皇權因素的影響。但1869年前後，國學派與漢學派在相互論爭中均勢力衰退，明治政府遂啟用洋學派制定教育政策，並於1872年頒布旨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學制》。在《學制》公布及實施期間，雖然在教育政策中不再強調天皇的地位，但天皇依然多次出席各類學校的開學典禮並頒發敕語，天皇的權威依然顯現於具體的教育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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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以後，教育政策中又開始凸現天皇的地位。1879年廢除「學制」而頒布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教育令》，便是由天皇敕諭批准的。與此同時，以元田永浮為首的儒學復古派與以伊藤博文為首的開明派圍繞教育方針問題發生「德育論爭」，復古派最終以天皇名義發布了《教學大旨》（1879年8月），宣布「自今而後，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人人尚誠實之品行……」。開明派的伊藤博文雖然與復古派在具體的教育政策上存在分歧與矛盾，但並不反對天皇。伊藤針對《教學大旨》而起草的《教育議》（1879年9月）非但未否定《教學大旨》，反而在呈獻《教育議》時對天皇萬分恭敬。《教學大旨》公布後，天皇的權威開始向教育現場滲透。政府於1880年修改《教育令》，將修身課置於各學科之首，旨在加強「忠君愛國」的道德教育。1881年頒布的《教育令施行規則》中規定「教育之目的主要在于振作尊王愛國之志氣」，同年6月的《小學教員須知》中規定「教員尤應著力於道德教育，使學生忠於皇室、熱愛國家、孝敬父母……」。該「須知」的起草者江木千之稱：「此乃一變偏重智育、醉心歐美之教育，重回皇道主義之一大劃時代之舉」。

  可見，明治政府建立之後，天皇在教育領域中一直具有相當大的權威。而且，當兩派政治勢力的政策主張發生分歧時，論爭的結果是更加強化了天皇的地位與權威。而明治初期奠定的天皇在教育領域中的權威與地位，成為後來確立「敕令主義」教育行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