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幕末教育中的「武育」傳統

  德川時代，統治者尤其注重對武士階級進行「武育」，頗為重視武藝、武學。早在1615年，德川幕府以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名義發布的「元和令」（後幾經各代幕府將軍修改重頒，被稱為「武家諸法度」，共13條）第1條便規定：「文武弓馬之道，應專於相嗜。文左武右古之法也，應予兼備。」[40]然而，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曾一度採取文治主義，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則完全貫徹了儒教主義的教化方針，[41]導致武士間出現文弱之風。此後，德川吉宗在推行享保改革之際，著力於獎勵武藝、刷新士風、培養尚武精神；在此後的寬政改革、天保改革過程中，幕府也都致力於獎勵文武兩道，振奮士風。

  「武育」在幕府直轄學校、各藩校等統治階級的教育機構中也頗受重視。幕府直轄學校的最高學府昌平坂學問所便設有跑馬場。[42]各藩校則大都設有跑馬場、射箭場、游泳場等，在講授「四書五經」的同時，講授武藝，大多數藩校上午講授課程知識，下午傳授武藝，將文武兩方面的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幕府末期，各藩為了在全藩範圍內培養和選拔能夠主持藩政改革的人才，制定了「文武課業法」，規定藩士有義務入藩校學習，並根據藩士的俸祿詳細規定了每月必須入學的天數、應學習的文武內容等，規定不能完成藩校規定的文武課業者，將影響到就任或升職，有的還要削減其俸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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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育」也實施於武士的家庭教育。武家子弟不僅在學校教育機構接受文武兩道之教育，在其成長的家庭中也接受、傳授同樣的教育。例如，日本近代軍政兩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山縣有朋便「作為長州藩下級士族山縣有稔之長子，……自幼從父學習經史、和歌，從師學習擊劍、柔術、槍術，尤其槍術是獲得真傳的本領。」[43]山縣有朋後來在其《軍備意見書》（1871年12月）中開篇即指出：「……我邦從前……無文武之別……」。[44]

  「武育」還影響到平民階級的教育機構。寺子屋作為平民教育機構的主體之一，在江戶時代開始成為獨立的民間性質教育機構時，其開設者中便有武士，[45]其經營管理者、授課教師、開設者雖然絕大多數是農、工、商或醫生等平民百姓，但是也有武士經營寺子屋。武士開設平民教育機構，便必然將武家色彩帶入教育內容及管理方式中。

  幕末時期的學校論中也將「武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佐藤信淵在其《垂統秘錄》（1833年口述）中所論學校制度，主張小學成績優秀者繼續學習學問、武藝。[46]帆足萬里在其《東潛夫論》（1844年）中主張在江戶附近設立大學，該大學開設的四類主要課程便包括「兵學、武藝」（其餘兩類為漢學、史學）。

  日本著名教育史研究者海後宗臣在東京審判的證詞（1946年6月18日）中指出：「我認為要談日本的軍事教育，必須回顧一下歷史。歷史地來看，日本在80年前為武家時代，……其間所實施的教育以培養武士為根本，因此不得不說整體上具有軍事教育的色彩。明治以後的整個教育也繼承了武家時代的各種傳統，一般可以說是軍事性的。」[47]

  幕府末期，日本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威嚇下被迫開國，這促使日本朝野關注並重視西方軍事的發展。幕府曾經令1862年的赴歐使節團「要特別用心調查各國政事、學校、軍政」。[48] 1867年，加藤弘之（時任開成所教授）將德國人普洛克1862年出版的著作中的圖、表翻譯成《西洋各國盛衰強弱一覽表》，其中第五表詳細列出了西方主要國家的年度收入·支出、陸軍及海軍軍費、軍費在年度總支出中所占比例，並特別指出：「陸海二軍之費用，為年度支出之一部分，為諸費用中最重大者，特列舉之。」[49]

  在此前後，幕府及各藩積極地採取了近代軍事改革措施。幕府1842年起用幕府官吏江川英龍推行西式軍事改革，1853年至1867年陸續建立了擁有近代設備的江戶大筒鑄立場（鑄炮場）、浦賀造船所、石川島造船所、關口大炮製作所、江戶瀧野川火藥製造所等軍事工業基地。各藩也紛紛發展西式軍事，1851—1862年間，各藩共建造反射爐28座、築炮約360餘門。[50] 1864年12月，高杉晉作、伊藤博文、木戶孝允掌握了長州藩藩政後，啟用精通西方軍事的大村益次郎改革軍制：一律更換新式兵器；解散舊式軍隊，編成近代步炮兵，大名與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脫籍參加，並吸收農商出身的青年接受新式軍事訓練。[51]

  上述西式軍事改革要求各類教育機構大力培養精通西方軍事的人才，因而使「兵學」不斷發展。幕府首先頗為重視西式軍事教育。早在1841年，幕府官吏江川英龍便開始教授西洋軍事，其門人來自30餘藩，其中包括佐久間象山、木戶孝允等日後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要人物。幕府1854年開辦西式陸軍軍官學校的講武所（陸軍所），1855年在長崎設立「海軍傳習所」，1857年開辦軍艦操練所。其中，「海軍傳習所」學員由幕府及各藩指派，總計129人；講習內容包括數學、測量學、機械學、造船航海技術、炮術、地理、歷史及實際應用演習；幕府海軍將領勝海舟、榎本武揚等均畢業於該傳習所。幕府1862年派遣使節團赴歐洲時曾要求使節團購買「文武學校規則之書」。[52]

  各藩也重視「兵學」，並將其與本藩的軍事改革結合起來。薩摩藩早在天保改革（1830—1843年）時期便開始採用西式兵學製造大炮和火藥、設置炮台，島津齊彬繼任藩主後，更熱心於搜集、翻譯有關炮術、造船的西方書籍。福井藩1855年設立「洋書習學所」，吸納志願學習洋學者學習「兵法、器械術、物產、水利、耕織」等。佐賀藩1854年設立「精煉方」，研究以鑄造大炮為主的西洋炮術。長州藩曾設「西洋學所」研究兵學。[53]幕末時期，70餘所藩校開設的西洋學科中便包括兵學，有的藩專門設立了軍事藩校。[54]

  幕府末期，「（洋學）轉變為以研究西方軍事科學為主」[55]。1854—1868年間，有關軍事科學的譯著達262種。[56]各類洋學塾更起到了培養西方軍事人才的作用。佐久間象山於1848（嘉永元）年以後開設了兩所軍事科學方面的洋學塾。伊東玄朴在江戶開設的象先堂，培養出了日本海軍創始人之一的肥田濱五郎。緒方洪庵（1810—1863）在大阪開設的適塾（1838年）也培養出了諸多具有西方科學和思想的軍事家，包括日本陸軍創始人、明治政府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以及陸軍西化指導者大鳥圭介等。[57]

  幕末時期日本的「武育」傳統、西方「兵學」的發展，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發展的土壤。

  總之，日本幕末教育的封建性特徵、近代性因素以及武育傳統，都作為前近代教育的組成部分，成為日本近現代教育政策的基礎與源流。